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政体·政党——从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说起

中国现行《刑法》中，有个很不起眼但很有名的罪名，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所以说这个罪名不起眼，只是因为它在林林总总的刑法分论诸罪名中，只是几百分之一；而之所以说它很有名，则是因为这个罪名正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每每听到人民法院不顾国家、政权的区别，对所谓犯罪嫌疑人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将其投入大狱的消息，我就忍不住发笑：七十多年前，章士钊在为陈独秀的“危害民国案”做辩护时，早已经清楚地区分国家、政权以及政党，而今日牢记“三个至上”的法官们，却常常不顾常识，秉持圣意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自古道，太阳底下无新事，可实际上，大太阳底下哪桩不是新鲜事？ 且让我们看看陈独秀案。关于陈独秀案的来龙去脉，坊间的资料车载斗量，我就不赘述了。这里只需要向读者交待：1932年10月15日，避居上海的陈独秀被国民政府警方逮捕。陈独秀被捕后不久，当时《世界日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并辅以文字解说道，“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这个说明，很传神地刻画了陈独秀在政治上两面不讨好的窘状：一方面，陈独秀因其所谓的托派路线，早已被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淘汰出局，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当局当时又正在对中共江西根据地进行第N次大规模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对陈独秀自然恨之入骨，不惜发通缉令通而缉之。如今种种因缘际会，陈独秀终于虎落平阳，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狱中之囚。 要是在古代，像陈独秀这种身份，随便定个谋逆之罪，大辟、凌迟等种种极刑，有司自然想上哪个上哪个了，哪容得了胡适、林语堂等一干“臭老九”废话？！慢着，这是民国了，民国民国，不管是草民还是公民，总之，在表面上不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尽管是热热闹闹走过场，但是司法机器依然轰轰烈烈开起来了：1933年4月14日上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的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借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审判长是胡善偁，审判员有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为朱儁，书记官是沈育仁。 在《起诉书》中，检察官朱儁列举了陈独秀的一系列言行证据之后指出，陈独秀“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其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工农红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唯查共产党进行之程序，原有组织团体、宣传主义、武装暴动、设立苏维埃政权等各阶段。察检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则证凭确定，自应令其负责”。最后，检察机构决定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及第2条第2款为由，对陈独秀等人提起公诉。 这个传说中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个什么玩意儿？该法是国民政府在“训政”时期实施训政的“枪杆子”、“刀把子”，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该法出台之前，钳制士人之口、收拾政治犯的法律是同样臭名昭著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前赴后继的关系，但二者的立法目的及实际效果，可以说没有太大区别。《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二）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而第6条亦规定，“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代书生陈独秀遭遇此罪名的起诉，连“六法全书”中之《刑法》都被搁置一边，幸也？不幸也？ 经历了漫长的法庭询问之后，4月20日，陈独秀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按照审判程序，轮到陈独秀及其代理律师自辩。在陈独秀宣读其《辩诉状》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出手了。 我们的章大律师，如何为这么一个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呢？这位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开口即先指出，“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章士钊认为，言论自由是文明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按照对私对公则分为两类：对私的言论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否则“一涉毁谤，即负罪责。”而对公的言论自由，“一党在朝执政，凡所设施，一任天下公开评骘，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达于何变。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两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 由此展开，章士钊略叙自己当年留学时对海外民主政治的见闻，直陈：“至若时在念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同类无从援手，正士为之侧目，新国家之气象暗淡如此，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倘适伦敦，或之纽约，执途人而语之：反对政府应为罪否？将不以为病狂之语，必且谓是侮辱之词。”章士钊援引《起诉书》有关言论，对于检察机构的无知、无畏与无耻毫不留情地反诘，“此即中外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也！”这是章士钊辩护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主要论点便是言论无罪。 在此基础上，章士钊颇为机敏地指出，“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度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其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也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既然言论无罪，那么行为呢？章士钊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辩护：行为指反对或攻击政府并进一步推翻或颠覆政府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究竟是通过合法选举还是暴动革命而推翻政府，从法律的意义上又自有其不同意义。章士钊援引当时《刑法》第103条“内乱罪”规定，认为“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 那么，陈独秀供述的“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说法是否有罪？章士钊的答案是否定的。章士钊认为，按照陈独秀的供述，并未将共产党自异于其他政党，均是按照各国议会的通例，由合法选举而争得席次乃至上台执政，毫无可罪可责之处。而且，国民党政府尽管以“训政”标榜，而“训政”毕竟有期限，与美国总统的任期并无二致，按照孙中山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哲学，并无任何地方言及国民党永久执政的表示。既然如此，“在若而情形之下，有人谋代国民党而起，易用他种政体，以行使准备交换之政权，何得为罪？” 对于《起诉书》所指控陈独秀的叛国、危害民国等罪名，章士钊更是做了热情洋溢的辩护。今天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自辩或他辩的朋友们，不能不认真学习领会章士钊辩护的神韵。章士钊指出，“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即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士钊认为，“国”即“民国也，主权在民，时曰国体”，这即与我们在高中政治课本中所学“国体”概念并无二致，不就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吗？既然如此，“如运动复辟之类，始号为判，始得谥为危害，自兹以下，不问对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出之途，临之以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国民政府的检察机构，又被章士钊以少见多怪而温柔地刺了一刀。章士钊的辩护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说无论是对政府的批评，还是对政党的批评，抑或是对政府、政党中人的批评，都是政治游戏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与国家无关，判官们应该一码归一码。 先前陈独秀自辩中，提及的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不外乎人口、领土等要素组成，并无赤橙黄绿之分。而章士钊的这个辩护，与陈独秀的自辩遥想辉映，自成一体，颇值得玩味。 这一部分的辩护需要读者诸君特别注意。辩护难，刑事辩护更难，政治犯的刑事辩护最难。辩护本来就是高精尖的司法活动，而刑事辩护更是高精尖的辩护活动中尤为高精尖的活动，比这更上一层楼的，则是具有政治犯身份的刑事辩护，其难度简直是难于上天。我想任何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个人一旦站在国家机器的对立面，那无异于螳臂挡车，即便你铜牙铁齿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依然会让你粉身碎骨。这道理固然简单，但可悲的是，任何一个朝代，总有人因为其思想而会被国家置于对立面。博弈的一造是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而另一造则是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高下优劣一望便知，胜负成败不问自明。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辩护，尤其是充满智慧和策略的辩护，甚至让国家机器不好意思下手的辩护，才难能可贵。 在我看来，章士钊的辩护即属于这种难能可贵之列。章士钊的辩护策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常识，章士钊围绕国家、政权、政党等概念，给国民政府的司法精英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普法教育课。我想如果以后再有遭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诉的中国人，其辩护律师能够从国家、政权、政党的关系展开辩护，没准儿会于绝境中走出一条生路。 除此而外，章士钊还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据，对朱儁检察官所指控的陈独秀鼓吹共产主义、号召“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等各条，逐一作了反驳，章士钊的潜台词或者结论即在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与《三民主义》一脉相承，《三民主义》在党内外奉若经典，何独陈独秀因此而获罪？……总之一句话，这叫“扛着红旗反红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高高坐在审判席上的胡善偁、张秉慈、林哲民诸推事，除了耍流氓“推事”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外，也就无计可施了。 章士钊这篇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的辩护词，如今静静地躺在《章士钊全集》第7卷第146~153页之间。网络上间或有一鳞半爪，但差缺错讹之处所在多有。 笔者不才，寥寥数语，试图奉告共和国律师诸君，如若代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最好还是彻头彻尾深入学习、仔细领会、认真贯彻执行章士钊前辈的这篇辩护词，尤其是注意区分清楚中学生都清楚的国体、政体、政党诸多概念的关系，消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体无完肤，解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共和国公民们于水火。倘若正如章士钊所说，“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类，实为公德两便。”善莫大焉！倘若律师照此辩护，法官照此判决，那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们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