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无需等到硅谷出现就已断定，有些地方将成为无形知识的中心。1890年，这位剑桥大学(Cambridge)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从事同一种技能型行业的人，彼此从行业区附近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成了公开之事……如果某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它会得到他人的采纳，并与他人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继而萌发出更多新思想。”马歇尔知道，你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会对你所学知识和所挣工资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到底是如何传播的，以及在哪些人之间传播。</P> <P>马歇尔着重阐述了思想如何在彼此类似的公司之间传播。然而，思想传播也存在其它看似合理的可能方式。《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就对思想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播更感兴趣，她列举出了伊达•罗森莎(Ida Rosenthal)发明胸罩、3M公司开发透明胶带等诸多例子。3M最初是一家矿业公司。</P> <P>还可能有更为寻常的因素对思想传播产生影响：或许创新型城市具有创新性，是因为它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就业岗位和劳动者，使每位劳动者都更容易找到理想工作。或许，城市居民变得更加聪明，只是因为他们周围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P> <P>最近，我重新注意到傅十和(Shihe Fu)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饶有趣味的工作论文。傅十和当时在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工作，现在则执教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他利用了1990年马萨诸塞州人口普查非常详细的数据，力求跟踪知识的“传播”；具体而言，他研究了各街区居民的工资数据，试图弄明白，他是否有可能遵循工资升高的模式找到知识溢出的证据。</P> <P>回顾一下4项可能假设：知识在行业内传播；思想在不同行业相互碰撞时萌发；接近大量聪明人士能促进人们增长见识，；还有，人们会从“高度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中受益，这样的市场会帮助他们找到理想工作。</P> <P>傅十和找到了证据，证明上述假设全部属实。但有趣的一点是，这些效应的作用距离和所影响的职业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在居民稠密街区的附近，工资往往较高，但一两英里以外，工资水平就降下来了。然而，多元化带来的雅各布斯式的好处，却可提升9英里（甚至更远）范围内的工资水平。管理人士可从上述全部4 种城市知识溢出中受益，而高科技劳动者尤其能够从马歇尔和雅各布斯描述的“思想传播”获利。对艺术家们有益的，则只有雅各布斯推崇的多元化。</P> <P>在我看来，傅十和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为其结论提供支持的数据已有近20年的历史。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是否已经改变知识在城市中传播的方式？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它们到底是如何改变的，却决非一眼就能看清的。毕竟，更先进的通信技术可能只是令财富和创新集中在数量更为稀少的、在全球居主导地位的中心。</P> <P>我对证据的解读是，技术并没有拉近距离——至少就思想传播而言是这样的。政治学家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经济学家尼尔•甘达尔(Neil Gandal)和马歇尔•范阿尔斯泰恩(Marshall Van Alstyne)在2007年进行的研究发现，电子邮件的真正价值似乎在于沟通同一间办公室里的同事。两年前，我曾介绍过谷歌(Google)的一项研究 ——当时该公司还算不上一家技术巨头。这项研究发现，若想预测哪些人知道哪些事情，最好的方法是了解他们身处何方。尽管互联网时代诞生了无数奇迹，地点仍然一如继往地重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