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韩国政治转型进程 　　缪尔·亨廷顿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1]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属于“移转”模式。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淮桔成枳的难题。国家宪政体制的稳定性匮乏，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张，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结果是蜕变为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威权政治，但威权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威权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金大中独到的执政理念使韩国政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又取得新的进展。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由上观之，韩国的政治转型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trypattern）。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 　　二、韩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特征 　　1．在威权政治初期，韩国中产阶级最凸显的特征就是对威权政府的依附性，中产阶级的发育、成长都是依赖于威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的扶持，并受益于这种体制模式促动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韩国历届威权政府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扩展到经济领域，使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好了体制上的准备。由于同威权政府相互联系密切，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以下表现特征：由于威权政府具有领导和管理经济发展的职责，故其也雇佣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中间阶层理所当然与政府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由于中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上对威权政府具有明显的依附性，是威权体制下的既有利益者，故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态度上必然表现出中庸性和保守性，而不会以激进方式要求改革，造成体制与政局的动荡。 　　2.韩国中产阶级的发育不仅是受益于威权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在政府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而且也是政治转型的产物，其发展又与韩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紧密联系。所以，韩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在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又有体现出新的特征。首先，表现为中产阶级发展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亨廷顿指出，在韩国只有“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后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3]其次，基督教会支持社会运动体现了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性质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助推了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在社会运动中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壮大和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是公民社会的前提。政治民主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团体和阶级自我意识的强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初步成熟，公民社会的形成构建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驱动力。 　　3.韩国中产阶级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变革与保守的双重性，既是民主政治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权威政治的维护力量。一方面，不断变革进取是韩国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特质，他们是在国家工业化起飞时期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其革命性和进步性源于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他们逐渐从大众阶层脱颖而出，推崇民主、自由、公正，并成为反对专制独裁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是随着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与生俱来的，并是权威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受益者，难免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在政治态度上就表现为对民主政治变革缺乏坚定和彻底性。 　　韩国的权威政治体制，是在国内外现实环境压力下的一种特殊的和必要的政治选择，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年代，权威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过渡政治形态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权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深层动力不仅根植于发达的经济基础，而且需要中产阶级作为其社会基础。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它的理论支撑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形成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社会力量有着良性的互动。 　　三、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转型过程的作用 　　中产阶级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阶层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且也应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1.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政治系统中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取向模式。这种取向模式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以及评价取向三个方面。”[4]在威权统治初期，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臣民政治文化；而在威权统治后期至民主政治的建立，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是臣民——参与者政治文化。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产阶级对威权统治和民主政治的认同基础和对象由一元转变为多元。在威权统治初期，中产阶级对威权统治的认同建立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其经济利益之上，对威权统治的经济政策完全认同，对威权统治的政治高压政策反应平平，对威权统治的集权专制也不置可否。威权统治的中后期，中产阶级的政治需求膨胀，强烈要求政治自由和权利，随着威权统治执行镇压民主化运动等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加入了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主化浪潮，使韩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转型。韩国中产阶级的多元认同基础消解了威权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但却增加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非常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韩国在实现了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后，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认同更多地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民主不是万能的，它只能给予人民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不能解决威权统治遗留的大量问题以及新政权面临的诸多问题。有些第三波国家出现了回潮现象，但韩国的民主制度却日益巩固，这与中产阶级的认同基础的多元化是不可分的。第二，中产阶级的情感取向由单一转变为复杂。韩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中产阶级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人性善，把整个政治制度的良性运作系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最为重要的是，韩国的中产阶级是威权统治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他们倾向于与威权统治结盟。但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韩国政治的实际运作都冲击着儒家传统的人性假设，动摇了中产阶级对威权统治的情感。滥用权力是权力的本性和人性的弱点所致，西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在韩国威权统治时期，出现了大量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些都使中产阶级不再单纯的相信政治统治者的人性和道德水平能够驾驭权利的扩张本性。朝鲜战争后韩国的政治发展造就了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复杂情感：既有顺从、较强的认同，但更多的是怀疑、害怕、疏离、反感甚至排斥。这种复杂的政治情感使中产阶级的制衡意识日益显著。第三，中产阶级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和实效的评价由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在威权统治初期，韩国中产阶级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和实效的评价是：以效率为主要价值评价标准；对政府的评价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对政府的评价标准的单一性使其对政府的评价具有片面性和短期性。在威权统治后期以及民主政治建立之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评价呈现了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的特征：由以效率为主转变为以民主为主要标准；政治评价逐渐转变为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许多中产阶级组建了非政治性、非营利性的团体，关注环保、妇女权益等问题；评价标准多维性，对政府的评价具有全面性特点，以政治自由的实现、人权的保障、民主制度的完善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如果说工具理性为主的评价取向使中产阶级向威权统治妥协，顺从威权统治，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迟滞了民主政治进程，那么价值理性为主的评价取向转变使中产阶级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而中产阶级特有的妥协理性正是民主政治需要的一个基要因素。 　　2.韩国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转型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决定了其政治态度的变化，政治态度的变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第一，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与威权统治的一致与冲突表现为：威权统治早期，韩国中产阶级的一元认知取向、单一情感取向以及工具理性为主的评价取向与威权统治早期的集权领导、集权体制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随着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转型，在威权统治后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逐渐激进，他们参与了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主化浪潮，并使韩国实现了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第二，韩国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转型与民主政治的契合。韩国在成功地实现了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之后，中产阶级趋向于保守，此时民主政权虽然面临众多的情景问题和体制问题，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是稳定的。韩国的民主政治在中产阶级的强大支持下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产阶级政治上由激进走向保守，主要是其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契合所致。表现在：民主政权在肃清威权主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增强了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信任；民主政治的制衡理念以及自由的价值取向与中产阶级的制衡意识和自由意识相符；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与中产阶级的妥协意识契合。在不同的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不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也与政治态度密不可分，中产阶级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利于政治稳定；中产阶级激进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可能意味着政治不稳定。但是稳定可能意味着良性的政治发展，也可能意味着滞后、不自由、不民主。不稳定也是一样，可以是负面的社会政治动荡，也可以是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动态和复杂的，他们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也是复杂的。 　　3．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对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韩国的中产阶级，如亨廷顿指出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典型的情况是，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7]中产阶级并没摆脱政治上的摇摆天性。一方面，韩国中产阶级在威权政治转型过程中，其作用是有限的。韩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为的阶级，也未构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其客观上与西方理论中应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民主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有段距离。另一方面，韩国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改变韩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长期处于胶合、同构状态的体制模式和决策模式。这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7]如果说韩国的权威政治使得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成功辉煌之路，那么，从权威到民主的政治转型将决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是从中产阶级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形成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的角度，来解读政治转型的本质蕴意。 　　四、启示 　　中产阶级是考察韩国政治转型过程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概念工具。通过考察韩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启示。 　　1．按照社会学理论分析，中产阶级作为一种民主力量对社会发展具有稳定作用。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有着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异质性群体，而且也是一个内部有着等级差别、经济收入有着很大差距，并分属于不同利益的复杂群体。正因为他们“既是剥削者或压迫者，又是被剥削者或被压迫者”，[8]所以，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形态或阶层意识的自觉、自为阶级。而构建社会的稳定应当是社会中各子系统、各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以及是一种互动“合力”作用。故后发型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否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知识资本在同物质资本、经济资本抗衡和博弈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政治民主作用，这是不能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而简单地移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模式与理论的。否则这不仅不利于真正了解发展后发型国家中产阶级的特征，而且如果后发型国家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在中产阶级的消极保守态度上，这并非是一种政治智慧或明智之举。中产阶级由于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特殊性，必须依据具体社会背景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分析。 　　2.从政治学角度看，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中层，是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9]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做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在后发型国家实现民主法治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民主的实现程度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一种是机制性的，另一种来自于民主的主体。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种影响民主实现的因素，即民主的主体——公民。中产阶级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和更具有科学精神，人民民主意识活跃。与下层弱势群体相比，他们有更多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他们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秩序法律的尊重，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或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3.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根源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促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自身又逐渐发展起一套民主治理模式。就我国而言，远未形成像西方那样发达的公民社会，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以及建国后数十年的政府办社会的历史积弊，使得我国的社会力量十分薄弱，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意识上都远未具备自发形成民主机制的条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中产阶层在悄然崛起、壮大和发展，并且必然在未来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最为中坚的力量。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与政治民主化有着密切联系，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民主化的基础，民主化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发展”。中产阶级“能带来民主”和“为民主提供了基本的理念模式”[10]。我国原有的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的局面已被打破，过去那种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弱社会—强国家”状况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过程中。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上。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希望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保护其合法利益，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他们更倾向于改革，但是又不赞成激进的变革，而是坚持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他们相信政府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困难，目前存在的贫富分化不会危及社会稳定，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中国中产阶级既没有与党和政府存在冲突，也没有远离政治，而是紧紧依靠党和政府。他们虽然获得了相当的财富，生活方式上也具有某些共性，但政治上并未显示独立性。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政治取向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变量，包括政治精英的作用、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发展有助于设立和完善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机制，而体制外的“民主”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必须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而且，发展中产阶级并不仅仅是扩大社会财富，更是期待这个阶层在随着经济力量强大的同时，也成为这样一个群体——具有强烈法治意识的公民。 　　参考文献： 　　[1][2][3][7]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141—142、50、78、77. 　　[4]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60.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商务印书馆1961：154. 　　[6]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77. 　　[8]G.Carchedi，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Middle Class，In Economy and Society，March 1975：51. 　　[9]李福安.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与腐败[J].国民经济管理，2005，（2）：87. 　　[10]张清，汪梦.中产阶级：理论阐释、演进与民主化[J].扬州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