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是被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农民打工一年赚不到多少钱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农民的生命脆弱不堪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被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后代：只能考学改变命运 　　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20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 　　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 　　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以及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 　　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 　　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的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的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