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中国为什么没有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我看到，《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的简介中说：“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我知道，你非常敬重森的学术与人品，你可以进一步介绍一下森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社会有哪些启发？</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森的良知》。当我读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年轻一辈对那场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几年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时，提及大饥荒的历史，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反驳说，你不要污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南京大屠杀才杀死三十万人，都发现了万人坑；你说三千万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而且我的父母辈、祖父祖母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饿死人的事情。所以，你在说谎。</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我看到，一家NGO组织对一百名一九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百分之三十七，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百分之十，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那么，森的祖国印度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森九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童年饥饿的经历直接有关。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赢得了印度人民的爱戴。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却没有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饿死的先人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第二层面的羞愧，是中国学者学术良知的欠缺和学术视野的狭窄。直至今日，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大饥荒的成因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即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所以，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认定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造成的。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今天的中国学者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当代中国要出现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还要等待许多年。那么，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没有你特别尊重的人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英年早逝的杨小凯 就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主内的弟兄，我可以说是“小凯迷”吧。二零零二年，我在天则所与他见过一面，听了他的演讲，他谈的是发展国家的劣势的问题，之后我还同他说了几句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没有跟他讨论到信仰的话题。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历史，每年写一个人物，从我个体的经验出发来写。一九四九年写的是不知罗网已经张开的、欢歌“时间开始了”的胡风，二零零二年写的就是杨小凯，因为我与他在那一年见了一面。这本书可谓是“仓惶人物志”，是一部个人的仓惶史，无论是胡风，还是杨小凯，都是迷惘的、痛苦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今天我们讨论杨小凯，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他在经济学上究竟有哪些成就？他真的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吗？二是作为基督徒的杨小凯，他信主以后，信仰对他的生命和学术有哪些重要的改变，包括他对死亡的看法？关于这些问题，你无疑是最好的阐释者。</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以经济学而论，杨小凯在“文革”时代的监狱中，只有《资本论》可读的时候，便立志将其中的经济定律体系化，成为一代大家。后来赴美留学，在图书馆中发现，这些工作西方人早已完成了。他深感羞愧，他没有怪制度，而是反省自己缺乏敬畏心，资料掌握也不够。读博士期间，他曾经说，那些年比在监狱中还艰难，因为数学和英文都不好。从杨小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代中国人中要出现大师很难，小时候我们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的训练。杨小凯是一个奇迹，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肯定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晚年所获得的成就，可以用一个人用双手飞上了月亮来形容，真的就有那么难。</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而作为基督徒，杨小凯是一个真正有忏悔精神的人。他的忏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年和晚年对早年的忏悔。他年轻时候也有过亢奋期，向往革命，并为之受苦。一般人都会将年轻时代经历的苦难和革命的姿态当作资本，但杨却为此而忏悔。第二，身患绝症之后，杨小凯来到主的面前，对自己的人生作彻底的忏悔。在十几亿中国人中，能够作这种忏悔的人很少。在生命状态上，晚年的杨小凯温柔，热爱和平。早年他也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晚年有人问他，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时代，你是选择回去革命还是留在国外？他说，我会远远地离开，为中国祈祷和平。这是遵循耶稣的教导，“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我跟杨小凯的同事黄有光交谈时，他谈及杨小凯最后在医院的情形，感到身患绝症的人太可怜了。我却认为，那时的杨小凯的身上有神的光芒，他在一篇见证中说，他原谅了所有曾经迫害过他的人，他的生命里只有一个字，就是“爱”。</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经济学和信仰建构上完成了这样的功课，迄今为止，我只发现有杨小凯一个人。他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到非常悲伤。后来信主了，我相信杨小凯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仍然有神的美意在。他在天家中终于可以远离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杨小凯的学问都是在海外做出来的，所以，他反证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苍白无能。中国既没有几个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也几乎没有让人尊敬的企业和企业家。个中原因，既是制度环境造成的，还跟文化和信仰有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是的。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除了森以外，还有韦伯和哈耶克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这个词语并不准确，晚年他使用“自由企业”来形容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经济和政治文明。他强调企业的作用，将企业当作市场的主体，认为企业而不是政府，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使用“自由”一词，自由是什么呢？神造人，神给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给人以自由意志。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繁衍的根基。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中国出现呢？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商业为何始终不能发展起来？中文世界里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著作是余英时先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先生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个韦伯式的命题，他希望找到答案。他已经走到了关口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新教伦理催生西方现代文明这个因果链条成立的话，儒家文化也可以繁衍出支持商业的伦理体系。但是，余先生的一个误区在于，他没有发现新教伦理是一种信仰，儒家伦理是一种道德；前者是神在工作，后者是人在建构，其间的差距极大。在新教论的最前端的动因，乃是基督新教的信仰。所以，这个问题讨论到最后，就进入了神学层面。我曾经将我的看法发给余先生看。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不会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他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我也跟余英时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余先生这些年来与基督信仰走得越来越近了。让我们继续回到韦伯上来，如果用韦伯的思想透视中国企业界，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韦伯对人提出了三个维度，即：激情、责任和视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人的荣耀，乃是荣神益人。比如，我写一本书，仅仅是投读者所好，为了得到读者的赞美，那是人的荣耀；如果我在写作的时候，想到天上还有一位掌管万物的主在看着我，我就会想到，我是为主而写作的。企业家也一样，对于有信仰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管家，而不是财富的永久拥有者。如果有对神的敬畏，企业家就不会忙着将钱财转移到外国，将子女安排到外国，而是竭尽所能将企业做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的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是缺乏远景和异象的人，如今中国日益陷入自我亢奋之中，似乎实现了“大国崛起”。然而，中国的财富仅仅是数亿劳工的血汗钱的积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用圣经的原则来看中国，就会发现中国根本没有“站起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晚年周恩来一次跪在毛泽东的面前，周恩来这个儒家文化的典范，这个“贤相”，其实他根本没有视野，他是将毛泽东当作他一生的事业，他没有仰望神，而将毛泽东当作神。中国所有的皇帝都是毛泽东，而所有人都将皇帝当作神。</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有机会跟许多颇有名望的企业家接触，也曾与他们讨论信仰的话题。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诚信环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中国交易费用过高，而在西方交易费用很低。如今，大量的中国企业将眼光投向国外，认为西方的钱好赚，西方的政府和企业好对付。我经常反问他们说：“你认为你比人家聪明吗？为什么工业文明、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都出现在西方？”</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根本上还是方法论的差异。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要拉关系、走后门。我赞同“大众之恶”的观念，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作恶，不是上面的几个官员在作恶，而是所有人都在作恶，每一个人都应当追问自己：我对这个时代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常常想，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卖到中国的一个偏远的小镇，而中国的企业却不能将内需做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是因为政府过多操纵经济，政府成为经济的推手而不是企业。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官商勾结的传统。比如，吕不韦就是靠着送女人给秦国的王储，由商人而成为丞相。但当他失去秦始皇的信任的时候，就是死路一条。近代以来，洋务运动更是形成“官商一体”的传统，比如胡雪岩和盛宣怀两个清末最成功的商人，前者背靠左宗棠，后者背靠李鸿章。当左李的权势动摇，两人顿时树倒猢狲散。今天不也是如此吗，像黄光裕这样一个连中学教育都没有完成的人，却能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将那么多高级官员拉下马，多么荒唐啊。寻找靠山这种既是现实的也是愚昧的定位，成为整个企业界的一种方法论。</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说到底，是因为中国人违背了神给我们制定的分工原则。</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都崇拜毛泽东，都在用毛泽东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并声称取得了成功。比如华为的任正非，比如巨人的史玉柱。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今年的“两会”上，毛泽东的孙子、“政协委员”毛新宇的提案是《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未来信息化战争》。他说：“国内很多企业家也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企业管理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史玉柱就是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理论，才取得今天巨大的成就。”为什么这类背离普世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如此盛行？对于这类倒行逆施的企业和企业家，你认为可能继续发展壮大下去吗？</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企业的成功？如果仅仅是赚到钱，这些企业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也许会是成功的。但是，伟大的企业并非利润最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更是有一套伦理价值的企业，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尊重生命。上帝造人，除了赋予人身体，还有梦想和心灵。无论是一个非洲的黑人，还是中国的老农，无论是公司的白领，还是任正非，都有神所赐予的梦想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华为这样的企业必将遇到不可突破的瓶颈，而且已经为期不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毛泽东及其主义，最邪恶的地方就在于不尊重人的生命，奴役人的灵魂。毛时代的国家政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内可以产生高效率，但最终经济仍然走向凋敝。华为的做法就是毛时代的一个缩影，不把员工当人看，当螺丝钉看。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都不会否认，自己要做成一家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森说，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即便是马克思也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发展是为了人的自由。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极为糟糕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上面也有这样的话，“人类社会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以，不自由的企业所取得的只是表面上的成功，最终将走向失败。国家也是如此。不是用自由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国家，必然灭亡。毛宣扬“团结就是力量”，一九四九年之后这句口号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毛时代对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剥夺成为一种基本国策。民国时代的土地产权是明晰的，家家都有房契，到了我们的父辈，却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在自己的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种几棵白菜也会遭到生产队长责骂。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每个人都失去了上帝赋予的创造性，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发展，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企业。</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至于史玉柱，我认为他连企业家都算不上。我对他的定义是：一个在落后的制度背景下发现庸俗的商业机会的商人。他善于组织乌合之众，寻找乌合之众共同的癖好。换言之，他是中国式的营销大师和忽悠大师。</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今天，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刺欧美的超级市场，但中国并不受尊重。中国有一个麦当劳那样的企业吗，有一个谷歌那样的企业吗？有一个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的企业吗？没有。中国输出的只是廉价商品和劳动力，而不是价值。就连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胡紫薇在大闹奥运会新闻发布会、斥责其出轨的丈夫的时候都说：“一个国家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所有的诗歌都是指向神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最后的话题回到诗歌上吧。认识你不是始于你的读者面最为广泛的财经评论，反倒是你是诗歌。我喜欢你的财经评论，但更喜欢你的诗歌。我在网上找到一篇你与木朵的对话，谈到“南方风格”，我也是南方人，青少年时代也迷恋于南方的情愫，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以我个人的审美标准出发，我一直把那些有浓厚地方气息的作品当成我视野里的圭臬，比如沈从文，比如汪曾淇。”那么，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信仰有没有使你的诗歌创作发生变化？</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当然，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写的诗歌，与原来写的诗歌相比，简直是背道而驰。过去，我的关注点在于地域、人性、身体、爱情，是基于当下的写作。诗歌是诗人迷恋当下的工具，无论是如今的口语诗人、下半身诗人，还是北岛、海子，都是如此。读海子的诗歌可以知道，他在愁苦中曾经仰望某种更高的存在，可他没有找到神。我在一篇写海子的文章中，将其形容为“惊惶的海子”，《诗歌》里大卫写到，“你掩了面，我就惊惶”。海子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孩子啊，不认识神，他怎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海子去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本圣经，可惜他仍然与上帝擦肩而过，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是啊，如果被主拣选，海子就不会自杀了，他特别需要神，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神。诗人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表明诗人在大众眼中成为一种异类的文化符号，但没有神，他们仍然无法获得自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信主之后，开始追问自己：诗应当怎么写？我过去写的是诗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不是诗。试图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在自己的身体中寻找营养，最终必然失败。于是，我重读了艾略特、泰戈尔和里尔克的诗歌，有了许多新的感悟。比如，泰戈尔在《吉檀加利》中写道：“你本是我的主人，你却当我是弟兄。”他又说：“所有的诗歌都是指向你的。”可见他心中是有神的，是为神写作的诗人。比如，里尔克一辈子都在仰望神、寻找神，他的诗歌中有一种仰望的忧伤，虽然不乏忧伤和虚空，但仍然在仰望。比如，艾略特是在文化层面，将现代文明荒芜的现状呈现给神看。</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对我来说，信主之后便不再歌颂身体、不再歌颂形而下的快感。这是很难的，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赞美国家；然后，在青少年时代，是赞美姑娘和爱情；再以后，我们发现要回到诗歌本身，诗歌是审美或审丑，是拉奥孔式的与悲剧命运抗争；再以后，我们发现最大的悲剧却是自己，是自己的身体，于是诗歌便指向个人，抛弃所有的宏大叙事，面对当下挖掘，结果越写越愁苦，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温暖。</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在圣经中找到了诗歌的终极意义。有一次，我读到圣经《创世纪》中的一段经文，是说雅各在路上的境遇：“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其他人可能想，这段经文并没有什么诗意，也跟诗歌写作无关。但我读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想到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去下来”这个动作，顿时感动万分。在天与地之间上去下来，不就是诗人的梦想吗？诗歌就应当像神的使者那样，在天梯中上去下来。诗歌是最古老的、专门对神说话的艺术形式。大卫和所罗门撰写的都是最伟大的诗歌。</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找到了这个意象，我不再为身体而忧伤、彷徨，不再为一个女人而赞美，而将所有的诗歌都献给神、向神说话。当然，我也将内心的幽暗和伤口向神敞开。只有仰望神，才能得智慧，才能得真理，才能对自身有深刻的怀疑，才能彻底认识人性，也才能真正拓展诗歌的疆界。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神的光照，人怎么可能认识自己？某一天早上起来，阳光照进我的窗户，细小的灰尘在空中清晰可见，我写了一首赞美诗：“阳光穿过窄门，／那些徘徊在门后的空气，／空气中徘徊的灰尘，／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样子。”</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中，你认为有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神性写作的质素？</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我想应当是穆旦吧。抗战初期，穆旦从长沙一路行走到云南，路上一直在背英文单词，那时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当下的生活。后来，他怀着救国的志向参加远征军，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段时间他写的一些作品最具神性，比如长诗《隐现》就是直接写给神的。在这首诗歌的结尾处，他写道：“主呵，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聪明的愚昧里，／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太多的不满，太多的生中之死，死中之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我不知道他的信仰状况，但这些句子无疑是最接近神的汉语诗歌之一。可惜的是，后来穆旦仍然没有抗拒国家主义的诱惑，从美国奔向新中国，后来在国内命运极为悲惨，诗歌写作根本无法继续下去，一位伟大的诗人就此夭折。</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木朵说，你是擅长“四行一节”的诗人，这种诗体在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我很喜欢这些如同出水芙蓉般的诗句。比如，《少年》：“一位少年在树林里歌唱／他的歌声比黄鹂鸟还要尖细。／我多么怀念那种单薄的声线啊／可惜我永远也回不去了。”比如，《先知》：“才过八月，先知就失去了衣裳／他被人丢弃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从上往下看，先知象一块孤独的石头。”比如，《放声而哭》：“这满手的空气，满世界的空气／是我一生惟一不劳而获的食物／主人，这样的幸福是你的恩赐／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放声而哭。”</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是的。我在找到这样的形式之前，一直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和篇幅的人，四行一节让我的诗歌写作有所收敛。</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我在你的诗歌中看到许多其他诗人不敢触及的所谓“敏感题材”，如“六四”、刘晓波、赵紫阳、天安门母亲等等。虽然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但在心灵的世界和文字的世界里，你始终保持着完全的自由。你从来没有自我预设一种检查机制，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的文字当作敲门砖来获取名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更为重要的是，你的这类诗歌与那些慷慨激昂地谴责和声讨的作品不同。你的诗句如同武侠小说中写的那种神奇的软剑，软得几乎可以当作腰带一样束在腰间，但又以柔克刚、无坚不摧。我认为，这些简单朴素的句子比那些咬牙切齿的战斗檄文更有力量。比如，我很喜欢你为赵紫阳写的那首《写在富强胡同的小哀歌》：“我曾经路过你的家门／虽然有警察盘问／我还是曾经路过你的家门。／我曾经对他们说／我只是路过／难道我没有路过的权利么？／我曾经路过你的家门，／我曾经看见一位年过五十的女人／她戴着大口罩，攥着一枝花／仅仅攥着一枝花／她也曾经路过你的家门。”虽然通篇没有出现赵紫阳的名字，但稍有常识的读者都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也很喜欢这首《悼马力》 ：“马力，你死了，终年五十五岁／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神说过，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那么多冤死的孩子啊早已上了天堂／你只能到地狱里去。／你看那些孩子／正在神的身边唱歌跳舞／你却在火湖里受煎熬／你后悔么？你后悔么？”还有那首《不要怕他们》：“那遮挡我们眼睛的／遮不住我们的梦。／那杀我们身体的／杀不了我们的灵魂。”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给所有遭到这个政权逼迫的人的安慰。还有就是为刘晓波写的《无题》：“好人进监狱／酒徒成英雄／这个国家是一台戏／演给魔鬼看。／为那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晨祷。”我在你的博客上一看写作的时间，就是在刘晓波被当局判处重刑的那天。这些诗句毫不晦涩，却又有一种千锤百炼的质地。这些诗句乃是当代中国“见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徒最荣耀的身份，不就是为真理作见证吗？我想知道，是不是信仰让你获得了这种“驯良如鸽，灵巧如蛇”的智慧与勇气？</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苏小和：对我来说，确实没有什么题材不能触及。信主以后，我深深感到什么是“因真理得自由”，这是一种神给人的自由。我对一切与自由有关的现象都感兴趣，都有勇气去关注，无论刘晓波还是唐福珍。刘晓波被判处重刑的那天，我很愤概，但我用最为节制的诗歌来表达对当局的谴责和对刘晓波的敬意。这几句话是保罗的句式，保罗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真的是这样，刘晓波是个多好的人啊，是个多好的男人和丈夫啊，我看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偶尔在推特上留下的那些话，那种在困境中永不止息的、不可遏制的爱，我们能回避和忽略吗？</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神就是爱！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无论是怎样看上去很美的当下的旗帜，一切都应该与爱同在，一切都应该与神同在。由此，我从来不掩饰我的信仰，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承认我的有限性，承认我的罪性。我撒谎、我嫉妒、我虚荣，我脾气暴躁，我目中无人，我渴慕财富，我还贪恋女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说是人活着的世俗动力，是人性，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正是我们悲伤和愁苦的源头。我也承认，即使我受洗之后，我仍然在罪的试探面前彷徨，但我必须强调，借着神的光，我比过去宽阔了许多，安静了许多。耶稣的使命，是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爱所有的生命，这包括了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罗马人，也包括了你和我。耶稣的理念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世俗利益之争，民族之争、党派之争和国家之争。他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这正是十字架的意义。在看得见的二元利益分割面前，耶稣选择了在那个著名的交叉点上被人钉死，从此，爱沿着不同的路径释放。即使在血腥的战场，人们也能凭着十字架的勇气，不分敌我，去拯救所有受伤的人们。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是人都会坚持自己，是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拥有某种正确的暴力，是人都会排斥异己，是人都会心存仇恨。只有神对这些利益之争不屑一顾，他只热爱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愁苦虚空的人们不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可以选择不过一种圣洁的圣徒生活，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一种至高的智慧、一种全新的方法论。</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是的，沿着这样的方法论，这种由神亲自赐予给我们的智慧，我想说，即使有些人总是封锁我的梦想，即使有些人总是剥夺我自由的权利，即使有些人总是想把我训练成一个傻瓜，但我还是爱他们，如同主耶稣说的那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二零一零年三月</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