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29年前，1981年2月，上海，时令是刚过完中国新年不久，还差半年才到20周岁的我当时是一名大三学生，我和我的两位高中时期的同学正一起开始策划创办我的诗人生涯中的第一份文学杂志《Mourner》（《MN》，中文取“送葬者”之意）。创刊号，16开大小，只有23页，6月份出刊，铅字打印，我记得印了 60份。<br /></div> <p>这份杂志的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专辑名，中文是——《形象危机》（Image Crisis）。确实，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从社会价值体系到自我价值认知同时发生崩解与再建前后“形象危机”的表征，也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叛逆者、送葬者最初的“身份认同危机”症候群的体现。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作家、同时也作为编辑的文学旅程。自1981年起，我至少参加了5份以上先后在中国产生了文学影响力的非官方杂志的创办或编辑工作，我在这里显示给大家的这些杂志的封面影像，有些陈旧、褪色，甚至残破，看到这一张张从历史文件的沉积中翻找出来的封面，唤醒了我对我和我的那一代人投身文学的峥嵘岁月的记忆——它们是“活着的杂志，活着的传统”的见证！</p> <div><br />以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尺度与视野来考量，1980年代初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兴起的非官方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热潮，自有其精神和历史来源，那就是两项可贵的文学传统——首先，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欧美文学中的“小杂志”(Little Magazines)传统，在现代中文文学的历史上，它曾在1920-1940年代的中国上海、北京等城市风行；其次，它也承继了高峰期在前苏联时期1950-1970年代的“萨米兹达特”(Samizdat)传统，稍作远溯的话，可以提及的是，从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到布罗茨基，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索尔仁尼琴，是他们的思想、作品与行动激励了我们。</div> <div><br />众所周知，也正是自1980年代开始，在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统治宣告瓦解之后，中国社会走向后极权主义的“滞涨”时期。审查制度及它的执行者，在这一场瓦解中，也以各种“变色龙”般的方式避退、遁身、换位、易装，又粉墨登场、重施“妖术”；国家机器中对思想、对精神创造活动习惯于钳制、习惯于整肃的力量，甚至在这场瓦解中“幸存”了下来，在消费资本主义全面侵蚀中国并与寡头集团的权贵社会主义勾结、媾和与分赃的新历史中，至今仍在苟延残喘，厚颜无耻地试图维持“思想警察”摇摇欲坠的地位。</div> <div><br />在这里，我倒更愿意谈论在抵抗着貌似强大的审查制度的压迫，同时我们常常满脸不屑地对本质上孱弱不堪的审查制度置之不理之后，我们作为杂志的创造者、生产者、运作者，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毕竟“活着的杂志”如果不死，那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它的全部精华，乃是杂志集合起来的优秀作者作品文本中的精神质地、形式魅力及美学品格所支持、所充盈的。</div> <div><br />作为诗人，作为作者，同时作为杂志的编辑——一方面，作者的我，可能从来是美学上的绝对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文学观念和创作实验的命定的“探险者”与偶然的“受难者”；另一方面，编者的我，必须具有高度自主的、独特的文学鉴赏力、判断力，却同时又对各类作者作品的风格与趣味（不管我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持有足够的包容心和同情心。这是非关伦理的诗学意义上的一对矛盾，类似的冲突经常发生在一个集作者与编辑于一身的文学人的内心。幸运的是，20多年来的实践和磨砺，已经让我在由“作者”与“编辑”这两个悬在精神空域的端点串连起来的文学钢丝绳上，可以从容地保持恰当的平衡，也早已行走自如。</div> <div><br />自我们年少起，我们在克服审查制度与自我审查制度障碍的里程上已走过了似乎显得很漫长的道路。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溃败，由于中国社会中公民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屈服的持续努力，无论“铁幕”还是“竹幕”似都已荡然无存——在这里，我自造一个词：“丝幕”——只有“丝幕”在自由之风的强劲吹袭下仍在中国企图遮掩它最后的无耻或“羞怯”。</div> <div><br />对处于我们这样的背景之下的文学杂志工作者来说，“丝幕”并不是 “活着的杂志”的最后一个阻碍，我想说的是——我再造一个词：“金幕”——集权的资本、寡头的资本构成的利润至上、金钱至上的力量，可能也在凶险地窒息“活着的杂志”的呼吸，压迫着为“活着的杂志”工作的编辑的空间。“金幕”不是温情脉脉的、充满布尔乔亚情调的金色窗帘——在利润和消费欲望驱动的社会，不只是在美国，也不只是在正从一种政治暧昧、知识暧昧中崛起的中国，而是在这个世界将被集权的资本、寡头的资本无孔不入地占领并奴役的几乎任何一处人类存在的角落，抵抗对自由呼吸、自由想象的压迫与限制，都是诗人、作家或编辑不得不去完成的文学与思想使命。</div> <div><br />我最近的5年中，文学编辑工作的一部分时间是主持编辑《自由写作》这一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屏蔽的网上文学杂志。我深刻地感知着以上的种种困难与困惑。但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杂志”的养育者、卫护者，我们是“活着的传统”的承继者、弘扬者。</div> <div><br />最后，我介绍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杰出的作者作为结束。他的名字叫汪建辉，他是独立中文笔会颁布的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的获得者。汪建辉，1966年生于福建，曾亲历1989年的历史事件并因此身经磨难，并从此奠定了其后的写作基调。20年来，他始终如一坚持十分低调却对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见证式写作。他走在一条充满艰辛、不求闻达的边缘文学之路，与60年来时断时续但始终薪火相传的地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他的不少作品仅通过自费形式地下印刷在民间流传，为热爱文字和思想的反抗者、探索者圈的精英人士所关注：《情节人》、《囚人猎记》、《十四年》、《人间的思路》、《城乡差别》等等。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因审查制度而不得不在海外出版，该书描写了一个荒诞理想的产生及破灭，展现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广阔背景与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在异议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深会员，他近年来的作品几乎均在笔会的《自由写作》网刊首发。汪建辉的写作彰显了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掩蔽、篡改的地下文学真貌及其可贵传统。</div> <div><br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诗人也是编辑的声音——《编辑工作着》。</div>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