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梅贻琦病重后，一个七十岁的心脏病人——胡适——在当天发病之后，仍在深夜从台北郊外的乡下乘车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太太”（梅贻琦夫人），我想未来的读者，大概由此能够感到胡适的人情之厚及对病者家属的体贴之微吧？ 胡适到加大讲学 1956年9月至1957年元月初，胡适曾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讲学。因为他名满天下，所以四个多月当中，活动频繁、密集，故而《日记》记得匆忙而简略。我利用《赵元任年谱》（二女儿赵新娜及其夫婿黄培云编，北京商务1998年版）补充《胡适未刊日记》中在柏克莱讲学的信息。《赵谱》1955年（乙未，六十三岁）载：“年底前，多次参加校系职称提升委员会会议，讨论系内教师的职称提升问题。为了争取以教授名义聘请胡适来加州大学讲学，元任四处奔走，征集到十二人联名签字（包括FerdinandLessing，J.P.Danton，MurrayEmeneau，李卓敏等专家和教授），向校系推荐。”1956年（丙申，六十四岁）载：“上半年，元任等十二人联名推荐以教席教授（RegentsProfessor）名义聘请胡适来加州大学讲学一学期，获得校方通过。元任很高兴，当即打电话通知胡适。” 1956年8月31日上午，胡适从纽约寓所出发，下午一点五十分上机，四点到Milwaukee（密尔沃基）。六点出发，八点到Madison，Wis.（麦迪逊，威斯康辛州）。9月1日，在Madison，Wis.中国学生夏令营讲《宇宙中谈博爱》。9月3日，到芝加哥，住WindermereHotel（文德梅旅馆）。到“好世界”，赴Chicago（芝加哥）一带的“智识分子聚餐”，演说“四十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9月4日下午，芝加哥副领事朱振发送胡适到机场。五点半起飞。西岸时间十点半到SanFrancisco（旧金山）的国际机场。赵元任、杨步伟、张紫常、徐大春、王恭守、思琦、王纪五、马如荣及华侨陈照等在机场迎接。到Berkeley（柏克莱），住HotelDurant（杜兰特旅馆）。 胡适这次受聘加州大学教席教授，为期一学期。胡适做了十次正式讲演，包括中国古代十世纪以前的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画史介绍、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有关宋儒的介绍、有关范仲淹与王安石的介绍、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文学革命等。赵元任听了所有的讲演。 我觉得这十个讲题都是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问题，就请胡适纪念馆向柏克莱加大追寻当年的演讲录音。加大回复说没有找到录音。我也没有找到资料证明五十年前曾经录过音，于是就请胡适纪念馆将胡适当年讲课的英文手稿复印一份寄给我。根据该馆记录，在1993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女汉学家查询过这份资料。这位女汉学家现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学执教。胡适的演讲手稿在我这里搁了一年，都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进行翻译，直到2008年5月，王国慧小姐才自愿承担了这份义务的艰巨翻译工作。 在《赵元任年谱》1956年年末，编者培云加了一条注： 这段时间胡适成了元任先生家的常客。元任与胡适共同熟人多，加以旧金山是美国对远东的重要交通口岸，往来宾客更是络绎不绝，宴会几无虚夕。 小芳 胡适到达柏克莱以后，《日记》从1956年9月14日记起。因各种公私聚会多，访问者频繁，通常仅记来者一名，不及记述其他内容。1956年10月27日（星期六）午前仅记： 小芳12：李祁来我想象“小芳”大概是一位好朋友的女儿，可能是个未入社会的在校学生，故未予深究。次日又记： 小芳家为什么是“小芳家”？而未记她父母的姓名？五十年前的人是否知道“小芳”是谁？赵元任夫妇早已作古。陈世骧也不在了。当年旧金山的总领事张紫常肯定知道“小芳”。但他本人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偶然从胡适致张元济的一通书信中读到“常从小芳处得知先生近况，至以为慰”的话，立即感到振奋，于是查《张元济年谱》。这部年谱，我在1991年就通读过两遍，并且时常加以运用。书后的“人名索引”没有列入“小芳”。我以为小芳是张氏的后嗣，遂查张树敏（女）、张树年（子）、张树源（侄）、张珑（孙女，1929年生）、张人凤（孙，1940年生）、张祥保（侄孙女）等六人凡一百零二条记事，竟无一例关于“小芳”的记载。于是检阅谱主与胡适交往的九十四条记载，亦无发现。再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版）着手，逐条阅读谱主与张元济（菊生）交往的文字，仍然探究不出“小芳”与张元济的关系。这样经过长时间的搜索之后，又把胡适提到过小芳的那封信的具体时间忘记了。于是再从胡适致张元济的全部书信开始，经过排比抽阅，选择抗战开始以后的时段，逐年检查阅读。在上海孤岛时期，张元济寄给胡适的信，多是设法寄往重庆，由王云五转寄的；而胡适从不回复，大概是考虑到张氏的安全。抗战胜利后，胡适写给张元济的第一封信是1946年1月14日。这是唯一提到小芳的一封（“别后八年多，真如同换一世界！常从小芳处得知先生近况，至以为慰……”）。此时胡适尚在美国，要等半年后才启程乘船归国。这就给我一个启示：胡适是在美国羁留的九年期间与小芳有所来往的。于是我就重新阅读胡适从1937年9月抵达旧金山后，迄1946年6月离开美国，将近九年期间的日记。读到1942年1月6日时，终于有了发现： 下午夏小芳与ArchieLochhead（阿尔奇·洛奇海德）来吃饭，谈甚久。夏君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子。我们谈起王云五先生一班朋友，都陷在香港，至今没有消息，不胜挂念。 至此，“小芳”与张元济的关系及其身份才显现出来。于是，我便检查《张元济年谱》的“人名索引”里的夏姓人物。有“夏鹏（筱芳）”条，凡四十三条（页）索引。“筱”同“篠”，即小竹；俗又借用为“小”字，专用于人名。这个“筱”字，我上小学时就很熟悉，父执辈用此字者即有数人（如筱珊、筱峰、筱楼）。我立即把《张元济年谱》里关于“夏鹏（筱芳）”的四十三条记事通读一遍。再读第二遍时就得作笔记：挑选较重要的记事，筛去日常事务性的内容。到了第五天，才据这个“笔记”的草稿写成“小芳”的注释： 夏鹏：字小芳（筱芳），江苏青浦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子。1916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4月，选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以后历届都当选，从未空缺。同年12月，以董事身份协助处理罢工事件。1926年12月，经商务董事会议决，与杨端六二人在总务处办事，帮同总经理、经理处理一切事务，并出席总务会议。1927年1月，商务董事会第321次会议定，王显华辞职，众推夏鹏继任经理。1939年9月请假赴美国。1941年7月，向商务董事会请长假，由李伯嘉代其经理职。1948年，被董事会选为总经理，坚辞未就。这一条注文的每一句话，都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据，自觉内心不虚。 我将1956、1959两年的日记整理复印本寄往台北之后，心犹未甘，又花了几天时间读张元济致胡适的六十三通信札（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张氏写信都用行草，年深纸暗，兼系影印，故部分内容辨识非易，耗时颇多。虽没有获得有关小芳的材料，却发现了关于翁兴庆的若干消息（原来翁是张的侄孙婿），可以用于翁的已注条中，重加修订补充。 对于胡适一生交往中的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就为“小芳”这两个字），为什么投入这样大的精力、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为他作一条小注呢？因为这是一个知识问题。只有对知识问题抱着敬慎的态度和浓厚的探究兴趣，才能从一个作践知识和知识人的政治运动频仍年代和“文革”反常（即文化乱伦）的年代里活过来而不降其志，才懂得和珍视胡适思想的可贵，做一个勉可及格的胡适遗产整理和阐扬者。 香港的窝打老道 在1961年日记后所附的通讯录中，有一则是： Name史诚之（A……）Address香港窝打老道110号 （友联）上下两个括弧中的字是胡适亲笔写的，用的是绿蓝色的原珠笔，因历四十余年之久，“A”字后的字母已经淡化，无法辨读。而两行正文，却不是胡适的笔迹，“窝”字难定，像“高”，像“富”，又像“窝”：“老”字则写得像“志”。而我又没有到过香港，毫无香港地名方面的常识。于是当晚即打电话给香港的凌文秀先生，经他核查香港地名，证实是“窝打老道”。我将此四字的疑难解决经过，简记在《日记》过录本的空白处，所记时间是2006年2月23日深夜11：55——12：05（通话时间）。 没过多久，就在童元方（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哈佛文学博士）女士的散文集《水流花静》里读到这样一节文字： 火车在伦敦滑铁卢车站进站了。以前看见滑铁卢这个名字，只会想起拿破仑，或者谁考试没考过，现在倒想起九龙油麻地的窝打老道了。我两年多前到香港时，看见滑铁卢译成了窝打老，总觉得那条大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窝子老道来，跟附近的庙街，还有旺角的西洋菜街、洗衣街、雀仔街、花园街共同形成特殊的风流。（《旅途私语——过英法海峡》，P66） 于是，我才知道了香港的“窝打老”是沿伦敦的滑铁卢之音译而来。 后来，在《颜惠庆自传》里读到了颜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议论。他说： 香港店铺和街道的中文名称以及一些日常用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里常常把原有的英文名称直接音译，用字又不加考虑，令人费解。……最令人捧腹的是，“WaterlooRoad”被译成：“窝打老道”，听起来就成了“我打老道”。 颜惠庆是童元方上两三代的人，他这部用英文写的自传完稿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们竟然对这同一个香港地名的译音的滑稽和草率性都产生了一番联想。 梅贻琦重病 《胡适未刊日记》1960年6月19日记：22：30梅太太乘“西北#99”到。 这是提示梅太太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99号班机于晚上十点半到达台北。这一则日记，如在“梅太太”后注“梅贻琦夫人”，最为省事，也可称简洁明了。但是我据6月13日胡适致蒋廷黻的信拟了这样的注文： 自梅贻琦发病（骨癌），胡适连日与教育、学术界近友及医生密商处置及治疗事宜，又向在美之梅氏知交分别致函通报病情，安排梅贻琦夫人飞台。今日上午十点，胡适心脏病又发“警报”，但他深夜仍亲自从南港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夫人。 因为梅贻琦是五十年代中后期迄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学术、教育方面的重要领袖人物（胡适与他任“国科会”正副主任委员，他又任“教育部部长”并主持清华大学复校），没有他们当年创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台湾学术、教育（包括科学水平）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梅、胡等几位古稀老人当年在阴历大年正月初二都在开“国科会”）。胡适在6月12日写给赵元任的信里说：“现在要报告一件很不幸的消息：月涵病倒已一个多月，周身骨节疼痛，行动艰难，故五月里没有搬入医院。到五月尾，因有热度，始入台大医院。起初的诊断是‘骨质疏松’（osteoporosis），但当时即有一位大夫疑是cancer.连日病势转变很不好。医生说病似在摄护腺（prostate），用femalehormone‘围堵’，今天（十二日）稍好。月涵本人尚不知道。前夜（十夜）朋友与医生会商，决定由我与思亮打电报给梅太太（由叶良才转），请她飞回台北。她在Philadelphia女儿家，今早有电话来，说可以回来。 “此事使许多朋友很伤心。医生说，用femalehormone‘围堵’的方法不能根治，但可能延长病人生命一两年以上。月涵浑身骨头痛，不能移动，故谈不到迁地治疗。 “今早我与陈雪屏去看他，他说话很吃力，故无法谈话。现在只盼望‘围堵’方法生效。 “我七月九日飞Seattle（西雅图。胡适将率团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合作会议。——作者注），但可能即须飞回台北。原因还是为了月涵的病。 “匆匆写这封不忍写的信。乞勿太忧虑，我当随时报告你们。 适之一九六○、六、十二夜半“ 6月13日，又写信给蒋廷黻详报病情。然后说：“此事使很多朋友很伤心，我们都很焦虑。这样一个终身忠心做一件大工作的人，这样一个可敬爱的朋友，现在很受痛苦。这几天的转变不可乐观。因为他浑身骨痛，故不能考虑迁地出国治疗，请不必打电报给他本人，我们已请他不看任何公事。……恕我写这封很伤心的信。” 注释必须受体例的约束，不能太繁琐；但我又自觉有责任把他们的精神、人格约略反映出来，故勉强写了以上九十四字的注文。我想未来的读者，知道一个七十岁的心脏病人在当天发病之后，仍在深夜从台北郊外的乡下乘车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太太”，大概能够感到胡适的人情之厚及对病者家属的体贴之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