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进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 * * * * * *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b>国有资产民有化是重中之重</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中国必须转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困难？民间消费为什么难以增长？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少而资源消耗又这么多？</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为了改变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国富民穷”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份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产权注入其中，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让公民个人直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国有企业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是原来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全民享受国企分红，一是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如果收入和财产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拥有，那么，对轻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远远更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会减少。由此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将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从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逐渐转变为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依赖。民有化改革也能缓和国有制与法治间的矛盾。</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 * * * * * *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 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百姓<span class="Apple-style-span" style="font-weight: normal; "> （南方周末）</span></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在过去6个月，美元对欧元、加元、日元贬值了约20%左右，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在一美元兑6.8元人民币左右，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加元、日元等主要货币也相应贬值了20%，中国的出口商品更为便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美元如果继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将越来越高，在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外来商品的通胀压力肯定会急剧上升——过去三个星期，国际石油的价格已经涨了15%。另外，肯定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会大大上升（尤其是在欧盟国家），由此产生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大为上升。</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诸多的政策调整，但说到底，中国经济要进行转型，要降低对投资、出口的依赖度，要增加国内消费。这是老话重提，愿望表达了这么多年，实际效果总是不像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为什么经济转型这么艰难？问题的症结在哪里？</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想从基础的制度安排角度来探讨。</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即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续明显下降：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综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找不到一个国家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非常特殊。俄罗斯 1991年改革之后，1991-2003年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60年间维持在22%左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这里提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过去60年里，总体上来说，其他国家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议会、国会和新闻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不容易失控，而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的困难相对较小——行政部门可以不必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行决定。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而且，不能只看到征税的好处，问题的另一面——征税后钱怎么花——却不去看。</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对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经济增长对民间消费的带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居民或通过就业得到劳动收入，或通过所持有的土地、住房、股权等资产获得资产升值收益。私有制经济下，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上涨，另一渠道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在私有制经济下，土地、住房、股权以及其他资源资产主要由私人持有，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收益直接进入家庭或个人可以消费的收入或财富的内涵中，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美国互联网鼎盛时期GDP增长不过4%左右，却启动了非常强劲的居民消费增长。</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在比较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对民间消费的带动作用时，我们一般会把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减去一半左右。原因是什么？中国在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的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了民间消费增长。</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什么？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但这些目标并未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本来的用意是通过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国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来减少老百姓交税的压力，以及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的投入，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都没做。</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中国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大约占到GDP的22%，而私有制的美国，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收仅为GDP的17%。</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现在变成各个区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许多成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比如，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都有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最大的资产规模达到7000亿左右。这些资产产生的收益不是上交到财政部，为全民服务，而是在各个层级为小社会、小团体服务。</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另一方面，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一是把土地均分给农民。</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二是把中央和31个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中央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按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以这种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这种民有化改革不同于私有化改革，是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老百姓，而政府也未丧失监管和控制的权力。</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i>（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i></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