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萧瀚被下课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萧瀚因“不明原因”被停课，萧瀚先生发出公开信请教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引发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风波。2010年元旦后不久，政法大学邓文初老师就撰文《没有人性的学术》声援萧瀚。近日风波白热化，著名学者张鸣、丁东等纷纷撰文表达了他们对此事件的看法。     萧瀚：就教授自由问题请教薛刚凌院长  　　薛刚凌院长，您好！  　　首先要说明，这是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将通过我的新浪博客“追遠堂”（http：//blog.sina.com.cn/xhzyt）和网易博客“追遠堂”（http：//xiaohanzyt.blog.163.com/）公之于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目前的高校学术制度，决定了你我之间不存在内部平等交流的机制，不公之于众，无以对付潜规则。再者，此事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私事，它天然地涉及高校的学术自由、教授自由原则，有资格进入公共议论领域。  　　要谈的事很简单，就是本学期我在本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被莫名停课。  　　早在上个学期末本科生、研究生们选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课表上没有我的课，而本来至少在本科部应该有“宪法学案例”或“行政法案例”以及我要求恢复的“中国宪政史”（这门课上个学期就被剥夺，而且没有任何程序），在研究生院应该有“经典著作导读”。  　　我从各方打听到的情况是我的课确实已被停掉。管排课的教学科研办也证实这不是排课系统的纰漏。  　　令我惊讶的是，您没有给我办过任何正式的停课手续：您也没有正式知会我停课的原因、理由、程序，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确定这件事情，仿佛停掉一位教师的课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的。  　　薛刚凌院长，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停我的课，我没有兴趣了解。在我确知被停课之后，一直耐心等待您找我告知停课的理由和程序，但至今开学已整整三周，您依然没有向我正式解释此事。  　　我以为这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就是现代文明世界最基本的学术准则：教授自由的问题。  　　自2004年1月至今，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已有整整六年。反省这六年的工作，我自认为与世界通行的教师与学术伦理是基本吻合的。  　　我所讲授的《中国宪政史》（您知道我曾多次向您提过希望改名为“中国权力史”），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您曾经不解甚至诟病的所谓“讲不出先秦问题”。由于课时有限（36个课时），以及我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所涉及的通史性专题（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罪己诏的通史研究、三次重大制度革命的通史观研究、“封建”概念与中国土地制度、礼治与权力制衡等），而且还由于每学期我都因为思考的进一步加深而增加内容，导致从历史时段上看，常常讲不出先秦。  　　至于宪法学案例课、行政法案例课，我也都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曾在研究生院开设的“先秦社会理论”（由于行政要求，我不得不将课名改为“先秦公法研究”——这当然是个莫名其妙的课名，但这是无奈之举，不然不让开。）上了一学期以后，我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调整，为此暂停。  　　我所讲授这些课程的效果在历学期的学生评价中，一直高于院平均分（如果我没记错，通常会高于平均分1—4分，院里有案可查），虽然我并不认为学生的评价就是最终标准，我也不敢说自己讲的通通都是真理，但我至少遵循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伦理，尽可能将我自己思考的方法和结果示之于学生，并与学生尽可能多地互动式交流讨论。每学期末，对学生们考查时，为了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对学生的考核作业，我通常不限制文体，只要求他们写作与本课程有关主题的内容，篇幅不少于3000字。  　　在这六年中，我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也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如果没记错，可能填过一回所谓的学术成果表，其他的我都放弃，不参与考评，为此年终奖金通常只拿个两千元左右的“安慰奖”，当然，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因为对所谓的学术成果我有自己的想法，在我目前的年龄与学养阶段，我不可能也不应该“硕果累累”。假如不幸著作等身，用不着别人鄙视，我自己就先鄙视自己了。我尤其反对仅仅为了职称和奖金、课题而去写那些除了浪费纸张和读者时间、毫无知识增量的所谓论文。每年的学术垃圾早已有目共睹，不需要我再去增加。我曾在某一年的学术成果表里写过：“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要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那是鸡的事业，不是学者的事业。”这个想法，我不会改变。  　　您对我很少参加院里的会议一直十分不满，我理解您的不满，但我坚持不参加，因为这些会议，大量的都只是充斥着官话套话的官僚会议，少量的学术会议中确也偶有闪光的思想，但总体而言，为这些会议花时间至少对我来讲是不值得的，我不能像买彩票一样去开会以增加学术性收益。等到哪天院里的学术活动正常化了，基本去行政化了，而不是您这个处长教授一手遮天了，我可能很愿意参加各类活动，包括会议。  　　大致回顾这六年来自己的工作，自省从未在学校、院里、课堂、会议上有过任何反人类言行，也从未有过违反学术伦理、教师伦理、滥用学术自由之言行，实在找不出停课的正当理由。那么，薛刚凌院长，您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部分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  　　我不揣冒昧地猜想，中国政法大学可能并不需要一位以扼杀学术自由、扼杀教授自由、取缔教授自治为己任的法学院院长。  　　                                                        法学院教师：萧瀚  　　                                                         2010年3月21日  　　张鸣：致一个法盲的法学院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萧瀚这学期被停课了。按照中国大学的惯例，教师被停课，被视为一种处罚，背后的理由理应是此教师不能胜任，或者出了什么差错。因此，在执行处罚之时，必须走一个程序，起码事先会被领导找去谈话。但是，萧瀚不仅事先没人找谈话，甚至至今没有被告知，连一纸书面的通知都没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教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停课。这一切，出在政法大学法学院里，决策者，自然是这个学院的院长薛刚凌先生。  　　教师这种职业，教书是本分，也是教师的权利。做教师的，无端被剥夺上课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惩罚，更是一种对其能力和尊严的侮辱。萧瀚是政法大学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学生中的口碑相当好，学院历年的考评，成绩也十分出色，借用一句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话，他绝对是个优秀的老师。这样的老师，被停课，难道连知晓一下原因的权利都没有吗？  　　现在的大学，就是一个衙门，哪个学校都一样。我原来以为，一个主要以传授法学为主的大学，多少应该好一点。哪知道，那里居然更糟。当年我的院长一手遮天，评职称，他想让谁上，就让谁上。但至少还要走程序，经过学院的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自从我来，还没有停过谁的课，但是别的学院有教师被停过的，停课之前，也都找被停课老师谈过话。虽然，在我看来，目前的停课处罚，多数都罚其非罪。真正课上的不好，既不负责任，又无学识，学生反应很大的老师，几乎很少被停课。我相信，像薛刚凌院长这样霸道的处罚教师的事，在中国高校里，还不多见，至少我是第一次听说。  　　一所大学，一所政法大学，教师的权利居然得不到丝毫保障，教师的尊严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的职业命运，甚至于他们的饭碗，居然一介学官就可以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无需开一个党委会，一个学院的办公会议，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这样的大学，如果是衙门的话，也是一种最专制、最恶劣的衙门。大学的行政化暴戾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北京，发生在连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去行政化的时刻，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当然，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法学院，有这样所作所为跟法盲一样无知，像城管一样的霸道的院长，能教出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来？这样的院长，考虑到他（她）的行政级别（这种级别是绝对不能撼动的），最合适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是法大所在昌平区的城管大队大队长。  　　丁东：声援萧瀚  　　3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自己的博客上就本学期被停止授课一事发表了致院长薛刚凌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各方打听到的情况是我的课确实已被停掉。管排课的教学科研办也证实这不是排课系统的纰漏。令我惊讶的是，您没有给我办过任何正式的停课手续：您也没有正式知会我停课的原因、理由、程序，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确定这件事情，仿佛停掉一位教师的课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的。”他向院长发问：“薛刚凌院长，您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部分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萧瀚学术上颇有造诣。他赠我大著《法槌十七声》，学理、思想、文采具佳，我读后很受启发。据知情人说，他备课很认真，讲课很投入，学生很欢迎。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名好教师。有这样的教师，本来是政法大学学生的福气。但这个学期却把他的课停了，还不说明停课的理由，的确匪夷所思。  　　人们不难猜测，他之所以被停课，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缺席了一些院内的会议，而在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萧瀚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法学家，是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从维护法治的角度，他曾就邓玉娇等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公盟等活动。他的声音，可能让一些当权力者感到不入耳。如果萧瀚的言行触犯了法律，可以通过法律制裁；如果萧瀚的行为违反了政纪，可以通过政纪程序处理。如果他既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违反政纪，就把他不明不白地赶下讲台，萧瀚当然有权利讨一个公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萧瀚被停课，是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本来，学校的主体是一是学生，二是教师。有学生求学，有教师授课，便构成学校。大学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到中国现代，教授也曾经是受到社会尊敬的阶层。教授有尊严，权利受尊重，才谈得上学术水准的提高。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最有面子的不再是教授，而是书记、校长、院长、处长。教与学的决定权，也从教师和学生的手里，转移到了书记、校长、院长、处长手里，甚至转移到了高距于学校之上的党政部门手里。教师和学生在学校都成被指定、被安排的对象，渐渐演化成失去自主和自尊的弱势群体。这种演变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大学品质的退化。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发出了“去行政化”的强烈呼吁。今年1月26日，温家宝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人士座谈时也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本来就是教师和学生应有的权利，也是中国大学的优良传统。近一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不但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而且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这些年，中国大学与蔡元培传统已经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政府如果认同现代中国大学的优良传统，就应当拿出行动。拨乱反正请从恢复萧瀚授课权始，还教师以应有的尊严和学术自由。  　　邓文初：没有人性的学术——有感于萧瀚“被下课”  　　以学术为职业？以学术为志业？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术在生命中究竟占据多大分量？如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还是以之为职业？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我是过于悲哀、绝望与激愤了。在我认为，处我们这样的“乾嘉盛世”，除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外，我们还没有资格谈学术，我们谈论的所谓学术还没有获得学术的真正尊严，我们那些据说是世界第一的学术生产，其实只是无人性状况的独白。  　　“没有人性的学术”！——这是今晚散步时忽然冒出的一句话，是得闻继藤彪君被“下课”之后，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君再次被无故“下课”时冒出的一句话。去年，藤彪君“被下课”时，也有声音为法大惜，为法学惜，说什么学术的尊严，说什么一个讲坛的重要；今年，萧瀚君再次“被下课”，又有学人与学生在为法大惜，为法学惜，为萧君惜，说什么学术生命之神圣，法学应成为志业，教育应该是终生的追求云云。  　　确实，作为法大难得的才俊，失去两君乃法大的损失，自然也是中国法学的损失；但这不是法大所能为的，当今的所谓最高法学殿堂，只不过学部下的一个厅局级官僚机构而已；法大的所谓法学家们，在这种世界奇观的官僚体制中，也无非教书匠、教书工具而已。对于官僚体制来说，连生命都不足惜，又何足惜乎一个法学家的去留？何足惜乎一个教师的存亡？何足惜乎一个学校的兴毁？何足惜乎一门学科的兴衰？  　　连法大这个学校都曾经被取消，连法学这门课都曾经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被禁止，连钱端生这样的法学家都被打倒，连手举宪法的国家主席都无法维护自己的人格，国家的尊严，还谈什么惜乎哉学术的生命，惜乎哉学者的尊严？！  　　是的，有些法学家，正在为这个时代叫好，说是进步，一个伟大文明的复兴，说是我们已经进入“预备宪政”，看啦，不是政治正“庸常”化、规范法了吗？  　　大约这样的法学家是有“学术”的，所以不会冒“被下课”的危险，但这样的法学家，究竟是“立法者”还是“诠释者”呢？这样的学术究竟是基于良知的认知还是基于稻粱谋的取巧呢？在我看来，也许，中国的法学家们太心切了，被宪政焦虑搅浑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错加冕”的冲动。  　　但这种“错加冕”，从方法论角度看，又未尝不是学术中人性丧失的结果，没有人性的学术的结果。  　　是的，“没有人性的学术”，不仅因为，在当今中国，学术已经被牢牢控制，失去了独立之地位；也因为，在现时代，“学术”早已不能切入学者们的思想、生命，不能触动灵性与情感，学术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底蕴与内涵；更因为，学术本身，学术的进路，早已经成为名利场，成为权势与利益的交易所，成为职称、名誉、地位、工资、奖金、工作业绩、考核的指标，学术已经工具化了，已经成为机器的零件，成为操纵知识人的工具与知识分子自动归顺投效的门径，成为思想控制与思想投诚的考量表。学术的工具化，证明学术已经死去；学术的死亡，正因为人性的灭绝。  　　更何况，在贫富分化几乎形成两个世界的学术界，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僚校长们的眼中，真的学术是该与赤贫结盟的。有著名的法学家兼校长，曾“善意”地规劝青年教师应保持“适度清贫”，要安于贫困，而自己却是享受着、追求着部级待遇；确实，在我们的大学中，确乎有一些真正的学者，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饿着肚子上学，让自己的老婆去街上卖笑，保持着“适度清贫”；而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所谓“大家”们，却动辄分润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国家财富，制造着学术垃圾——这些垃圾上无一不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牌。  　　保持“适度清贫”！这当然不只是规劝，因为制度操纵在他们手中，如果你敢不“适度清贫”，或者还敢说不，在所谓的学术之外，关注人生、世道、社会与正义，他们就可以强迫你保持“适度清贫”——停止晋升，停止你收入的增长，而物价是要涨的；下你的课，停止你上课的资格，而教育法、教师法是可以践踏的；于是那些穷学者们，那些为了学术而存在的年轻人们；于是那些真正的学者，那些不为体制收买的独立学者，便成了学术界的饿殍，“ 学术之路”成了饥饿之路，思想控制沦落到肚子控制的水平，这真是操纵人类的最佳手段！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绝妙写照，大约也是世界历史上管理大师们的典范之作吧？  　　学者们为了学术，就必须剁丧生命，无视贫困，无视自己家人在寒风中发抖，背叛生活。为了学术，学者们必须放弃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家庭的与社会的，放弃健康与富足的生活，去追求所谓的“学术”——通过“学术”，通过更多的文章（尽管是垃圾）、更高级别的发表刊物（尽管是出卖灵魂与肉体）、更多的课题（尽管是交易）……来获得晋升的机会，获得官僚们的认可。  　　这样的事，发生在据说是中国的最高法学殿堂，发生在盛产律师（职业化的冷血律师）、讼棍（枉法兼玩法的大师）与刀笔吏（才气如虹却冷若冰霜）的法大，但却竟然没有一声抗议，道路以目，三缄其口。  　　学术已经冷酷到以学者们的生命为血食了；学术已经控制着学者们的肚皮了；学术正通过巨额课题经费、通过利益分配，收买着学者们的良知与学术的尊严；学术已经进入学者们的身体与意志，渗透你的肾下线与脑垂体。你没有选择，要么贫困，信守你的学术自由；要么投降，得到你的一份厚赏。生存，或者死亡，噎死（yes），或者，梛(no)！  　　“没有人性的学术”，是对学术自由的扼杀，是学术工具化的必然结果。  　　学术成为权势者的权力，权力者的诱饵，诱惑者的陷阱，设陷者的岁入；学术成了冷血者的游戏，游戏者的收益，收益者的天平，天平的砝码；学术成了卖身者的草标，草标背后的旌表，婊子们的盛装，节操者的坟茔……除了不是它自己外，学术什么都可以是。  　　对于那些自愿献身者来说，这样的“学术”也许正符合胃口，在中世纪的教会中，不也是有一批自愿去势的宫人吗？在某些伟大的信仰体系中，不也是有这样一批自愿的阉割者吗？那些宫人们，会有许多的名义，牺牲、献身，或者是为了某某理想，或者是天命感召，一切真的或伪的理由。但这样的学者只能算是小人儒，这样的学术只能叫做注脚功夫。这样的时代无非是黄钟失声，瓦缶齐鸣的盛世，在这样真者隐行、伪者盛行的时代，我耻于做一个学者。  　　我选择背叛，不仅是背叛这些名利渊薮，也是对自己的背叛。我的心无法被这样的学术锚定。没有人性的学术玄谈，对于我已经失去了诱惑，如同明日黄花。我试着拒绝那高悬的奖赏，而将目光投向生命本身，投向思想、情感、灵魂与身体，投向非学者的无产者，那些下层社会，悲惨中的现实。既然只有清贫，那就干干净净的活着，既然贫穷已经注定——在一个极权控制社会，自由者没有选择，那么，就真正保持“清”且“贫”吧。  　　我维持着学术之外的生命与生活，寻找思想之外的灵性，在自然之中寻找不言之美，在人群中寻找亲情与友情，在青年们身上发现忠诚与纯真。我培养自己的第三只眼，它直通心灵，而不是大脑。思想者的痛苦有时会淹没心智，但无法淹没人的灵魂，灵魂才是最后的锚，是生命的定向器与安全港。没有灵魂的思想者在现时代，必然如同尸体一样思考，抛弃生命去寻去思想，犹如《一九八四》中温斯顿般的思想，只有绝望的终局。为了生命，放弃学术；为了尊严，放弃逻辑之冰冷理性，这乃是人之存在的内在命令——在大脑之外，有心灵在；在心灵之外，有肠胃肚腹、有情感在；在情感之外，有生命的涌动，那才是真正的思想之源、力量之本，是人作为人之本源，与根基。  　　思想者容易自我阉割，只保留上半身，以纯理智自诩，但我拒绝这样的存在，一种僵死了的存在，我拒绝他们的价值。我需要有完整生命与生活，思想与灵魂，情感与生命本身，健康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考。  　　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是此在。  　　为了思想，可以放弃学术，但为了学术，却不能放弃思想；  　　为了生命，可以放弃思想，但为了思想，却不能放弃生命。  　　这就是我的价值序列，不管别人是否认同。  　　学术可以放弃，但生命必须永存。  　　那些无人性的学术，就让他去吧。自有非人性的学者们会拥抱他们僵硬的身体。  　　放弃无人性的学术，直面生命与生活，就算是背叛自己，也毅然前行。  　　“忧思肠内热　　，盛世忧黎元”，“吾内热，吾岂饮冰乎？”二千年前庄子之感叹，一百年前梁任公的悲情。是的，任公说得对，吾内热，吾亦饮冰矣，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  　　别了，那些所谓的学者之学术，一个自由而富足的梦幻。  　　别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伪学术，一个赎买与归顺的旅途。  　　我的告别，不是逃离，而是为了回来，为了带回那种充满人性、思想激荡的学术，为了学术的灵魂与，生命的尊严，必须告别。  　　为了回来，我必须告别。  　　2010年，于极度严寒之燕山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