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改革、改良和革命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拜讀胡平先生大作「改革＝改良＋革命」，很同意胡文中兩個要點： 一，「“改良”總是指在現有體制和架構內的改變。“改革”的意思則可能更寬一些，它既可以指現有體制和架構內的改變，也可以指突破現有體制和架構的改變。」「有些人所說的改革，實際上祗是改良。」 二，「這些年來，人們圍繞著改革／改良／革命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爭論。遺憾的是，其中有些爭論實際上是出於概念的歧義和彼此的誤讀，故而意義不大。我希望在今後的爭論中，首先要注意對概念的分辨梳理，去除掉那些無謂的語詞之爭與各說各話，努力找出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後再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批評。這樣才能使得我們的爭論更有意義。」 不要用「改良」偷換「改革」 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改革」一詞已成中共口頭禪，以至家喻戶曉，但綜觀中共的所說所為，他們的所謂「改革」不過是在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所作的小修小改而已，也即是胡先生所說的「有些人所說的改革，實際上祗是改良。」筆者於05年3月在「觀察」雜誌發表「應該如何評價趙紫陽——讀郭羅基先生“論趙紫陽的意義”一文有感」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郭先生在該文中說：趙紫陽在「十三大」前後進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如下三條：1，「黨政分開」，郭先生代趙紫陽觧釋說，「趙紫陽卻認為，……剝離共產黨權力的黨政分開是一個起點，歷史的車輪一旦啟動，就不會停頓，最終必將瓦解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衹是郭先生一廂情願的觧釋，絕非趙紫陽的本意，趙紫陽的本意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的所謂「多黨制構思」不過是「共產黨佔多數」，「起領導和定向作用」(趙會見戈巴卓夫談話)；即使在被軟禁多年後，仍然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不要，但黨的領導一定要」(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談話)；2，「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內容是「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衹是讓人民「知道」和「討論」，而不是讓人民「決定」，遠非還政於民！)；3，「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內容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遠非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在這裏，看不出任何民主憲政的因素。如果改革來改革去，仍然是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選，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政治改革」還有什麼意義呢？」 不但中共和他的的御用文人和鼓吹手明裏暗裏用「改良」的內容來偷換「改革」的定義，而且有些知識分子公然鼓吹走「康梁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道路，來「改革」中國社會，掀起一股否定辛亥革命的歪風。清朝滅亡已一百年，其末代皇帝溥儀也早已「無後為大」，何來的「君主」？如何「君主立憲」？筆者懷疑這些康梁徒子徒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所鼓吹的「君主立憲」其實祇是「黨主立憲」。在這些人眼中，「立憲」比民主更重要，他們叫中國人不要爭民主，祗要爭「立憲」就夠了。這些人也不想一想，立的什麼憲？立了是否真正實行？晚清不是也「君主立憲」宣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嗎？筆者在09年4月6日「縱覽中國」發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中詳細列出「欽定憲法大綱」全文，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民權幾乎沒有！中共建政以來頒佈了四部憲法，六次修改，竟然明文規定國家要由某一個黨來領導，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實行某某階級專政。他們根本不懂：民主國家是屬於全民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黨，某兩個階級的；全體公民一律平等，不能由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即使從字面上看，這樣的憲法也是反民主的。至於其他裝門面的所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自由、通訊自由等等，有哪一條真正實行過？若有言論自由，劉曉波就不會關入大牢了！請問，立這樣的憲，行這樣的憲，就等於民主了嗎？「立憲就是民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用「改良」手段達「革命」目標——在中國大陸行不通 筆者很同意胡先生所說的，在討論改良、改革和革命之前，必須先搞清楚各自的定義，這樣的討論才有共同的語言和標準。對此，筆者有兩點不同或說補充意見，需要提出來和胡先生討論的： 正如胡先生所指出，無論英文中文，改革(Refolution註：新創詞彙)都介乎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之間，但卻不能說「(改革)的後一種意思就和「革命」差不多了。」「“改革”不是正好可以理解為“改良＋革命”嗎？」(見胡平先生「改革＝改良＋革命」)因為無論從目標(結果)還是手段(過程)來看，改良和革命都是相反相成，互不相容的。眾所公認：改良是指社會持久地逐漸地緩慢地改變，一般祗局限於維持原來的政權和社會制度，保持原體制架構性質不變，祗作些修改和改善；革命指的是社會短暫的急劇的迅速的改變，其結果都是變更政權，改變社會制度，原體制架構出現根本性革命性的變化。因此，很難找出一個混合物「改革」來，說「改革＝改良＋革命」。所謂「改革」，唯一的解釋只能說「用改良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標。」當然，這樣代價最小收穫最大，也是我們最希望的，可惜只能停留在理論上，實際上並不可行，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因為改良是自上而下發動的，統治者對現行的管治辦法、體制架構甚至法律作一些修改，以期減少民怨，維護統治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冀望他們改到放棄權力，特別是統治權而還政於民舉行普選，對於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共政府來說，就未免太天真了。土共頭子王震不是說過：「共產黨政權是犧牲兩千萬人命得來的，誰想要就得拿兩千萬人命來換」嗎？因此筆者認為，「用改良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標。」(亦即所謂「改革」)在中國大陸基本上行不通，迄今為止的政治現實証明了這一點。 或許有人會說，台灣的民主化不就是用改良的辦法達到革命的目標嗎？筆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化與其視作改良的結果，不如視作顏色革命的結果，因為蔣經國所啟動李登輝所貫徹的政治改革，其實是在黨外強大的壓力下被迫進行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的，具根本性革命性的改變，而不是經過很漫長的時間，一點一滴修修補補，沒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改變。因此，筆者認為以台灣作改良成功的例子既不符合事實，對中國大陸也沒有現實意義。台灣出現在職總統主動放棄權力，開放普選，這種事例世所罕見。所以無論中共如何辱罵李登輝，都掩蓋不了李登輝是推動現代中華民主第一人這個事實。你說他改良也好、改革也好、革命也好，總之，結果就是台灣結束了一黨專政，實現了普選和政黨輪替，實現了民主憲政，融入了國際民主社會。國民黨蔣經國李登輝為台灣民主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台灣也因此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燈塔。但是，共產黨有國民黨這樣的理想嗎？胡錦濤有蔣經國這樣的胸襟嗎？中國大陸有可能「用改良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標」嗎？ 甚麼是中國民主憲政的終極目標 我們不妨如胡先生所建議的撇開這些名詞，討論一下這幾年有些人陸陸續續提出來的「改革」方案，是否就是我們理想中的民主憲政終極目標？ 比如由胡錦濤親自在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其他如俞可平等抬轎子的大肆鼓吹的「黨內民主論」，客氣點的說「由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人民民主」，不客氣的則說「中國國情特殊，共產黨是當然的執政黨，祗要執政黨民主了，就等於國家和人民民主了。」又如衛子游先生提出「由中共中央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方案：「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總書記兼任參院議長），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再如張鶴慈先生提出「中國：自由先於民主」主張：「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國，自由、人權重於民主；自由、人權先於民主。」還有蘆笛先生提出「把中國先改成個古羅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國，在這種國家中，祗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具體的做法是，撤銷現有各級人大，以各級黨代會代替之，各級政府就是黨代會選舉出來的內閣。國家主席也由全國黨代會選出……黨內實行英式民主，選舉必須是嚴格的西式競選，黨代會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級黨委會則予以撤銷，軍警憲特內的黨組織一律撤銷，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機構內的黨組織也予以解散，完全獨立於立法與行政系統。」…… 關於這些見諸報刊的「改革方案」，筆者已經分別著文發表意見，在此不贅，讀者如有興趣，請參閱筆者博客。所有討論均對事不對人，祗是為標明出處，不得不註明作者名字，敬請原諒，也請多多指教。鑑於對改良、改革和革命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同意胡先生的建議，索性饒過這些名詞，如香港討論咨詢政改方案一樣，直接討論未來中國的政治藍圖，或許對中國民主化更有脾益。其實，透過這些具體的「改革方案」，是龍是蛇？是黨主還是民主？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已經無所遁形，一目了然。至於自我標榜是改良、改革還是革命都不重要，那都是改變的過程，主要取決於客觀環境，如國內外形勢、統治者的態度以及人民群眾的意願等，而不取決於主觀願望。最重要的是結果，社會改變的目標是否就是我們所想要的民主憲政？因此，必須傾聽人民大眾的呼聲，讓人民大眾檢驗他們，讓人民大眾發表意見，取得共識：我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然後大家一起為此努力奮鬥。 (寫於2010年2月8日，修改於2010年3月2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