我所認識的晚年李德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央樂團史》從事實出發，讓讀者看到指揮大師李德倫並不負面的形象。 ——————————————————————————– 近日有北京傳媒在沒有提出具體證據下指「許多看過」《中央樂團史》的，認為部分內容「與事實不符」，其中更引用了已故指揮大師李德倫的長女李鹿，批評書中關於老樂團改革的一段為「黑白顛倒、是非不分」，語氣異常嚴厲。據聞李女士認為父親遭抹黑，由此而大動干戈，口誅筆伐。 對於李家後人如此反應，實在始料未及。李德倫是我決定研究、撰寫團史的原動力。一句「中央樂團的四十年是鬥爭的四十年！」把我當頭棒喝，啟發了我步上訪查已經作古的樂團的十年「不歸路」。從一九九九年他在深圳和我首次見面時說的這句話，到二零零一年辭世，我有幸跟李大爺多次交談，包括一次在東單協和醫院的詳談。老人對各事的精闢回憶固然可貴，但更令我敬佩的是他從不迴避問題，也不報喜不報憂，而且鼓勵我，「要做便盡快做」，「歷史貴乎真實」，因此「要多聽意見」。 最令我對李大爺肅然起敬的，是他親筆提供給我的三位老樂團成員的名字，作為訪查的開始。後來才知道，李學全、章棣和、劉奇乃是聞名幾十年木管四大名旦當時尚健在的三位，而其中李、劉與李德倫持不同意見，都是反對一九九六年中央樂團改革的（巴松管首席劉奇反對實行藝術總監制最著名氣話是「總監，總監，就是總強姦！」普通話「監」與「姦」是諧音）。可見李德倫的胸襟是廣闊坦蕩的，並沒有因為自己當年支持改革而對著認識有如白紙一張的我進行引導性介紹。這也說明大爺對歷史的尊重，也願意坦誠面對。 李德倫雖然是樂隊指揮專業，但他原來在北平輔仁大學的本科是唸歷史的，因此懂得運用廣闊的歷史角度看問題。加上他本人博學大氣，不拘泥於小節，甚至曾為文自嘲：「為『曲高和眾』奔走逾半世紀，始發現仍在起跑線上。」老人不僅自嘲，也作反思，包括自己曾全力支持的改革。當年把中央樂團改名重組為中國交響樂團（國交）時他公開說：「現在許多人在罵我，說我支持拆散了中央樂團。但長期這樣下去，中國交響樂何時有出頭之日？」 然而三年後在醫院臥病在床李大爺對我說：「國交開始時搞得太厲害了，等於建立了一個新樂團一樣。但是老樂團作用也是蠻大的，一個樂隊經過多年的訓練，演奏是蠻有經驗的。現今的國交在業務的技巧方面，比以前好多了。但作為演奏藝術的創造來說還不足，還需要積累經驗。這方面老隊員是會起作用的。」後來當我把這番話轉述給老樂師們聽時，大部分都半信半疑地問：「他真的這樣說嗎？」 李德倫可以說為我撰寫團史立下一個很高的門檻，要用基於事實的史觀出發，客觀持平，我亦按著這個大原則進行研究、寫作。但很遺憾的是，大爺未有等及本書完成便辭世。然而我相信他是支持書中對大量樂團的人和事的敘述手法，都是經過多番考查核對、聽取意見而落筆的。 這便是為甚麼我難以理解上文提及李鹿女士對本書的批評，尤其是她指我「只選其中一部分實質上反對改革的少部分人的觀點作為他認為是正確的觀點給予評述」。很諷刺的是，李女士所指的「少部分人」包括她以為在維護的李德倫。 但理解到「愛之深、責之切」，也出於我對李大爺衷心敬重和感激李家對我寫作期間的支持，我不想對指責說得太多。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客觀的讀者從書中看到的李德倫並不如所批評的負面。正如現居台南的著名作曲家黃輔棠（阿鏜）在網上論壇中給李鹿寫道：「我讀完周光蓁的《中央樂團史》後，對令尊大人的尊敬，只有增加而無減少。書中的李大爺，雖然不是完人，但卻是有理想，有風采，有血、有肉，也有缺點的真人、活人。更重要的，他是為中國交響音樂事業奮鬥了一輩子，受了無數委屈與打擊，仍然不改初衷的可敬可愛之人。就這一點，您大可不必擔心此書會有損令尊大人之英名。相反，應該感謝作者，把令尊大人寫活了。」 而這也寫活了我所認識的晚年李德倫。 周光蓁，香港大學中國音樂史博士、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香港電台節目顧問、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演藝小組（音樂）成員、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著有《中央樂團史1956-1996》（香港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