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8：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受限状况研究（第四章之第3-4节）

第三节：中国政府：亟待变革的政府治理和法律制度<?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 <o:p> </o:p> <o:p> </o:p> 对于个人而言，争取学术自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度的智慧，而且常常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但是，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促进学术自由并不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为学术自由的丧失，直接来自于政府对于大学教师群体的自由权利的设限，而实现学术自由则只需要政府兑现其给予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承诺，取消种种并无任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设限，在法治框架下回归政府自身的合理定位，以克制和自律的态度对待学术社会，问题就基本获得解决了。<o:p></o:p> <o:p> </o:p> 中国政府已正式签署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时至今日，国内的立法机构仍未正式通过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对待这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兑现给予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承诺，就意味着必须迅速变革原有的、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不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机制和法律制度。对于大学教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的基本实现，也必须纳入这一框架当中，才有望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o:p></o:p> <o:p> </o:p> <o:p> </o:p> <o:p> </o:p> 1、亟待变革的政府治理<o:p></o:p> <o:p> </o:p> <o:p> </o:p> <o:p> </o:p> 现行的政府治理机制，脱胎于1949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的复制与模仿。尽管后来在中苏交恶之后对这一体制曾作出局部的改动，但其实质未变，“专政”和“集中”是这一机制的根本特征。现代的政府治理机制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威权控制机制有本质区别的，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连续的过程”[5]。治理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是规则而是过程。1999年到2008年，中国政府不间断地宣传自己正在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而且必须承认，朱鎔基政府和温家宝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它在外观上和形式因素上已经与传统的威权控制机制有所区别。所以在外观上和形式上，现行的政府机制似乎至少已经具备了某些协调性的和过程性的特征。这是在转型期对内外种种压力的一个回应。但是就实质而言，“专政”和“集中”的根本特征并未有任何明显的改变。1999年以后的十年，政府的威权控制变得更加非理性、隐蔽和高技术化，就连与1989年到1998年的十年相比，都是有着明显的退步的。这样的政府治理机制，只是徒具治理之名而无治理之实的某种“后威权”和“后控制”形式的“伪治理”机制而已。<o:p></o:p> <o:p> </o:p> 要兑现政府以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方式作出的承诺，必须对现行的“伪治理”机制作出彻底的变革。如何打造真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其一，必须彻底实现执政党与行政权的有效分离，实现行政权的去意识形态化，政府部门的公共权力及作为其具体实施者的政府公务员必须奉行价值中立原则，执政党的党团组织必须回归社团的原始功能，执政党的意志必须以遵循宪政原则的方式、透过民选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正常渠道实现。行政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行政权，必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遗产实现彻底的切割分离。其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必须遵循分立制衡的宪政原则。立法机关必须来自真实有效的公民普选，并能够有效监督行政权的实施。司法机关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力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于教育行政诉讼，它必须能够有效地实现公正的司法救济。其三，在行政权的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行政权的实施过程中，大学的党团组织必须也相应地回归社团的原始功能，不得实际主导和参与高等教育行政权的具体治理过程。唯有如此，行政权（尤其是高等教育行政权）才能够为自己确立真实有效的权力边界。只有这样的政府治理机制才是真正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适应的。<o:p></o:p> <o:p> </o:p> <o:p> </o:p> <o:p> </o:p> 2、亟待变革的法律制度<o:p></o:p> <o:p> </o:p> <o:p> </o:p> <o:p> </o:p> 现行法律制度当中，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冲突最严重的，同时也是与学术自由的基本理念冲突最严重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被预先规定作为指导思想，就很难再有对于学术思想的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同样预先规定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就可能被列入“斗争”的对象。《宪法》需要精炼，《序言》部分过于冗长，其中很多内容在理解上还容易造成歧异，最好进行大幅度压缩，否则将很可能为那些损害学术自由的活动提供可供利用的空间。<o:p></o:p> <o:p> </o:p> 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大学制度和大学治理的部分，不仅大学的自治权利严重不足，而且大学行使其权利时，还需要受到国家教育方针和基本教育政策的限制，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这部分内容直接与学术自由的大学通则相冲突，导致政府控制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师的学术观点，有必要从《高等教育法》中删除。现行法律虽然确立了高等院校的法人地位，但是表达比较模糊，并未确立高等院校的自治地位。出于学术自由的考虑，需要对现行《高等教育法》加以必要调整，增加对大学自治的保障性条款。例如：“大学分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由公民或非政府组织以兴办高等教育为目的自由结社而成。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均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制定章程。政府审议大学章程的法律标准应当公开，政府不批准大学章程应当说明理由，并允许依法抗辩。大学按照章程运作，重要事项由本校教授会自行决定，不受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干涉。”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垄断文凭证书的发放。应当以法律形式规定：大学的文凭证书分为国家文凭证书和大学文凭证书。国家文凭证书一般由公立大学颁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国家文凭证书的统一发放。大学文凭证书完全由私立大学自行颁发。大学文凭证书可由私立大学组成非政府性质的独立评鉴协会加以评鉴。经过评鉴的大学文凭证书应与国家文凭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负责评鉴大学文凭证书。<o:p></o:p> <o:p> </o:p> 政府应当欢迎公民兴资办学，欢迎海外资本兴资办学，不应为公民或非政府组织兴资办学设置人为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举办教育须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但未规定政府不批准申请的法定理由，以及不服政府决定的司法救济手段。这就给予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不受限制的权力。该法应当明确限制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权限，将“申请”改为登记注册。提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举办高等教育的资金、师资、章程等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应予以登记注册。<o:p></o:p> <o:p> </o:p> 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大学教师的研究和教学自由的部分，不仅保障性条款的表达比较模糊，而且还存在有违学术自由通则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倘不撤销此条款，至少需要加以必要限制，如：“高等院校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在大学章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在《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中，需要对大学教师的教职聘任加以规定。例如：公立大学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私立大学的教职聘任由大学依照其章程自行决定。大学教师的聘任完全由大学教授会决定，不受政府干涉。同时也需要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加以明确保障。例如：大学教师应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自行决定其教学内容和学术观点。大学教学不受国家干预。教学内容倘引起学生或学生家长的争议，应由本校教授会评议解决。<o:p></o:p> <o:p> </o:p> 现行法律制度中有一些限制性条款缺少必要的司法解释，因此常常被权力作为限制学术自由的利器来使用。从促进学术自由的立场，我们要求立法机关对这些可疑条款加以修订，或者由司法机关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例如：《宪法》第五十一条中的“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其中“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是必要的限制性条款。“损害集体的利益”就是表述模糊不清的，建议改为“损害其他组织机构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缺少具体解释，建议予以删除，或者给出符合司法操作原则的具体清晰的表述。《宪法》第五十三条中的“保守国家秘密”，必须以立法的方式对“国家秘密”给予清楚的界定，并对现有的“国家秘密”加以整理，制成完整的清单。《宪法》第五十四条中的“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同样缺少必要的解释。建议对“危害祖国的安全”予以立法细化，同时删除“荣誉和利益”字样。因为“荣誉和利益”都是难以精确衡量的，在此基础上很难有公正有据的司法实践。<o:p></o:p> <o:p> </o:p> 现行法律制度中对于公民结社自由的限制，对于公民出版自由的限制，对于公民集会自由的限制，对于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对于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浏览与传递的限制，都严重伤害了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足够依据却延续至今的劳动教养制度，未经审判而限制人身自由，也被用作损害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武器之一。我们要求政府立即解除对互联网的野蛮封锁，立即废止罪恶的劳动教养制度，立即全面修订现行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实现。因为所有的自由权利是彼此紧密相联的，倘若没有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和身体自由，没有信息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o:p></o:p> <o:p> </o:p><SPAN style="FONT-SIZE: 12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serif\’; mso-font-kerning: 1.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第四节：以自由为前提的和解与发展<o:p></o:p> <o:p> </o:p> <o:p> </o:p> <o:p> </o:p> 1、以自由为前提<o:p></o:p> <o:p> </o:p> <o:p> </o:p> <o:p> </o:p> 从1999年到2008年，十年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变化。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经济增长的数字和歌舞升平的景象掩盖了日益严重的对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来自公共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控制、分化与压抑。但是，权力的肆虐，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内部结构的断裂，将如同“飞去来器”，直接导致其自身的控制能力的进一步弱化而非强化。权力内部的断裂、间隙和自我冲突在严重程度上远远大于它的控制对象。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反弹（至少是不服从），也已经渐成规模。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实现从来不是来自权力的恩赐，当更多的人感到自由与他有关，当更多的人认为认真对待人权即便有代价也是值得的，中国社会的公民自由的总量就已经在增长了。这种增长是无法计算的，但却是可以感知的。<o:p></o:p> <o:p> </o:p> 学术自由是公民自由权利当中比较特殊的一项。因为学术自由所保卫和呵护的，是一个社会当中最敏锐、最清醒、最精准、最智慧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良知承担者和创造力的实现者。如果他们停止表达，这个国家就会沉入黑暗；如果他们停止思考，这个国家就会走向死亡。学术自由所要求的是理性研讨能力的不断提升，是不为探索真理设限，是心灵沟通的直航，是信息传播的自由。学术自由所要求的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但不止于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学者的思想和表达必须在实质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形式的层面被充分尊重，不被扼杀与封禁，不受恐吓与威胁。就中国大学而言，1999年到2008年是大楼林立的十年，但是大楼并非大学的象征，在大师隐入黑暗的年月，大楼林立的景象不过只是大学的耻辱。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不仅不会有大师，而且只是工厂或者农场，机器人在拧螺丝，鸡在产蛋，人类的智力在遭受侮辱。我们说，在公共权力的非理性面前，公民自由的总量只能在复杂的博弈中渐渐增加。可是学术自由并非如此，学术自由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只有具有基本的学术自由意识的头脑才会积极争取学术自由。只有负责任地行使学术自由，才会唤起更多的人对促进学术自由的必要性的充分认知。在社会生活中遵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将会使社会精神前沿的动态信息有可能进入与普通人直接互动的机制当中，并唤起普通人与学者精英为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彻底实现而共同付出努力。<o:p></o:p> <o:p> </o:p> <o:p> </o:p> <o:p> </o:p> 2、以自由为前提的和解<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中国社会目前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经由朝野的共同努力，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的复杂交错，社会内部结构的断裂和内在价值的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的境地。如前所述，在当今中国，三种权力共存，两种转型并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野蛮的，也是未完成的，1900年以来的百年情仇，1949年以来的六十载沧桑，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激变，都是以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尊严和幸福为代价而进行的。这种现代性的选择是由于权力希望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得到保持、延续和扩大。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样是以铁血的方式进行的，也同样是未完成的。1989年以来近二十年的政治倒退，1999年以来近十年的信仰之战，同样剥夺了许多具有坚定的理念担当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普通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在极权主义逻辑下，现代性的内部转折也被视为扩张统治权力至少是维护现存秩序的一个工具，或者彻底限制，或者由掌权者主控转型过程。上述的两种转型都是畸形的，甚至是血腥的，因此每一次都严重加剧了社会内部结构的断裂和内在价值的冲突。那些在这种畸形的转型过程中直接获得利益的，至少是没有受到冲击的，与那些在转型过程中遭受掠夺，家破人亡、申告无门的，二者之间在感受上差别之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常常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甚至很容易彼此仇视对立。<o:p></o:p> <o:p> </o:p> 以自由为前提，实现社会普遍和解，就要求首先对损害学术自由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回顾。在学术社会内部，政府所需要做的，是立即停止所有对学术自由的迫害，对六十年来累积的伤害与压抑进行系统的整理，依据普世价值的原则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内容，参照其它国家的法律和经验，还原六十年来损害学术自由的历史真相，厘清个案中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对于受到伤害的学者给予法律意义上的歉意与赔偿，从而从源头上消除对“不讲道理的恶”的普遍恐惧，恢复和建立基本的公正，提振学术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起码信心和对权力的尊严态度。其次，学术自由的实现，对于社会普遍和解的基础：真相的还原与责任的厘清，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意义。只有允许对六十年来的历史从宏观到细节的自由讨论，允许对证据进行自由的质证，开放各种被列为“机密”的历史档案，以便于学者对历史真相的关键情节进行细致和公正的研究，并且允许和鼓励对于相关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的自由传播和广泛交流，对于历史真相的认知才有可能，建立在回归真相基础上的社会普遍和解的实现才有可能。<o:p></o:p> <o:p> </o:p> <o:p> </o:p> <o:p> </o:p> 3、以自由为前提的发展<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畸形发展。从梁漱溟惹得龙颜大怒的工农“九天九地”之论，到李昌平如鲠在喉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六十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详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问题并非本文的主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当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他并无能力（可能也并无诚意）解决社会发展的制度瓶颈问题和价值依据问题。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未缓解畸形发展将中国社会拖入的巨大危险。后果恐怖的三峡工程，劳民伤财的奥运工程，体现的都是畸形发展的问题。畸形发展的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生态恶化、资源紧缺、经济崩溃与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同时爆发。越早放弃畸形发展道路，越早确立良性发展模式，规避社会整体崩溃的危险就越有希望。<o:p></o:p> <o:p> </o:p> 以自由为前提，实现社会良性发展，就要求首先给予学术社会（尤其是大学教师群体）以学术自由的实质性肯定与保护。只有允许对中国社会的生态、资源、经济和政治的整体状况进行自由研究，并给予这种研究以资料、数据、经费上的便利，我们才有可能对社会的整体处境的真实状况有比较实际的认知。只有允许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并在基本的资料和数据方面实现共享，立即停止以“机密”、“情报”等罪名对学术自由的司法迫害，我们才有可能将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放在全球语境中去观察，并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其次，需要进一步确立学术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必须认真倾听和采纳学术社会的不同意见。必须允许不同的学术意见在决策之前进行公开的媒体辩论，并以宪政民主的方式开放选才，允许真正优秀的学术专家以独立的价值立场进入权力核心，将公共政治的决策平台转变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思考平台和工作平台。这就等于将公共政治置于学术自由的理性氛围之下，从而使发展决策机制从根本上走向良性，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学术基础。<o:p></o:p> <o:p> </o:p> 惟有行动起来，义无反顾地促进学术自由，实现学术自由，我们方能获得共同走岀困境的可能性。无论是掌权者、普通民众，还是作为学术社会成员的大学教师们，都请三思。<o:p></o:p> <o:p> </o:p><SPAN style="FONT-SIZE: 12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serif\’; mso-font-kerning: 1.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注释]<o:p> </o:p> <o:p> </o:p> [5]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537页。<o:p></o:p> <o:p> </o:p> <o:p> </o:p> <o:p> </o:p> （本文系“维权网”小型资助项目，特此说明并鸣谢） <o:p>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