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感，就像无缘无故被政府关了三十年的小市民，一开始被放出来就开始一半感恩戴德一半心有怨气，然后让发了财，成为人上人，可以到美国定居，于是怨气全无，看着农村里面的穷亲戚，大声赞美中国奇迹。 长期挨饿的人，经不起吃饱。吃饱并且看到别人没有吃饱，就通过怀念过去长期挨饿的日子，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天之宠儿。长期受苦的人，经不起不受苦，一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到中国农村和非洲寻找苦人儿，把自己抬起来，把苦人儿比较下去，然后对欧美的小市民艳羡不已，并且把这中艳羡和向往，又抛在苦人儿脸上：我们能做到，或者即将做到，你们行么？然后再把自己当作天之宠儿。 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用嘴巴当尿盆何异？ 这些中国文人眼光如鼠，老鼠才觉得眼前很多食物，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鼠。这些知识分子，肚子虽然不是穷人，可是脑袋还是穷人的。再有文化与影响力的暴发户，还是长期挨饿和长期受苦的人。 怪胎当然具有最大的独特性。先经济自由后政治自由，在威权体制下造成所谓的经济奇迹，并不是独特道路，只要你读世界历史，你就会知道，这是何等井底之蛙的自大。这时候发民族国家普遍之路，例如现代化中的法国、德国、俄罗斯帝国。甚至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例如晚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只要有一些历史感，不要高度近视目光如鼠，就知道并不是灯光如豆。 我们打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镜像中的倒影。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那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赫尔曼在其名著《欲望与利益》中，把人们的视角，带回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当时的斯密、孟德斯鸠等这些先哲，无不告诫说先经济自由，未必能达到后政治自由。先经济后政治，并不是对绝对主义和专制的颠覆，而是强化，至少结果是如此，不管有多自由主义的意图。 如果展开世界历史的比较，当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在于比其他后发民族国家，更加具有死亡和灾难的气息。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纹丝不动，但是在教育，行政体制，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改革非常卓越，而且其国内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嵌入国家商业殖民体系当中，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和极端度。可是中国连行政体制都推动不了，而且其他的改革，已经到了更败坏的地步，例如医疗和教育。如果要说独特和奇迹，只要拭目以待，这种独特和奇迹将是世界人民永世难忘的灾难记忆。 当然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承认，民主立宪政治在特定的时间内，例如紧急状态中，其效率不如专制明显。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时期一样，用国家权力来推动商业，在经济地位上迅速崛起。中国模式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中国版，是一种很庸俗的道路，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更没有什么优越性。 中国模式之所以被说成一种普世价值，实在是对于西方优越的扭曲性反应、焦虑的情绪性表达，就像一个弱者向强者说大话吹牛扳回面子一样。这种做法，是一种模仿，是奴隶伦理对主人伦理的模仿。并不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而相当于长期处在“我们渴望”中，结果有一些精神错乱，有了一点小成就，就向全天下的人宣布“我们能”。 中国模式不外乎是权贵资本家的专横意志和帝国主义冲动，用经济发展来为主人民族作见证。权贵资本家通过经济改革，把国民财富掠夺到自己口袋当中，让国民陷于贫穷当中，于是用自己的非法财富与西方的资本家斗富，并且代表了被他们剥夺的国民崛起。损害内政以意淫外交。 主流经济学嘴巴上承认自由，实际上暗中承认专制。不过就是把暗中的，变为明白的。中国模式，只会强化权贵性。本来用来遏制的社会主义呼吁，被乾坤大挪移手法，变为对民众的资产阶级专政。中国模式是披着羊皮的狼。主流经济学家的本来狼性，主流经济学专制的赤裸裸坦白。也就是美国式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专制。 这样帝国主义冲动是一种内战行外战不行的。越与西方斗富，越全球化，对内部伤害越大。并不是一种带动内部共和政治的。而我们来看西方的大国崛起，从来是要从外部掠夺回来，以缓解内部冲突的。中国模式之崛起，是一种葵花宝典无敌式的意淫治疗。 在世界历史之中，从来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将行而下的世俗幸福和发展经济当做最高目标。也就是发展经济获取世俗幸福，以及政治手段凯撒主义专政，并不成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路径和模式。 荷兰、英国、西班牙和美国，几百年间的大国，其经济成就与大国地位，深知其全球帝国的地位，从来都是高于这一些的，超越性的政治神学目标的副产品，也就是越接近虔诚，越可能获得大国地位与巨额财富。这样的精神历程，与罗马人虔诚与帝国形成的关联相同。 所谓取法乎上,得法其中；取法乎中,得法其下。严复以降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定在富强二字之上，过于低俗。如此目标是一种必然性奴役，而不是自由的产物。只有穷人和受尽欺凌的苦人，才没有办法目标长远。柏拉图的早期观点是：物质条件的显著改善，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仅仅能扰乱政体的主要目标，不过是引导人们从“理想的”转向歧途。 严复如此定目标，那么就把中国定格在一个中产阶级，以及形成之后的帝国殖民与征服的道路之上。比起西方新教国家来说，虽然他们也被迫如此沉沦，但是保留了挣脱沉沦的可能性，而中国是不仅摆脱无望，而且以强大无比的权力意志，自我保存的渴望来肯定它，以最大力量来自我称义，肯定沉沦，肯定必然性的奴役。中国模式走在这个路上，更加沉沦于人间地狱之中。 当民族国家的目标定格在富强之上，那么帝国冲动，虽然有超越富强的虚无主义渴望，但是还是服从于富强目标，或者以富强作为燃料。这样作为过去帝国遗迹的传统文化，必然也遭遇这种内核性改造，服务于富强目标。我们看看上山东的孔子经济，也很明白。或者看看模仿韦伯资本主义伦理的儒家经济伦理，也很明白。 用传统文化来装修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当做普世价值，一方面是用文化来象征保留帝国精神，另外一方面，拙劣地模仿没有殖民地的德国与后面的苏联这两个失败者，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殊性，专横地推行成普世价值，把世界当做掠夺的对象。中国模式同样不过是过去几十年内部帝国化或者对内殖民的放大和扩张，如今恶魔的触角想伸到海外，但不是实质性的伸出，而是用文化隔着脂肪瘙痒。 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都是内部殖民和内部帝国，其区别在于，内部空间挖掘完之后，美国从外面利用国际商业殖民体系，攫取利益。而中国模式是尽可能内部空间挖掘，大头外送，小头权贵攫取。美国模式是黑社会老大的模式，而中国模式是黑社会小三小四的，对内人民主子，对外国人奴才的隐性半殖民地模式。 眼看起高台，眼看宴宾客，而楼塌了。就像《红楼梦》中的只有门前两头狮子是干净的贾府，繁花似锦如同烟花散去，真落的茫茫干净。大观园是建在墓地之上，最后还不是归于墓地，有什么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自以为独特的独特道路，不过是坐井观天，小头当了大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