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社科院——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之二）

19年的“助理研究员” “帮助会”上我拒绝承认有错，很快给我带来了实际后果。当年年底职称评定，我被要求写一份书面材料，对那篇文章“表个态”，否则不能参加职称申请和评审。 社科院的职称（研究系列）分为4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分别相当于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按照社科院的有关规定，博士毕业后进所，直接就是助理研究员，两年后可申请副研究员。1993年底，我正好可以申请副研究员职称。1989年之后，我虽然没有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但“六四”以前我已经出版一部个人专著、一部译著，发表10多篇论文，到1993年，英文专著也即将出版。而按照社科院常规，一部专著、甚至一两篇有影响的文章已经可以晋升副高级职称。我尽管一堆成果，但拒绝在政治问题上低头，申请晋升自然没戏。当时不少人劝我：“何必吃眼前亏呢？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理解大家的好意，但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转年，到了1994年年底，又该评职称了。这次所里不再要求我写什么东西，我也顺利通过了这一年新加的参评人员英语考试，但我的副高申请仍然名落孙山，据说在“片儿里”讨论时就被“毙”掉了（哲学所职称评定分若干“片儿”，每个“片儿”包括几个学科相近的研究室，比如“马哲原理片儿”、“西哲片儿”等等，先“片儿里”初定，报上名单，再在所评审委员会投票）。 我当然极愤怒，对所里声言今后不再参加评职，以示抗议！但职称是和工资、待遇挂钩的，不能晋升，个人收入自然要受影响。我妻子当时还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单位不景气，收入很低，儿子还在上小学。我读研期间常年给一些大学代课，靠讲《政治经济学》赚点外快聊补家用，“六四”后这种课也没法讲了，讲就是在骗人。此时，我的《从五四到六四》写作大纲已经草拟出来，“导论”初稿也写好了，但家庭生活却日益陷入窘境。怎么办？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下海”，用5年时间先解决经济独立，为后半生的写作打下经济基础，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体察社会。从1995年下半年起到2000年，我果然用了5年多的时间“下海”闯荡，先后创办了两所学校、一家民营小企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是另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这里不能细讲。简言之，“创业”有成功，有失败，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我并没有如愿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反倒欠了一屁股债。幸亏最后把学校转给了一家财团，河北卓达集团，才算摆平了经济账。为此，我一直感激卓达集团的老总杨卓舒先生。 回过来再说我和哲学所的关系。我之所谓“下海”，并非真的辞职，无非是哲学所不用坐班，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新上任的室主任吴元梁对我的“下海”之举十分理解，老吴甚至介绍自己的老同学帮我办企业。这让我很感动。所里对我“下海”的事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较真。后来甚至出现更戏剧化的发展：2000年，所里知道我正在帮卓达集团在北京创办民办大学，希望我促成哲学所与卓达集团之间的合作，联合创办“卓达哲学研究院”。此事居然接近成功，双方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了研究院筹办的隆重仪式，我还动员杨总裁为哲学所捐了10万元人民币添置硬件设备。只是因为后来卓达方面发生变化，办哲学研究院的事才不了了之。总之，这是我与哲学所的一段“蜜月期”，当时的哲学所新领导班子也希望我回到所里“正常的”的学术生活中来，为此把我从马哲史研究室调到新成立的哲学与文化研究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于2000年底再次参加晋升职称申请、评定，此时距1994年已经时隔6年！ 然而，此次参评本人再一次名落孙山。从各种情况判断，这次“落马”似乎不是政治原因，就是因票数不够。至于为什么人家没投你的票，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我就不晓得了。2001年4月，我参加所里举办的政治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本人参加的唯一一次所里的“涉外学术活动”。由于我提交了一篇谈剧场行为的论文，被认为说了“太多的实话”，所领导曾考虑取消我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幸亏其他一些同事的力争，才保留了发言权，但这篇论文没能收到大会打印的论文集中。这段时间又逢哈贝马斯访华，社科院把此当作一件大事。我被通知参加了所里接待哈贝马斯的工作预备会（哈贝马斯的第一部中文译著《交往与社会进化》出自我手，学界也承认我是国内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之一），但本来还有一个小规模的与哈贝马斯的座谈会，我却在临开会的头天晚上接到所里一位同事的电话，转达“所头儿”不希望我出席这个座谈会的意思，也是怕我“放炮”。事实上，在前几天的一个饭局场合，这位“所头儿”就明确告诫我不要老是谈“东方专制主义”之类的话题。 总之，回到学术，就是回到政治。我和哲学所之间的关系又笼罩上一片阴云。2001年10月到2002年1月，我应美国一家大学邀请到密歇根访问、讲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哲学所没有设置障碍，顺利放行。从美国回来后，我即正式动笔，进入《从五四到六四》一书的写作，同时开始借助互联网在海外一些刊物发表文章。评职称的事本来已经不再想它，到了2004年，由于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才决定还要参评，但已经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件事后文马上会交代。现在先把结果告诉大家：2004、2005、2006三年我连续参评三次，次次落选。这样，从1991年毕业进所到2009年被驱逐，我在社科院整整当了19个年头的“助理研究员”！ “六四”纪念文章，李慎明约谈 2004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又和“六四”有关。这一年是“六四”天安门惨案15周年。我决定写篇文章纪念这个日子，呼吁当政者不要再回避历史。文章是3月25日撰写的，写完后用电子邮件传给《北京之春》。在这之前，我已经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6月到香港访问一个月。赴港证件是通过院外事局办的，4月5日还接到研究室主任霍桂桓的电话，转达所里意思“去香港不得出问题”。5月上旬，《北京之春》发表我的文章“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很快，我就发现互联网上开始屏蔽我的文章。5月18日，所党委书记葛良志约我到所里谈话，先询问：“为六四正名”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所写？我当即承认是我所写。老葛又问：发表此文有无其他背景？我答：无任何其他背景，就是我本人要写这篇文章。葛书记接着表示：政府、院里对此事都很关注。有不同意见可通过内部反映，在海外公开发表不妥，社科院是有外事纪律的。我则建议老葛换一个角度：“你我都是过来人，亲历‘六四’，难道不知为‘六四’正名乃人心所向？”我又谈到，公开表达观点是公民的权利，更是职业学者的责任；社科院的外事纪律如果与国家宪法相抵触，则必须修改；本人的文章光明磊落，无非是希望胡、温向前走，推进中国民主化。老葛回应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对的，但不可过于书生气；“六四”问题，中央也在考虑，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乱……。双方谈话坦率、客气，基本上是“摸情况”性质的谈话。看得出，老葛不见得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便说，只能“完成任务”而已。 第二天，5月19日，接所科研处处长孙晶电话，告知下午主管科研、外事的副所长找本人谈访港事，要求带上赴港通行证和邀请信。我如约在下午2点30分赶到所里，却没有见到这位副所长，孙晶“转达”所里意思：你的赴港申请未经所里讨论，故需重新研究。我当即表示：此事我已通过所里上报，院外事局批准，现在所里要重新“讨论”，岂非怪事？如果当初真的未经所务会议讨论，只能证明是所里自己的工作程序出了问题。孙见我有些生气，赶忙表示自己一切情况不知，只是传达上级意见，是个“听喝儿的”（听别人吆喝之意），希望不要为难他。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还是把赴港通行证给了孙晶。说来可笑：为了收回这个证，偌大的哲学所竟然编了这么一套说辞！当然，香港，我6月份还是去了，是在出入境管理局办的访港通行证，以旅游者身份去的，这是后话。 再说“六四”这篇纪念文章。所里谈话只是摸摸情况，“大头儿”还在后边。5月31日，人事处小许打电话，告知次日中午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约谈，务必准时到场。 李慎明何许人也？李1949年出生，1970年入伍，在部队做过宣传干事、记者之类的活儿，后来据说当过王震的秘书，1994年从正师职秘书一下升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纪委书记，获少将军衔，1998年调中国社科院任副院长，后又兼任社科院党组副书记。此人向以“老左”著称，曾主持一系列“项目”，宣传左得发紫的意识形态。比如，李慎明主持推出了8集内部宣传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供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学习”观看。此片这样描述苏共兴衰过程：列宁是圣人、完人；斯大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清洗则只字未提（只略约提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赫鲁晓夫基本被否定；勃列日涅夫则因其统治期的18年“稳定”而备受称赞（用“稳定”一词而不用人们常说的“停滞”尤显滑稽）；戈尔巴乔夫被指责为“马列主义的叛徒”，“公开性”就其根源来说乃“苏共20大的产儿”；叶利钦则完全成了凶恶的敌人。总之，戈、叶葬送了苏联，亡党必然亡国。这就是这部片子讲给共产党处级以上干部的恐怖“故事”。该片还正面肯定“8•19事件”，认为那是挽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尝试。社科院就是由这样一批“左王”把持，说来可叹！ 再接着讲我的故事：6月1日中午，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院部3楼一个会议房间，发现和我同一个所的徐友渔也来了。友渔前不久参与了呼吁重新评价“六四”的一次集体签名，所以也被找到这里“谈话”。院方出谈者除李慎明外，还有一位院监察局的干部，另有一位记录员。不像那位监察局的官员满脸严肃，李慎明倒显得很随和，一一和友渔、我握手，然后落座。 李上来先表示：今天的谈话，我们能不能有个君子协定，就是谈话内容不上网，不对外公开？友渔答：那要看我们这次谈话的具体情况和结果。李接着谈了一大通他对东欧和俄罗斯问题的看法，表示中国当年对“六四”问题的处理是对的，否则也会像前苏联一样的下场。我谈到：目前国内媒体关于苏东问题的言论，只有一面之词，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样子，我倒很愿意去那里做个考察，可惜社科院不给我这个机会。友渔则讲：我很清楚你的观点在国内苏东问题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包括赞成你的观点的和反对你的观点的，我都很清楚。李接着表示，不赞成我们在“六四”问题上公开写文章、参与集体签名的做法，“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研究，也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反映，但不可以在外边发表，有损社科院的形象”。李还表示，相信我们的动机还是善意的，所以院里不再追究，但“下不为例”，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家属的影响，一意孤行“对家属不利”。后边这句话看似关心，其实带有威胁成分。但总的说，李的态度似乎表明院方还是在用软处理的方式对待此事，不想把事情闹大。在这个情况下，我和友渔也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表示愿意保持这种沟通。 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友渔和我来到社科院附近一个小饭馆用午餐，又对这次谈话做了一个评估，决定暂不把这件事对外讲。本文这里记述的，应该是关于这件事情的首次公开。 转眼又到年底。这时，我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已经撰写过半。面对又一次到来的年终评职，我突然意识到：应该重新参评！如果说，过去拒绝参评，是对意识形态专横的抗议，那么现在参评，则是要留一份记录，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的记录，它同时也是对每一个评审委员、每一个后极权时代具体“行动者”的测试和考验，看看他们到底是条汉子，还是精神侏儒。 2004年11月22日，在所里安排的申请副高级职称“述职”会上，我面对全体职称评审委员，谈了自己的十几年治学感受，强调用自由的心灵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每位述职者只有10分钟时间，我在述职时，还有好几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同事也坐在后排，等待述职。这是个很奇妙的场合。我感到好像是在和这些年轻同事谈心，而不是在向评委们“汇报”。我也注意了这些评委们的表情，有几位很认真地在听，也有的人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第二天，2004年11月23日，是本人49岁生日，全家人到鸿运楼吃烤鸭。晚上得到消息：评职再次“落马”。据知情人讲，所里主要领导在评审委员会投票前多次进行“导向”，说本人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观点问题。“导向”结果，只有两位评委给我投了赞成票，再次“落马”当然在劫难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