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未来超级大国中国不能建立于麻痹与遗忘，不能「未来」尚未成长，就劫难重重。 </P> <P>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曾用「发育不全的超级大国」形容苏联。当时，它制造了世界最多的钢铁，发射了太空飞船，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足与美国一争高低，但它无法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小麦、土豆与冬天的燃柴。</P> <P>三十年后，人们纷纷谈论「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它举办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奥运会、国庆阅兵，把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却发现它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供应干净的奶粉、疫苗，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戮。</P> <P>中国的国家力量一方面巨大无比，另一方面又脆弱不堪。它可以举国之力完成一件壮举，却似乎连基本的公共安全与信任都无法提供。</P> <P>是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它不仅只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相关。英国人有过狄更斯、恩格斯笔下的那个「雾都孤儿」的年代，贫穷、饥饿、肮脏、童工是正在兴起的大英帝国的另一面。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则曾发现，他们一直在喝有问题的牛奶，芝加哥的屠宰厂里黑暗重重，城市里满是「嘉丽姐妹」这样的牺牲品……一个国家很难均衡发展，它可能在技术与商业上日新月异，却可能在政治与社会上仍原地踏步。</P> <P>中国经常夸耀自己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这似乎也在暗示，我们也不得不付出对方上百年的代价。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容忍——这都是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P> <P>但人们经常有意的忽略了另一个因素。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抗争、吶喊与良心不安的结果。倘若一个残酷的社会，没有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自然变得文明与进步，那是因为它缺少一代代人不停息的抗争。是因为狄更斯与恩格斯等人的辛辣揭露，是因为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议员的不休论辩，是因为工厂主们自我的道德追问，才让英国社会一步步建立起现代保障系统。也因为黑幕揭发者对于美国生活的谴责及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才令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十九世纪的丛林法则。</P> <P>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剧烈转型的时刻，谁都清楚这样规模的变化是多么难以驾驭，它必然问题重重。但是，今日中国最令人忧虑的不是这些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意识的广泛消失，整个国家正在陷入道德上的麻痹症。或许因为生活在丑陋与不公之中太长久，或许这四处泛滥的信息让人无法消化，人们对此失去了敏感。而政府则鼓励这种麻痹，明明整个社会已经溃败，它却四处大谈「和谐社会」，它不面对问题，只回避问题。它也防止一切追问。在福建南平的小学生被杀的事件中，当地政府拒绝记者采访，制止自发的悼念活动，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些官员则发明了种种说法，来为这种道德麻痹而辩护，它们听起来像是奥威尔的「新语言」。</P> <P>在一场造成一百零八人死亡的矿难中，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说：「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五百二十八人有四百二十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在南方，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着聚集上访、患了肺尘病的工人说：「这是历史的欠账，是发展的必然代价。」</P> <P>这是今日中国的「新共识」——一切问题都不是主流现象，所有的灾难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追问则显得荒唐又不合时宜，不仅政府要竭力制止，公众也很快忘却。当山西的疫苗问题被杰出的记者王克勤揭露时，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很久没有关于「三聚氰胺的奶粉」的新闻了，人们很快也会忘记了山西疫苗的事。倘若没有机构的力量，一时的愤怒很难转化成真正行动。人们也会很快忘记南平的惨案——毕竟遇刺的学生不是「主流」，于是街市依旧太平。</P> <P>而中国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正是建立在这普遍的麻痹与遗忘之上的。而这些孩子们的生命，则像是另一个隐喻——我们是一个「自我摧毁」式的国家。这个国家喜欢谈论未来，它要在二零二零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在二零四零年实现民主。而孩子们经常被说成是未来的主人翁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这些「未来」尚未成长，就劫难重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