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时代”画像——读纪硕鸣、周东华新著《中国新政》

晚上10时许，你上街，可能是想去看场夜场电影；可能就是溜溜弯，散散心，白天被上司呵斥，心里烦闷，睡不着；也有可能只是想买包方便面，肚子饿了，来个宵夜；还有可能你想去上一回网，新近有一款游戏刚面市……突然，你被一群横眉立目的悍汉拦住，要看你的“良民证”。你说，哎呀，对不起，忘带了，问能否打个电话，叫自己的朋友帮你送过来？  　　“不行，少废他妈的话，”一个汉子喝道，“跟我们走一趟！”  　　你很气愤，和他们顶了句嘴，但还是被他们推搡着带走了。来到一个去处，被讯问了一会儿，你请朋友带钱和身份证来保释你，人和身份证明都来了，但不被许可。被送往另一个去处，很像是阎罗殿的前厅，鬼哭狼嚎，戾气熏人。你被关进一个黑屋子，一群凶神恶煞猛扑过来，对你拳打脚踢，你的头颅内和腹腔里的脏器全都出血，休克。被送到医院，死了，你人生的最后文本是一份护理记录，上面写的最后一行字是：“猝死，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你死前该有怎样的愤慨或感叹，想知道这是哪个国家，什么时代，无人知道。幸运的是，那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叫“孙志刚”的到广州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人人都知道的故事，是因为以这个人为核心的事件，不仅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打人的，和被打的，还有报道这个事件的当地某家报纸头儿，最后也被强力部门找茬儿送进了监狱），而且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  　　那个事件触发的国家和人的命运的一个比较小的方面改变，许多人不仅都知道了，并且身受其惠，那就是施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救助”代替了“收容”，这是社会学和法学意义上从中世纪到达现代的跨越，堪比从宗教裁判所到公民陪审团。  　　这个事件，再加上非典，带来的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改变，很少有人观察到，反正我是没有想到，那就是改变了甫登政坛极顶的胡锦涛、温家宝的执政方向，把“回归宪法”的执政初衷，改变为“和谐社会”的新政取向。这是由刚刚出版的《中国新政》一书的两个作者发现的。该书的两个作者，一个是现在生活在香港的时政杂志《亚洲周刊》的当家记者纪硕鸣，另一个是上海党校的副教授周东华。本书持论公允，思虑老成，细节丰满，视觉独特，立意现实，见识深切，叙述不违常识和理性，是两个作者各取所长的结果。  　　本书还有一个刀削斧劈的观点，那就是“第三时代论”。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有一段论，“建国以来60年论”；有两段论，“改革前30年，改革后30年”；本书所持的是“三段论”：第一段“立国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历时28年；第二段“建国时代”，从1977年到2003年，历时25年；第三段从2003年到现在，是“富国时代”，也可以称为“第三时代”。  　　一段论，是想抹杀改革和不改革的区别，否定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否定，让前30年占后30年的便宜。两段论，是想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之间作出区分，有褒扬改革，贬损极左全权时代的意思。不过，两种断代论，都暗含对人和事的春秋笔法，有褒贬之意。本书的“三段论”在价值上似乎是中立的，它只描绘时代特征和战略内涵，并不比较彼此的优劣。比如，本书的作者用“1，2，3，4”来概括三个时代和四代领导核心的核心执政理念：毛泽东是“1”，“政治挂帅”是唯一原则；邓小平是“2”，“两个基本点”，“两手抓”；江泽民是“3”，“三个代表”，“三个文明”；胡锦涛是“4”，“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奋斗目标，只指出了区别，并没有区分高下。  　　因此，本书有浓厚的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不用后来否定先驱，就如同评述走路，先迈一只脚，再迈另一只脚，不会用后迈的脚，否定先迈的脚。本书评述了20多年来中国发展理论10大的变迁：1，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建立和谐社会”；2，从“发展是硬道理”，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这种表述方式，似乎在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对每代领导人而言，重要的不是既不是萧规曹随，也不是拨乱反正，更不是邯郸学步，而是要迈出属于自己的步伐，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  　　让人感兴趣的倒是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那个观点，为什么孙志刚和非典流行，会让“回归宪法”转向“和谐社会”。本书提到，“回归宪法”指向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在天灾和人祸突然降临，而整个社会的救济和救急机制瘫痪情况下，更迫切的问题是社会重建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本书暴露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既然暗示“第三时代”的“中国新政”的最新颖之处，就是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二元选择中，插入了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并且把它作为自己施政的核心，那就应该明白，社会改革或重建，并不仅仅是个政治家的“演奏”问题，还有个“乐器”品种问题，也就是社会发育问题。我以为，如果不主动培育民间社会，发育非政府组织，再高明的指挥家和演奏家，也很难演奏出和谐的社会交响乐。  　　不管你是否接受“第三时代”的称谓，但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确实被称过“胡温新政”。这本书当然还不是对它的定论，但在它慢慢步入史册之时，停下来思索一下，对余下来的两年时光肯定是有益的。  　　如果用不那么政治化术语，我想说，这是一个各种思想和力量达到微妙平衡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走极端，有点怀旧，长于守成，以及非常重情的时代。局部地区的微型文革化，和个别案例上的严酷，甚至不近情理，以及某些方面的制度创新，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