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新的朝贡体系吗？——简评马丁•雅克的中国统治世界预言

英国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马丁•雅克的书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汉译为：《中国统治世界之时——中央王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在英国不断被关注，中国的政治学界对此却无甚反应。估计原因可能是：其一，这个话题较为敏感，中国近两年政治左转而禁忌增加；其二，雅克不是专业人士，所论比较粗糙，甚至媒体人的炒作欲望才是该书的本质。或许两个原因同时在起作用，但我更倾向认为后者起了主要作用，因为，雅克的理论体系毫无严谨风格，还有，英国国内政治家当中有一种意见：希望中国出来参与世界的领导，分担秩序维持的责任。雅克作为媒体人从商业角度来炒作这样的观点，会获得相当经济收益。 我本质上只是个经济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较为粗浅，但就是我这样的政治学学术水准，都能看出雅克理论体系的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该领域的资深专家们有理由相信：雅克的理论不可能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战略思维的基础理论。 一、太过匆忙的新朝贡体系 雅克称「不能把中国看作一个主权国家，而应把它看作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两个特征是：历史悠长且连续，幅员极其辽阔。他似乎忘了给后者加上一个限定，表述为「幅员极其辽阔且政治中心地理区域基本稳定」。 按雅克的标准，印度和中国都算作文明国家。 那么，中国与印度的区别或曰中国传统性特征又是什么呢？ 是朝贡体系。于是，中国来领导世界就是恢复中央王朝的朝贡体系，如朝鲜、越南、缅甸乃至巴基斯坦、阿富汗要在文明方面臣服中国，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中央王国的册封。是为第一层朝贡体系。 随之，中国将推展这个体系，以至让西方世界也进来臣服，向中国纳贡及听受中国的册封。这是第二层朝贡体系。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第一层次的朝贡体系，如中国对朝鲜、越南、琉球的册封，甚至说：到了晚清，对琉球的册封成了一种政治负担，并为中日在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冲突埋下了伏笔。然而，当西方殖民力量东进，特别东西方通讯联系几何级提升以后，中国无法再保持朝贡体系。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最后妥协、中日在朝鲜问题上的较力结局，都说明外来的力量破坏了朝贡体系。 恢复第一层的朝贡体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这一方面缘于世界一体化，即东西方力量的对峙可迅速地转化为地区性问题，如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态度不仅受到了正统西方的鼓励，而且与受到了「另类西方」俄罗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世界多元化不可避免，美国、欧盟、中国显为三大政治高地，而“新三国”只能面对越来越战国化的世界，而无法将任何一方的利益一马平川地铺开，朝核、伊核问题就是最好的见证。按理说，朝核问题能受中朝双方基本意识形态一致性影响，但是，其中没见形迹亦未见实效。在清代，中央王国还能对朝鲜王室处以罚款的制裁；现在呢？几乎什么都作不到，除非进兵接管其政权。 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没有认可苏联设计的朝贡体系一样，朝鲜在本世纪里也不会认可中国设计的朝贡体系。此外，按雅克定义的文明国家论，印度与中国的文明较力日渐深刻，中国也不可能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暨南亚——中亚地区安放朝贡体系。 二、「文革」定性留下硬伤 雅克误判了毛时代「文革」的政治性质，认为它「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文化」，因此现在恢复传统文化使中国远远脱离了「文革」。 这种荒谬论点的形成很可能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中共体制的有限政治反思暨传统政治文化（而不是文明）复兴者对「文革」批判的持续释放的信号；其二，中共体制外彻底否定「文革」的控诉性话语，多含对古代文人士子传统的企求。质而论之，这两种观点都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因为「文革」根本就不是对于文化的革命，恰恰相反，它是中国传统的一次强力复现： （一）「文革」是儒家政治第二次高峰两宋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复制，即学术之争与权力之争混为一体，并推进政治道德的极端化。 政治道德的极端化，旨在彻底消灭人的欲望，最大限度地提升「天理」的地位。而「天理」的诠释权或是掌握于一个哲学王式的皇帝手中，或是掌握于一个占据高端的哲学家加官僚的集团手中。 「文革」绝不是反儒，而儒家政治文化的第三次高峰，尽管这个体系中的许多要素发生了变化。但是，之于经济方面，平均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变化。一大二公，是对最古典的土地井田制的变形模仿；斗私批修，是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道德的现代解说。 （二）中国历史上，北宋是皇权政治伦理的一个转折点，其后除蒙元与孙蒋民国之外的统治都是追求绝对化权威。作为完全不同于汉唐的「新传统」，两宋的哲学王幻想造就了皇权的狂妄，因此明清两代以超高压政策对待异议声音，就成了必然之事。毛正是「宋明结构」的模仿者。 毛即不是秦始皇也不是马克思，更不是二者的复合体，而是两个朱的继承人。前一个朱是南宋的朱熹，一个具有强烈偏执倾向的哲学家兼政客；后一个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一个为了统治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政治屠夫，他的手段包括将特务统治推向合法化与规模化。作为两个朱的复合体，毛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宋明结构」的儒家特质，以及这种特质的极端反动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文革」习性在今天远未脱魅！ 雅克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只有皮毛了解的媒体人，他不可能深入中国历史哲学的内部去探究问题。关于「文革」的认识是他的理论体系无法修补的硬伤。 三、割断传统的民主之脉 雅克坚持称中国不需民主，「不认为它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很怀疑中国会民主化」。此种论调是替已经利益集团化的中共体系做放弃政治改革的辩护，也是国外版的「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之「实话」。 且不论中国现实中的民主以何种方式来发生，仅看中国文化传统，就不难发现它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比如说，孟子关于人民暴力推翻昏暴君主的「诛一夫」论断及「天听」与「天视」政治伦理；再比如说，由《诗经》体系遗留下的言论自由的知识生成体系，即从经典的《硕鼠》之篇到林林总总的民间谣言都以庞大无比的自由精神威胁着极权统治。关于后者，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敏锐的观察人士认为：当局持续不断的「扫黄打非」，实质不在于「黄」而指向「非」，因为后者无时不刻豆在消解统治的正当性。 如果说雅克的理论体系关于「文革」的硬伤是知识性问题，那么，割断中国传统中的民主之脉显系恶意而为。好在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有一批学者开始追求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适用性，而且到晚清近亡之际，体制内巨宦（如洋务大臣文祥、曾任地方督抚的林绍年）主张民主政治的要求已经清晰化。这种可用当今政治术语「资产阶级自由」或「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来比衬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也是体制外对革命的精神资源之一。没有人能够否认文祥、林绍年的政治主张与他们之后的孙中山，在政治伦理追求既价值理性方面存在多大的差异。 结语：「全球战国」中另两个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美国一家过度消费导致的，甚至不是华尔街大亨们的贪婪造成的，而是人类文明出了大问题的一个信号。而且，这场危机远非是三年五载可以结束的，预计将持续五十年。简单地说：它的时限将超过雅克预言「中国经济的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之2050年。 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一个「全球战国」时代，此「战国」一统于「秦」——新的朝贡体系中国，仍然是一堆荒谬的梦呓。因为：第一，可以预见的一百年内，亚洲不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其内部的中印文明非兼容性必然会引发更深度的分裂，中印之间甚至会在藏南地区爆发核战争；第二，新的朝贡体系永远无法将伊斯兰文明纳入臣服者的体系之内，相反，一旦美国暨西方完全衰落后，中国文明必然受与伊斯兰文明发生直接冲突。 也许在五十年之后，「全球战国」会就成中国、欧美、伊斯兰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出现「三家归晋」的结局仍然不太可能。相反，「另类西方」俄罗斯以及逐渐摆脱拉美化困扰的南锥体国家会加入到新一轮的「全球战国」竞局当中去。在全球长期预测之外，世界仍然有一个理想的政治预期——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实现民主化，将给全球带来低成本治理的情景。中国异议力量的政治追求的全球正当性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