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后的欧洲认同与欧洲一体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摘要：从二战后到德国统一的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国内对欧洲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信仰和价值观，即德国的欧洲认同。统一后的德国，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欧洲理念，依然致力于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体现了德国国家认同中强烈的欧洲色彩。这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方面，主要是德国的欧洲认同本身包含相互矛盾的因素，即德国要求恢复正常国家的权利与其所坚持的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其部分国家利益。   　　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并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反而是加强了自我约束，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驱使德国坚定不移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一个内在动因是，德国的欧洲认同已经深深扎根于德国人的心中。 　　德国的欧洲认同是德国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的一种混合认同，是德国对欧洲的一种归属情感的体现。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前的德国长期游离在国际体系之外，对欧洲缺乏认同感。随着在一战、二战中的相继失败，德国逐渐认识到不能“盲目单干”，从而由传统民族主义转而认同欧洲联盟的价值规范，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统一后的德国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继承和发扬了德国历届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思想观念，欧洲认同已经成为德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保留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外，德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设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这体现了德国人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立场：为了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坚持欧洲一体化，在一体化中充实和巩固自己。 　　一、统一后德国的欧洲认同如何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面对国际政治结构以及国内形势的显著变化，统一后的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方面也有所调整。这些变化与调整是与统一后德国的欧洲认同分不开的，或者说是德国的欧洲认同影响了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德国的欧洲认同如何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一)保持欧洲政策的连续性 　　统一后的德国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加上东部的资源以及四国军队的撤出，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虽然有人对其未来发展感到担忧，但统一后的德国依然继续坚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其领导人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德国的未来与欧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国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彼得·卡赞斯坦在其文章中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国家，认为德国所取得的欧洲认同明显比以前有着更多的国际化。①而坚持国际化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和接受多边主义。德国对欧洲的认同更多体现了关注欧洲的共同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德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欧盟组织变化的环境下，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动因和进程上有了更多的考虑。1996年，德国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指出，德国对欧盟的财政贡献达到欧盟净收入的约2/3，而德国的GDP仅占欧盟总GDP的1/3，德国的年度超额贡献超过90亿美元，他们表示将停止超额贡献。②欧盟和欧洲议会的预算费用中相当大的部分由德国承担。欧盟200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德国每年对欧盟的财政贡献为224亿欧元，名列成员国首位，扣除返还后其贡献为76.5亿欧元，也位于欧盟第一。③再加上欧盟东扩，欧盟的财政重心从西部向东部转移，这加深了欧盟与德国的财政负担，引起了德国民众的不满。 　　无论是社民党领导人施罗德执政时还是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执政时都强调德国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保证德国正常利益的实现，才能向欧盟提供更多的财政贡献，才能更有效持久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德国坚持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方针没有改变，并将此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连玉如教授认为，德国根本无法承受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搁浅甚至败北的代价，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底线，无论哪个政党、哪个联邦总理执掌权柄都无法改变它。④ 　　(二)积极推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与《欧洲宪法条约》的制定与实施 　　德国把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看作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一环，因为统一货币不仅可方便成员国贸易结算，而且将使欧洲货币能抗衡有强大物质基础的美元、日元，还可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德国最终的目标就是通过货币、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过程“溢出”到政治一体化，形成欧洲联邦这样一个大民权实体。没有欧元最初认知的心理过程，即便是建立了欧洲联邦，恐怕这个联邦也是不稳定、不成熟的。国内学者王鹤对此作了概括性的分析。他指出：“货币作为国家属性的重要特征经常被用作更为广泛的政治目标工具。而欧元作为泛欧洲的象征取代国家货币，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元区成员国的国家属性，另一方面确实有助于促进泛欧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其在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公众心理等领域内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⑤ 　　德国政府总理科尔和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制定并实施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的生效意味着德国要放弃被称为欧洲“稳定之锚”的马克，在这方面德国为了巩固欧洲联盟的发展势头，牺牲了部分经济利益。尽管欧元区的建立与实施因大大降低了德国与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出口的交易成本和货币兑付的结算成本，而给德国经济增长带来好处，但是德国推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考虑更多的是欧洲持久的和平与发展及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发展。 　　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扩大，欧盟从最初的欧共体6国发展到27国，欧盟制定的现行法律条款显然不能满足和顺应欧盟发展的需要。为此，1999年6月，在轮值主席国——德国的倡导下，科隆欧盟首脑会议决定要制定一个“欧洲人权宪章”，同时还决定举行政府间会议商讨欧盟机构改革。 　　2000年5月，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的《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的长篇演讲，堪称一篇欧洲联邦主义集大成之作。其具体设想是：(1)建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欧洲议会，欧洲众议院议员由各国选民选出，欧洲参议院议员由成员国政府代表组成，分别代表“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和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欧洲”;(2)未来的欧洲执行机构，欧盟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未来的欧洲政府将由各国政府组成，另一种则类似欧盟委员会模式，直接选出一名有很大权限的总统作为领导人;(3)关于欧洲联邦和欧洲各国主权分配问题，主张各成员国签订一项宪法协议，明确规定欧盟政府与成员国之间“主权的划分”，欧洲联邦只拥有“核心主权”，其他则留给成员国政府，从而避免欧盟机构庞大、缺乏行动能力和因不透明等而产生的“民主赤字”问题。菲舍尔的演讲触发了关于欧洲宪法的大辩论。2001年的《莱肯宣言》使欧盟制宪进入了正式操作阶段。《欧洲宪法条约》从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政治认同的关系入手，勾画了欧洲的未来。由于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东欧一些刚入盟的国家对《欧洲宪法条约》持保留意见，为此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于2001年4月4日在欧洲议会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为菲舍尔的观点进行辩解并进一步加以阐发。他认为，建立“民族国家的联邦”并不等于要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国家”和取消民族国家，而为“民族国家的联邦”制订一部宪法正是要把“民族国家所希望和应当保留的东西留下，把不希望保留的东西去掉”。 　　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欧洲宪法的实施，2004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以绝对票数通过了《欧洲宪法条约》。虽然荷兰和法国先后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该条约，但是德国政府仍旧积极协调，努力推动各国批准该条约。2006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到，她任期内的主要任务就是重启《欧洲宪法条约》。她在纲领中说道：“我们需要宪法确保扩大后欧盟的工作能力，使之对公民更负责，在执行过程中更透明。”⑥ 2007年上半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召集欧盟各国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签订了启动挽救“欧洲宪法条约新草案”的协议。此举被认为是挽救欧洲宪法的举措。经过激烈的商讨，为了使“欧洲宪法条约新草案”能够顺利地执行，在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的问题上德国作出了一定让步。欧盟各国同意最迟于2009年完成“欧洲宪法条约新草案”。 　　德国政府在欧洲制宪上一直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在执政理念上坚持建立欧洲联邦的长远目标，努力推动欧盟向民主化、法制化、社会化的目标发展。德国始终认为，欧盟的扩大和一体化的深入相互促进，并以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作为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欧洲宪法条约》的最终实施，从法律上赋予了欧盟以政权合法性，从而增强了欧盟的集体认同感。 　　(三)推进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 　　1.重塑新的安全观 　　德国的安全观不仅仅关系到本国的安全防务，也关系到欧洲乃至世界的军事安全。二战后的德国，其基本法就已经规定了德国将永远放弃以战争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条款。德国统一后，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紧张局面已经不复存在。面对新形势下的欧洲安全，德国对其安全观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德国《基本法》为行动准则，加强欧洲军事防务并以一个正常国家身份参与在联合国和北约授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加强欧洲安全防务，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同欧洲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发展欧洲安全防务的对外认同。 　　2.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 　　德国军事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应对当前的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边界冲突、宗教矛盾、民族纠纷等对德国安全的威胁。这就要求国防军摒弃原来的以保卫国土为主的义务军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统一后，德国国防部逐渐开始了对联邦国防军的改革。1994年12月将其总兵力由66万人削减到37万人，1995年进一步削减到34万人，2006年10月又削减到27.7万人。在冷战时期，德国所有正规国防军都是强制性服役，但是现在大部分国防军要靠动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国家不能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服兵役。这对德国联邦军建设带来了一定影响，仅1990年就有60269人拒绝服兵役，1994年增加到 125000人，而 1995年上半年已增加到85000人，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⑦ 　　由于德国的反军国主义根基很深，在军事指挥上，德国将所有原东德部队全部划归北约组织指挥。政府坚持在实施军事计划和指挥能力时必须谨慎行事。统一后的德国并没有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权力，而是始终坚持在北约框架内实现欧洲军事防务，德国也没有要求在北约高级指挥系统中获取新的地位。建立牢固的欧洲安全防务体系和跨大西洋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德国考虑到欧洲在军事防务上将继续依赖美国军事这一事实，于是主张在北约框架内发展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要求欧洲未来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防务力量和明确的防务政策。欧洲不能期望始终由美国来扮演维护欧洲秩序的角色，欧洲必须确保自己的防务和安全。2001年召开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在2003年建立一支六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欧盟的危机处理能力;在2003年建成一支五千人的民事警察部队，以加强欧盟内部的安全管理。建立欧洲防务是完全有必要的，只有它才能给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某些基础，因为这种政策只有建立在欧洲控制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毕竟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才能真正使欧洲不再受制于人，才能对联盟的决策施加影响。德国在不损伤与美国关系的前提下，加强了欧洲防务建设，从而形成对欧洲防务的认同。 　　(四)坚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后，德国放弃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外交，多边主义和广泛的合作主义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冷战时期，这个外交政策被用于西方国际组织(北约、欧共体)中，用于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华沙组织。随着德国的统一、冷战的结束，德国加快了迈向“正常”政治大国的步伐，但德国外交却继续延续多边外交风格：明确拒绝对民族自我利益的狭隘关切，通过以广泛协商和普遍合作的多边外交，积极推进多极化发展。这一外交理念与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⑧实际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国内的宪法是紧密相连的。德国的基本法明确了两个方针：“绝不独裁”、“绝不孤立”，这是基于德国历史背景和放弃侵略与扩张政策所作的宣示。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政治精英对二战期间德国对外侵略和纳粹独裁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着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思。德国不会再通过战争手段来侵略欧洲，不会再走侵略扩张的老路，不仅是对德国的负责，更是对欧洲人民负责。这是一个指导性或强制性的纲领和立场。德国历届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德国必须正确对待历史，不能回避过去以德国名义犯下的种种过错和责任。德国明智的政治家都坚持德国必须通过欧洲一体化道路来反对国内的民族主义，为此国民要谨记历史教训，要通过协商与合作来解决民族复兴和发展诉求。⑨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国际制度还是欧盟的制度建设，德国都积极参与，这体现了德国对制度的重视。这些制度对多边外交政策有着深入的影响，德国必须维护和遵守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准则，在现行的机制下发挥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德国在欧盟、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下，都充分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德国在多边机制中行事低调，以协商和合作处理多边关系，符合当今世界重视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理念。 　　三、统一后德国欧洲认同的影响与启示 　　(一)统一后德国的欧洲认同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统一后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深受其对欧洲认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表现在： 　　1.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统一后的德国，不仅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欧洲国家对德国是否会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表示担心。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认为，“德国将会最终选择武力和政治独立来使它与经济资源相称，甚至得到核武器。”⑩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德国的欧洲认同不仅使统一后的德国将欧洲政策制定为德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纲领，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而且使统一后的德国不再走侵略的道路，不让侵略战争的历史重演。施罗德总理在2004年8月1日参加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大会上明确表示：“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首先成为受害者。因此，我们不支持一些德国人提出颠倒历史的诉求。”德国民众在国际社会对纳粹罪犯的历次审讯中，越来越多地了解了纳粹大屠杀的真相，通过左翼力量和政府的引导，通过国际交流，反复受到正视历史的教育，并不断进行自我反省。 　　对受纳粹迫害者进行物质赔偿也是德国坚持正确历史观的一个积极表现。自1959年至1964年间，德国政府就向欧洲15个国家赔偿了大约50亿马克，而申请赔偿金的国家在不断地增加，据估算这笔赔偿金的数额大约达1000亿—2000亿马克之巨。对各国受害者予以赔偿也成为德国坚持欧洲认同的一个积极表现。 　　德国政治精英和民众对二战时期德国对外侵略及纳粹专制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空前劫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德国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做法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肯定和好评。在世界局部地区冲突不断加剧的今天，德国的欧洲认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值得世界各国借鉴的。 　　2.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多边合作的欧洲政策 　　德国的欧洲认同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求同存异、多边合作的欧洲政策。德国对欧洲的认同，不是为了赎罪而抹煞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是在欧洲一体化中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的实现不是以自身的发展而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在取得其他国家信任的前提下，在充分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机制中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取得的。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使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得到了保证。 　　2004年欧盟东扩后，即使是在国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德国也未放弃对新入盟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当法国和荷兰拒绝欧洲宪法，欧洲一些国家认为欧洲一体化会停滞不前的时候，德国依然对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坚持推动欧洲制宪。德国身先士卒，给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表率，树立了负责任的欧洲大国风范。德国的欧洲认同使其加强了自我约束，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结合国内外发展新形势，在前任政府欧洲政策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利益，使未来德国的欧盟政策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德国的欧洲政策符合当今世界“双赢”和“多赢”的外交潮流，也符合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理念。 　　3.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欧洲文化的多样性 　　德国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认识到，在欧洲各国共有的“欧洲合众国”的理念作用下，欧洲国家间的文化差异非但没能阻止欧洲的联合，反而促使各国走向和解与合作。所以，它依据欧洲各国在历史、政治、文化上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多次强调了“双速”欧洲的重要性，因为“单速”欧洲一体化可能会挫伤欧洲各国参与一体化的积极性。而尊重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坚持平等协商对话，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对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上，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有相似的看法。 　　德国知名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在《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中，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人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米勒明确地指出：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到实现。米勒的观点也代表了大部分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观点。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统一后德国的欧洲认同所体现的多边主义与德国在一些问题上所表现的单边主义的做法存在着矛盾;德国的欧洲政策受其欧洲认同的影响对德国实现正常的国家利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德国欧洲认同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变”与“不变”上。“变”指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德国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其外交政策，这些政策的调整有时甚至触碰到了德国的价值观底线，对德国政策的可信度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变”指的是德国在坚持欧洲价值观的同时，过度削弱了其部分国家利益，损伤了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性。 　　1.德国的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统一后德国的欧洲认同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多边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成为德国处理欧洲政策事务时的指导性和纲领性原则。但在实践中，德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又表现出单边主义的做法。早在1990—1991年间，德国的高利率就迫使欧盟伙伴承受了东德的一些重建费用，而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的决定则损坏了其同盟关系。1999年，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德国参与了北约多国部队对南联盟的轰炸，严重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更是违背了德国《基本法》中的反战条款。科索沃危机及德国参与对南斯拉夫的空中轰炸导致德国欧洲认同的困境并使德国国家安全政策发生变化。施罗德总统在1999年2月跨大西洋会议上讲道，“德国仍然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德国的历史责任使它不得不用所有必要的手段，防止大规模屠杀。”按照施罗德的意思，德国已经成为北约组织一个完整的成员，它要准备毫无保留地作为一个正常盟国去承担责任。 　　总之，统一后的德国外交已经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它提出要结束“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的角色，向“正常国家”迈进，要“面向全欧”，“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对有所膨胀的“民族主义”加以自我约束，就成为未来德国的欧洲政策能否继续行之有效的关键所在。 　　2.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削弱了其部分国家利益 　　在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的欧洲认同与其国家利益之间出现了相互对立的倾向，由此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在德国政府坚持如期推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巴伐利亚州州长就曾发出警告：如果德国进一步让渡国家主权可能会削弱德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会威胁到联邦州的利益。部分民众为了民族国家利益也不愿让欧元代替德国马克。自欧元实施三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对欧元感到失望与不满。一项调查显示，多达56%的德国人赞同德国放弃欧元而重新使用马克。由于在欧洲一体化中德国长期充当“欧洲出纳”的角色，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的一位参与欧盟预算的谈判代表就抱怨说，德国这头牛已经毫无怨言地被布鲁塞尔挤了40多年的奶，这种状况不应再持续下去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使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德国一些右翼极端势力把诸如失业、难民、外国人犯罪同政府推动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提出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反对改革、反对外国人等蛊惑人心的言论，号召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这说明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和民众或多或少发出了对欧洲不情愿的声音，这不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其负面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如何既把德国的欧洲政策贯彻落实、又兼顾德国的国家利益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难发现，德国始终追寻的是超国家的体制，而不是政府间的条约;德国追求的是民主的程序，而不是垄断独裁。尽管德国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与挑战，但在欧洲认同理念的指引下，德国必定会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② Peter J. Katzenstein, “United Germany in An Integrating Europe”， in Current History, No.96, 1997，p.117,p.121. 　　③ 朱绍中主编《德国在扩大的欧盟中》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第78页。 　　④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页。 　　⑤ 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⑥ Hanns Maull，Germany,Europe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Check against Delivery，Speech Given by SPD General Secretary Hubertus Heil at the AtlantikBrucke e.V. Workshop,2006，pp.3-4. 　　⑦ 郝宁《德国新安全观的探析》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8页。 　　⑧⑨ 杨烨、王道云《在多变机制中实现国家利益——战后德国多边外交特点及成因分析》，载于《德国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⑩ Thomas Banchoff, “Germany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No.3,1995,p.264，p.264，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