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以“国际归正福音团契”向全球发扬归正神学传统</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二零零九年是加尔文诞生五百周年，全球教会和学界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表面上很热闹，但据我观察，加尔文研究在学术界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改革宗在西方教会和华人教会中都不是人数靠前的宗派。在你看来，这种状况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改观？换言之，加尔文主义在未来的教会和社会的影响力之前景如何？</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加尔文主义确实日渐边缘化，在西方的院校中，无论是人文科学领域，还是神学研究，它都不是主流的题材。我相信，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从信仰立场和政治主张上来看，很多基督教的传统都排斥加尔文主义。</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但是，从另一视角看，比如奥古斯丁是一名重要的古代教父，但从未出现过“奥古斯丁主义”；而加尔文的思想则形成了加尔文主义，或“泛加尔文主义”，这个概念亦是上帝之恩典。加尔文主义不是现今的焦点所在，不正说明它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吗？既被普遍接受，当然不必被特意高举。在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和学者那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加尔文主义的观念和世界观。比如，神学家尼布尔有名言曰：“人的败坏使得民主成为必须，人的良善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这句话充满了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的精神脉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那么，在未来的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在基督教的发展中，加尔文主义将扮演何种角色呢？我不认为它会被“独尊”，但我相信它会变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共识。我们不必过分定义什么是加尔文主义，什么是归正神学，这本来就是模糊的概念，特别要避免派系斗争。</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对加尔文主义的关注，是带着问题作研究。在二零零九年纪念加尔文诞辰五百周年的背景下，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显得意义非凡。美国学界也在重新研究和发掘美国基督教的历史，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徒精神对美国的影响。那么，回到中国自身的语境中，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教会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应当将西方的东西照搬到中国来。我们需要将加尔文主义转化成为中国的神学，成为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神学不再是学术界的宠儿，加尔文主义更不是神学的中心。我不希望未来的中国大陆有无数的基督教和加尔文主义的研究项目，因为不必要的普及并非好事。我并不期望太多人对此议题感兴趣，但我希望改革宗神学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组成部分，不是数量上的多，而是质量上的高。C.S路易斯说过，我相信有太阳，是通过阳光看见了万物。加尔文主义亦是如此，它不是一种中心论，而是散点式的，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观点。</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加尔文主义中很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公共性，甚至有人将其看成是“政治神学”。加尔文本人在日内瓦的实践，既是一种信仰的实践，也是一种政治的实践。沧海桑田，四百多年之后，如今的瑞士成为欧洲最自由化和世俗化、清教徒精神最稀薄的地方，加尔文若重返日内瓦，不知当作何感想？教会日渐退却，神学日渐丧失公共性，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神学失去其公共性，是当代英美神学的挣扎。二十世纪以来，神学的边缘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这一趋势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我对此是悲观的，但不放弃自己的使命。既不能走为学术而学术的路线，不能让神学成为象牙塔中的奢侈品或教会的仆人；也不能走解放神学的路线，不能让马克思主义侵蚀基督精神，而是坚信需要“解放”的乃是神学本身。</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在五百年之后再看马丁•路德与加尔文，他们如同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马丁•路德是旧时代的人，在旧思维之下找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带来一场终结中世纪的变革。康有为也是旧时代之人，他在旧思维之下，托古改制，推出一个“康记孔子”，产生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庚子之后清廷不得不重新采纳变法的思想，由此导致王朝专制的政治秩序之解体和民国之诞生。不过，康有为所憧憬的乃是君主制的满汉分权，这也是袁世凯一开始的想法。康有为的变法是体制内的变法，他始终没有放弃君主制。马丁•路德之谴责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与康有为之支持张勋复辟，不应被冠以守旧的帽子大肆批判，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便是如此。</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作为第二代改教家的加尔文，与许多古代教父一样，也是在历史中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重要性与个人的缺点同时存在。过去加尔文被学术界矮化，地位被压低，但我们若将其与同代人比较，就会发现其天才性。天才是不能量化的，才华是先天的。同样是圣经真理，经过加尔文的表述，更加完美地呈现出来，耐人寻味而引人反省。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我们正是通过加尔文主义找回了原本的真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加尔文的思想已经是路德的“变体”，与之合而不同。加尔文并没有多少突破性的见解，他最重要的思想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但是，加尔文主义就如同细胞变异一样，即便只有百分之二的变异，也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保有路德甚至天主教的许多元素，作出极小部分的更改。他究竟作出了哪些更改，直到现在也没有共识。但是，经过加尔文的努力，“他世”的信仰变成了“此世”的信仰，中央化的信仰变成了地方化的信仰。加尔文主义保存了大部分朋友的、甚至敌人的元素。比如，有人说它有冷冰冰的极权主义的一面，其实这是天主教的元素，有教阶、教权的因素在其中；有人说它注重理性思维，其实这是保存了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精神。我们观察梁启超在民国之后的一些思想变化，也有这样的脉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尽管在中世纪的君主制的世界观之下思考，但已经为新时代带来了曙光和萌芽。加尔文思想中的恩典与预定，乃是其中激化的成分，由此产生了新旧时代的分水岭。这与宋明理学不同，宋明理学并未带来世界观的变化。我们今天回顾改教家的道路，转而面对中国的文化，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问题，能否找到一种思维，将儒释道的传统部分地保存下来，但又作某种基因上的变异呢？中国文化长期是大一统的格局，是超稳定的结构，不允许有任何变质，革命家与被推翻的王朝是同一个世界观，即成王败寇的世界观。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有公义之战。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与倡导者的思维方式和信仰状态密不可分。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的历次政治体制转换，都不是通过法律手续而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进行的，故而近代中国政治史可被视为一部革命史。”查阅辛亥先辈的信仰与价值观，最早一批革命者，如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尤列、陈少白等人，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大都又是洪门、三合会等中国民间秘密会党的成员。甚至后一身份重于前一身份。孙中山虽然是基督徒，但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并未被基督信仰更新，他在《孙文学说》中提倡的“知行论”，是一种进化论的思想及历史观。所以，他最后选择了一种党国极权体制。</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这也是拉美解放神学的误区。解放神学的倡导者将“解放”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观念，但如何避免解放者本身蜕变成暴君？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并没有将权柄给予人民。</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百年来中国之变革，陷入了更坏的政治制度取代次坏的政治制度的怪圈之中。即便民国时代的基督徒一度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当活跃，也未能让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正轨。而近年以来，虽然有人乐观地估计中国福音化的前景，但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似乎并未挽救中国社会道德伦理崩丧的趋势。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归正精神。在世俗文化压力之下，归正神学如何在华人教会中普及？在唐崇荣牧师的倡导下，北美一群改革宗牧者和学者成立了“国际归正福音团契”，你亦是其中一员。此团契的愿景是什么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国际归正福音团契”的十位联署人，包括费城牧者与资深神学工作者周功和博士、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洪予健牧师、对华援助会会长傅希秋牧师、佛罗里达州牧者陈彪博士、费城牧者李绍沅牧师、还有其它来自改革宗神学院的学者张康平教师、王一乐博士及蔡蓓博士以及台北改革宗神学院之麦安迪博士等人。作为世界华人教会最为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改革宗神学家唐崇荣牧师，更联同西敏神学院的莱白院长（Peter Lillback）与佛州改革宗神学院之前任著名教授帕特（Richard Pratt）一起出任顾问。可见中西方之间的合作无间，无分文化背景的差异，为要同心继承改革宗信仰传统。</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国际归正福音团契”的目的是团结改革宗归正信仰之华人同工，一方面发扬纯正真理之信仰，另一方面承担广大之福音与文化使命，最终使广大同胞归主，更使基督教之真理落实于中国社群文化之中，由此迈向上帝于基督里所交付于信徒身上之末世大使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改革宗力量的整合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在华人教会中，灵恩运动、成功神学、被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异化的基督教以及各种异端邪说层出不穷，其势力日渐坐大。教会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共的压迫，那是暂时性的“外患”；教会最大的挑战在教会的内部，在神的家中，这才是真正的“内忧”。如果没有纯正的信仰和真理的贯注，人数的扩增最后只能是过眼云烟而已。二零零七年，我在费城参加归正神学院的课程期间，有幸也列席过“国际归正福音团契”的一次讨论会。那么，该团契为何在北美成立？此后又如何影响中国教会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我们在团契的成立声明中写道：十六世纪于欧洲之宗教改革运动，上溯马丁•路德，下承于约翰•加尔文，使基督教会回转至基于圣经正统之教义与生活之传统，最后经英伦之清教徒，承传至北美洲，开垦了至今于北美洲仍生机勃勃，并于美加二国占基督教文化社会之主流力量。自一九七九年之改革开放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大批中国学生学者涌至北美洲各大学府，一方面深造于以科研为主之领域，另一方面亦透过许多不同之渠道接触基督教之信仰，许多人因此而信主；当中更有一些对正统神学与基督教文化有特别负担者，对历史性之改革宗传统，产生了深层之兴趣与研习。</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基于以上之历史回溯与现况之反思，我们正身处于北美洲之基督教传统，与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教会之神学与福音使命之交界点，而我们更进一步深信在此交界点上，可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基督教传统，就是我们所认信之历史性之改革宗信仰——大成于加尔文，传承于清教徒之改革宗传统。我们相信此“国际归正福音团契”，可以使分散在美加各州省之同工，在牧会植堂、布道宣教、社会关怀、研究出版、神学教育等事工上，互相联系，彼此支持。我们盼望藉此国际改革宗归正网络，为全球华人教会栽培训练工人，由此将改革宗之神学传统，推广于普世华人教会之中，得以训练出一批批有异象、有心志、有学识之中国基督教归正福音同工。前瞻未来，我们相信此华人“国际归正福音团契”是属于我们众人，由我们而立，为我们而设，至终却是为上帝至高之荣耀。</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目前“国际归正福音团契”的各位联署人都是来自北美的牧者同工，可是这个事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际化异象，就是要面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团契有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和牧者的参与，将许多工作直接针对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的禾场。未来，中国大陆能否产生承接归正传统、渗透归正精神的归正神学？不是“本色化”意义上的，乃是与中国家庭教会的苦难历史与现实处境息息相关的归正神学？这种神学也是直接为中国家庭教会服务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什么是归正的精神呢？就是通过神学为教会带来活力，神学的盼望不在神学本身，而在于有血有肉的信徒和真实的属灵经验。如今，在全球化的剧变之中，思想界正在产生明显的典范的转移，这种转移，是不是意味着重心从英美到中国呢？当年，哲学家李泽厚在牛棚中写康德研究的著作，后来翻译成德文，启发了许多德语哲学家的思考。今天，许多英美学者到中国大陆，与中国学者对话，可见他们对中国日益重视。中国学者在特别的处境下产生若干另类的、新鲜的观点，这种情形先被科学界认识到，其实在基督教领域也是如此。</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新一代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反省，可以与海外学者互补。我们如何在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中，既肯定传统中的灵性，有坚持真理并创新，采取一种不卑不亢的立场？由此进一步展望，当代神学的出路，中心会在中国吗？中国家庭教会在逼迫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如果再有归正神学的装备，将成为对全球教会的祝福。我对此充满了盼望。</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以清教徒精神实现中国文化的基督化</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这些年来，我日渐意识到清教徒精神对今日中国社会和教会的重要性。中国长期以来忽视对英美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清教徒精神，单单膜拜欧陆的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近代化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陈牧师，你是研究清教徒的专家，我在归正神学院听过你讲清教徒的课程，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当前英美学术界对清教徒的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术界如何与之接轨？</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清教徒之思想与文学，是当代西方的一大显学。美国东岸的著名大学、各学术重镇，均开设了这方面的专门科目。前几年，第一位清教徒神学家爱德华兹的全集整理出版，同时还发行了数码版，是令美国学术界瞩目的一件大事。</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美国当下学术和政治的论争，无论是强调道德的保守派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派，都从清教徒那里寻找渊源和理据。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被视为里根以后最自由派的、最左翼的总统，但在其就职演说，亦多次提及价值、法统、理想等词语，都带有浓厚的清教徒的色彩。</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如果要与美国学界对话，就需要理解美国人的世界观是从清教徒来的，是一种有神论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不理解这一点则无法理解美国。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都展开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甚至有国家基金会的支持，与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是希望与对手交往时更有优势，所谓知己知彼。比如，在东南亚，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台湾的中研院都将清教徒的传统作为美国研究的重点。过去十年来，此状况有增无减，从大量著述的出版就可以看出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在学理上，清教徒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犹太教、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世界观。而近代以来，基督教直接与三种意识形态对立与对话，一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二是马克思主义（高举理性，认为人能够明白历史规律，找到一个四海皆准的真理，是现代性的最后的堡垒），三是后现代主义。其他几大宗教都与这三种意识形态没有交锋，甚至没有对照。中古形态的基督教是反现代的，天主教即带有浓厚的反现代精神，教宗发布谕令处理信仰与医学、生物学的关系。梵二会议之后，此种情况有所变化。新教则从来没有这种挣扎，新教是在现代性中诞生的，或者说，是新教产生了现代性。</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宗教改革的结果便是，从“他世”转为“入世”，从以教会为中心转为以恩典为中心。路德的因信称义，加尔文的唯独恩典，使得信徒不再通过人的制度（天主教会）而通过神的恩典得救，由此中古的基督徒脱胎换骨为现代基督教。在中世纪，终极价值与今世无关，而清教徒提升了此世的重要性，认为终极价值跟中介同样重要。神透过自然律来管理世界，所以自然科学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由此可见，只有清教徒在人和终极价值之间发展出一整套基督教的世界观。跟着，英国的清教徒运动，透过五月花号在美国发扬光大，新大陆的清教徒将加尔文主义进一步在社会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出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你也经常强调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承关系，对中世纪的传统不乏褒扬。这与中国家庭教会强烈蔑视天主教的态度截然不同。许多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和信徒，一谈起天主教来便口诛笔伐，甚至称之为“撒旦教”，似乎天主教徒比无神论者还坏。他们不愿承认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承关系。而一般的中国人对天主教的看法，也大都停留在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等粗浅的印象上，对中世纪的历史完全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左右。你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天主教和中世纪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强烈否定中世纪和天主教是看法，在过去的欧美也一度很流行。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意识到，对历史的无知导致了思维的无根。于是，教会领袖回到历史中考察信仰，从中世纪晚期的框架中理解改教运动，教会中兴起了历史研究的潮流，中世纪研究遂成为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许多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其哲学博士的论文便是研究中世纪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反省此前对天主教和中世纪的偏见：第一，对基督徒而言，应当看到，不但在学理上，而且在信仰上，中世纪都不是一个全盘黑暗的世界。从公元六百年到公元一千六百年，这一千年的时间，难道上帝都交给了黑暗？“黑暗之后见光明”固然是日内瓦改教时代的口号，但不是像切豆腐一样分割。我们信的仍然是一致的神，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神的主权仍然在其中。</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其二，在中国，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对等于西方的中世纪，中国人如何有深刻的文化历史的反省？如何发现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并面对现代中国之转型？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如何理解价值的冲突？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之争？在共产中国，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的差异？我们需要找到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再加上上帝的普遍恩典、神对中国人的爱，从中古的根源上重新认识基督教。</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民族主义。“六四”之后二十年来，官方煽动的民族主义不仅在中国大陆蔚为大观，而且在海外华人中也“独树一帜”，即便是教会和基督徒亦没有获得“免疫力”。倘若从清教徒的立场出发，你如何看民族主义呢？你对华人世界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何评述？</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近代以来，任何的国民革命都是本土意识的成功和胜利，比如孙中山和甘地。在中国，现代化与排外主义不可分割。对海外华人来说，当然不存在排外，但内部有族群之争，比如大陆背景的移民与台湾背景的移民的对立，比如多数海外华人在面对西藏问题时与共产党当局保持一致。在中国的大汉族主义之下，有多人关心少数民族的命运呢？我记得加拿大总理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中国领馆组织许多多伦多的移民去渥太华抗议，也有许多基督徒参与其中。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一样，可能由革命产生专制，在伊朗就是如此，这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的意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本土意识这些概念，连西方学界也未梳理清楚。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民族主义是一种微妙的力量，像水银一样流动，随时可能激化。希特勒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希特勒自诩为“爱国者”，纳粹以叛国的罪名处死朋霍费尔，但他们究竟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可见，爱国主义可能产生不公义的极权主义，也可能产生批判性的立场。</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所以，我们需要哈贝马斯 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这种健康的爱国主义如何在教会中推广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教会的边缘化，民族国家的地位上升，这是现代世界的两大趋势。教会与国家如何并存，如何保持良好的关系？中西都需要有所回应。而华人教会像是生活在真空地带一样，对此问题避而不谈。基督徒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圣经中未有直接针对的经文，但从整本圣经出发，可以有三点回应：首先，教会对信众要有基础性的教导，至少让信众了解那些基本的政治概念；其次，要建立历史的角度，让信徒在历史的参考系统中思考；第三，进入稳定的讨论的阶段之后，要面对各自的现实处境，比如，中国大陆的信徒不能避谈六四，台湾支持国民党的信徒不能避谈二二八。回避是对民族感情的误用。如何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处理国族的定位呢？我们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民族和国家为中心。</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我们有可以效仿的榜样。比如瑞士，是一个非民族性的国家，没有名副其实的“瑞士人”，也不像有德国香肠和法国酒一样，没有瑞士自己的食品和酒，但瑞士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定。如今的欧盟便是瑞士的一个扩大版。美国也是一个非民族性的国家，但美国有一套立国的观念，即从清教徒而来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这个传统使得美国在多元文化的处境中，对民族主义有反省和警惕。美国以自己不是一个民族而骄傲，瑞士也是如此。这种“后民族思维”是否可以在中国实现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在中国，还有一种阻碍基督信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主义，或者说科技主义。这是从五四以来形成的一种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更是与财富和权力挂钩，展示出一种让人臣服的魅力。海外华人教会的会友当中，科技界的专业人士是主体，作为牧师，你长期牧养这个人群，有不少切身体验。你认为，如何才能让这个人群破除科学主义的迷障呢？</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早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便着手批判现代科技。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新兴科技行业大大加快了人类的异化。在北美的高科技地带，此问题尤其突出，比如北加州的电脑业，费城的生化制药业，纽约和新泽西的通讯业等等。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成本计算中，根本没有价值的地位，存在严重的反人文科学的倾向。所以才会有雅虎将师涛的资料提供给中共安全部门的丑闻出现。在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美国国会的压力之前，他们并不觉得这么做是错误的，并没有良心上的压力。以前我以为这只是西方的问题，如今全球化的进展，我发现从北京中关村到上海浦东，跟北美高科技地带没有什么区别。此种科技至上的思维弥漫于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当中。</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华人教会的许多信徒对文化和政治议题冷感，对神学毫无兴趣，在这表面现象的背后有关联性，这就是工具化的科技理性。科技是为了达致某产品，文化也成为一种产生快感的工具。我将其命名为“新反智主义”。旧的反智主义，盛行于上几代的牧者和信众之中，他们排斥西方神学和文化使命。而新的反智主义，盛行于当下教会的主流人群中，他们本身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是从事科技工作的基督徒。他们同样反对神学，轻看文化，对政治冷感，用工具理性看待信仰，以为信仰是一种目的导向，只喜欢讲“信耶稣，得永生”，没有灵性的操练，也没有信仰的反省。这种对科技的迷信对中国教会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对这个人群尤其需要全人的、真理的教导。</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教会都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基督信仰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神学以及人文科学需要好好补课。</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基督教信仰有三个活动空间：教会、大学（神学院）和社会。宗派和教堂维持属灵的传统和属灵的见证，而大学（神学院）维持理性的传统。后者在中国处于缺失的状态。以中国教会的历史而论，如王明道，他所在的会堂不是一个宗派，但他以自己的受苦成为精神领袖，维持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的传统；倪柝声代表的是建制的传统，他开创的地方教会，走出了一条本色化的道路，他的大部分神学概念都符合圣经，但后来的聚会所则有所偏差。宋尚节是一个布道家，很难分类。中国的教会史上很难找出理性传统的代表人物，勉强可以举出赵紫寰、贾玉铭，但他们都倾向于自由派，卷进政治压迫之中，没有思想的空间和时间。此传统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余杰：陈牧师，你生于台湾，长在香港，后来长期在美国生活，又经常到大陆访问，对两岸三地和整个华人世界的教会都有相当之了解。你是否可以对不同背景的华人教会作一点比较？不同处境之下的华人教会如何取长补短，互为肢体，共同为福音的大使命贡献心力？</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陈佐人：我先从社会的文化光谱上作一点粗略的比较：台湾代表着传统主义，保存了大量的国粹，西化的程度最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社群，是最西化的代表，失去了中国的传统，处于无根的状态。中国大陆则是一个有趣的个案，改革开放前拼命破旧，认为是传统的包袱太重，所以追不上现代化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接纳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末世论的政治哲学，宣称人类可以洞察世界的终局，具有浓厚的命运观和弥赛亚主义的色彩，自信可以拯救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救恩。从此角度看，大陆的知识分子最西化（欧化）？但是，大陆知识分子最大的缺陷便是忽略英美的传统，也就是清教徒的传统。</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从教会层面来说，台湾教会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生存与发展，乡土情结也是此张力的表现。既有一种民国心态，也有越来越强烈的本土意识。一方面，台湾教会在此形态下发展的空间受限；另一方面，这种同一文化信仰之下的多元性，是否又是一种“有容乃大”？香港教会又不同，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但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不是一个高比例地区。九七之后，教会的空间在缩小。但近年来出现了第一间超过万人的超级教会（恩福堂），还有其他四五间数量接近万人的教会，是否在走美国教会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香港是一个文化混杂体，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地方。它的好处是教会有很大的空间吸取资源，但坏处是深刻的文化反思不常见。中国大陆的教会则最值得期待，长期以来处于被动性的、受政府迫害的状态，在受苦中为神作美好的见证，近年来一批城市教会主动选择公开化道路，并承担社会文化使命，颇具当年清教徒的精神。</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作为北美华人教会中的一名牧者，我对北美华人教会的看法是：北美是一个大熔炉，来自中港台各地的华人，很短时间内聚集于此形成教会。北美华人教会的政治立场走过了三部曲：反共—恐共—亲共，更多的是不关心和无知。那么，北美华人教会如何承担中国福音化的大使命呢？没有中心的多元主义是危险的，美国是从众到一的合众国，北美华人教会有责任将多元归心，总结出信仰告白，并让政治信念与信仰告白一致。这样，北美华人教会才能成为全球华人教会的大后方，储备资源和人才，预备一场伟大的属灵的战争。今天，我们应当有危机感，因为最大的危机是没有危机感。我们是黎明的教会，我们在北美只是暂时居住，最终还是要回到亚洲。我们今天人在北美却心在中国，就如同当年在巴比伦想起耶路撒冷就流泪的先知一样。我们要操练自己、预备自己，以承担更大的福音使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i>二零一零年一月初稿</i></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i><br></i></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i>二零一零年三月定稿</i></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