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下）——俄罗斯二十世紀•白銀時代詩文巡覽

一，安德烈•普宁（1880－1934）的《致故乡》 1933年冬，诺贝尔文学奖最沉闷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安德烈•普宁以法国公民身份对着话筒讲了一句貌似平淡无奇的话： 自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你们终于把这份奖颁给了一名流亡者。 1920年，普宁从敖德萨逃离俄国时，已经40岁。他是俄国20世纪第一波流亡文学中坚持用老式俄文拼写法写作的最后一名贵族作家。他的头衔众多，但都湮没在逝水流光中：俄国19世纪最后一代文学遗民之一、19世纪俄国三大散文大师之一、白银时代早期诗歌代表之一、古典中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俄国拥有世界声誉的侨民作家之一。而他最高的头衔，还是他在巴黎拿破仑大道浓郁的树荫下散步时，随风而来的俄国乡愁赐予他的： 鸟儿也有巢，野兽也有窝， 当我道别亲爱的老屋， 当我走出父辈的院落， 年轻的心儿多么痛苦！ 野兽也有窝，鸟儿也有巢， 背着已经破烂的背囊， 画着十字走进租来的房子， 急促的心儿跳得多么忧伤！ 致故乡 伊凡•普宁 啊，故乡，他们挖苦你， 他们对你百般嘲弄和奚落 他们觉得你太过朴素， 说漆黑的茅屋过于简陋… 正如安逸富足的儿子， 为贫穷的母亲感到羞耻—— 在城市中的高朋贵宾中， 嫌弃你憔悴、卑微和胆怯。 他带着一丝痛苦的笑容， 瞧着迢迢赶来的母亲； 殊不知为了见上儿子一面 她将每一个铜板节省。 二，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的《俄罗斯》 又一名贵族诗人。勃洛克娶了化学家门捷列夫之女为妻，他自己的外祖父是彼德堡大学的校长。 勃洛克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旧俄国与新生苏维埃、基督耶稣与刽子手、玫瑰花与十字架之间的脐带和榫骨。 他率先用象征性诗意为革命作注。红旗漫卷、赤色暴力雪花般覆盖涅瓦大街，十二名恣意枪杀妇女的赤卫队员前面，竟是耶稣基督！欧洲所有浪漫派大师和象征主义巨匠做梦也不曾如此放诞而先知般地预言了俄罗斯一个世纪的宿命：最需要救赎的，正是革命自己。 勃洛克高歌十月革命，出任全俄诗人协会彼德堡分会主席，预言莫斯科点燃的火焰将烧遍全球。这名发誓“以全部身体、心灵和智慧听命革命”的首席红色诗人，却因为外祖父的庄园被农民付之一炬而精神崩溃，心脏破碎。卒年四十。 俄罗斯母亲是所有俄国诗人最丰沛、最圣洁的源泉，勃洛克却把美人、新娘、娇妻和世界灵魂、人类救赎的双层意向献给他的祖国。 十九岁时的勃洛克曾跟与自己母亲同龄的美妇人萨朵夫斯卡娅堕入爱海，继而分手。悲戚的萨朵夫斯卡娅晚年孑然一身，精神失常，她却用一条红丝绸把负心的少年诗人题献给她的500首催人泪下的情诗层层捆扎，像裹住一颗流血的心，直到最后一息。 俄罗斯 勃洛克（1880-1921） 又一次，如在黄金岁月， 三套马车发出吱哑响声， 车轮在泥土路上刻画出 两行弯弯曲曲的辙印…… 俄罗斯啊，贫困的俄罗斯， 在我心中，你灰色的小屋， 你风儿的高歌与低唱 好比初恋的第一缕泪珠。 我没有学会把你怜悯， 只会小心地背着十字架， 任凭你把夺人心魄的美 交给随便哪位魔法家！ 让他把你诱惑和欺骗吧， 你不会失败，不会沉沦， 只有忧虑才会给你 美丽的面颊覆上愁云。 那又怎样？你的忧愁再多， 你的泪水流得再频—— 你依旧是你，森林和田野， 还有你那块齐眉的纱巾。 不可能的也会化为可能， 旅途漫长却并不难行， 当转瞬即逝的目光透过纱巾 在远方的道路上闪动， 当马车夫喑哑的歌声 充满了牢狱中的苦痛。 1908．10.18 三，叶赛宁（1895－1925）的《写给母亲的信》 一名农村少年，带着满头金色卷发，刀削般清秀俊美的面庞，牧羊人秋水般的眼波，打动了高傲的勃洛克，走遍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数沙龙，并用酒精、拳头，在污泥里亲吻月亮的放浪形骸与革命打招呼。他的蓝宝石般的梦幻，无端来袭的乡愁，潮汐式的浪漫、颓废，新月一样纯洁的忧郁，征服又埋葬了美洲新大陆红色舞神伊佐拉•邓肯、托尔斯泰的孙女安德列耶夫娜，以及永远与他同穴而卧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爱情。他，就是俄罗斯最后一名乡村诗人叶赛宁，一名离开俄罗斯就不能生，回到俄罗斯就必得死的俄罗斯诗人。 1925年12月28日，叶塞宁在列宁格勒上吊自尽，时年三十。 八十五年来，他的墓前烛火摇曳，鲜花无语，他的诗由宇航员带往太空深处。 只有上苍知道，诗魂安息一年后，一个幽暗的深夜，一名女子在诗人墓前洒下醇酒、花瓣、烟尘、泪珠，然后朝心窝开枪……一张巴掌大的纸页上写着： 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能够埋在这座坟茔里，是我梦寐所求。 写给母亲的信 叶赛宁 我的老妈妈啊，你还是那么硬朗？ 儿还健在。向你问候，祝你安康。 愿那片难以描绘的晚霞 在你那栋茅屋顶上飘荡。 有人给儿捎来信，说你心揣不安， 说你把儿苦思冥想， 说你穿着破旧棉袄， 常到大道上去张望。 在傍晚蓝色的雾霭中 同一个场面总在你眼前闪现： 仿佛在小酒馆里打架斗殴时， 有人把芬兰刀攮进儿的心田…… 放心吧，好妈妈！别挂念。 这不过是你过度念儿的梦幻。 儿还不是那种可悲的酒鬼， 没见你一面，就先期归天。 儿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么温柔可爱 只有一件事让儿心烦， 那就是快快摆脱迷惘的忧虑 回到咱老家低矮的房间。 到了春天，满园白花开遍， 枝繁叶茂，那时儿就会回到你身边 不过你可不要天蒙蒙亮 就把我唤醒，如同八年前。 不要唤醒那破灭的幻想， 不要把没有实现的愿望惊扰…… 儿一生饱尝了过早的损伤， 还经受了精力的疲劳。 你也别教儿祈祷！没有必要！ 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时光。 你是儿唯一的支柱和慰藉， 你是儿唯一无法形容的亮光。 所以你还是打消自己的牵挂， 别为儿过于悲伤。 别穿着破旧的棉袄 一趟趟到大道旁去盼望。 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1868－1936）的《海燕》 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曾与高尔基有段争论。高尔基为知识界著名人士求情，称他们是热爱俄国的好人，人道主义者。病榻上的列宁告诉高尔基：我身上就有“知识分子的子弹！”。 尽人皆知，高尔基是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始创者、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领袖，他的地位至高无上。 高尔基的雕像遍布苏联各地，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城市、街道、公园、学校、工厂、剧院成千上万，他的作品印量达到天文数字，他是苏联文学和精神王国中万人仰望的偶像和权威。 但高尔基与许多俄国作家一样，流浪、酗酒、赌博，几番自杀未遂，他还是一名特殊的寻神派： 你是我的上帝，诸神的创造者，天地间所有的神都是你在劳作和永不停息的探寻中用自己精神的美创造出来的！ 除了你以外的世界上没有别的神，因为你是唯一的神，显灵吧！ 他与许多作家一样，欢呼十月革命却保持强烈的置疑。从1917年5月1日到1918年7月16日14个半月中，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58篇论文，集成《不合时宜的思想》，对革命“不客气”地提出忠告： 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俄国的亚细亚传统的发展。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灵魂参与的俄罗斯式的暴动。 高尔基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直到七十年后的1988年才重见天日。他与列宁的争论也由无数知识分子身上的子弹得到结论。 《海燕》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相反，十月革命是《海燕》呼唤的对象。 1901年，《海燕》只是一篇小说中的插入部分。小说被禁，这首没有“煽动倾向”的“小诗”，却成为仅次于《国际歌》而风靡全球的革命诗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成为不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在二十世纪最富煽动性的口号。 俄罗斯诗人的狂暴和温情，对力量的崇拜和对精神的眷念，多么奇特地交混在一起啊！连高尔基也不例外。 海燕 高尔基(1868-1936)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它叫喊着，——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呻吟着，——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愚蠢的企鹅，畏缩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峭崖底下。… …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翻起白沫的大海上面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压下来；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空中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堆巨浪，恶狠狠地扔到峭崖上，把这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一边大笑，它一边高叫……它笑那些乌云，它为欢乐而高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风在狂吼……雷在轰响……——堆堆的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金箭似的闪电，把它息住在自己的深渊里。闪电的影子，像一条条的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戈宝权译） 五，奥西普•爱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的《我们不相信复活的奇迹》 卡尔•马克思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开始其向旧世界的决裂和抗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 真正败坏道德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即使从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个逻辑：言论、文字、艺术、思想，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立场，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皈依美神的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和心灵的独立走向和对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诗搅动的质询远不限于直接的权力合法性，它究诘的是全部存在秩序，它遭逢的迫害，荒诞无耻而又不难理解。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监狱里喊道：我是诗人，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引起检察官和狱吏们的哄堂大笑，——马克思在天有灵，不知道会对他这位俄国犹太同胞的命运作何感想。 诗人天真的抗议和法庭空洞的笑声之间，矗立着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特殊关系，——一场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并重造了时间，而帝国——喧嚣的空间——对此怀有天然敌意。曼德尔施塔姆这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符合帝国逻辑，也是诗人的天然宿命。 为了诗歌走向冥府，曼德尔斯塔姆如同现代俄狄浦斯，被遣往地狱后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亡夫诗卷的平底锅紧握身边，夜深人静时默默吟诵他的诗句…… 我们不相信复活的奇迹……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 我们不相信复活的奇迹， 在墓园里缓缓踱步。 “听我说，各地的土地都让我 想起那边的丘陵无数。 …… 在那里，在茫茫深沉的大海之滨 俄罗斯的疆土骤然结束。 一片辽阔的大草原 从修道院的山坡向前伸延， 我真的不想到南方去， 舍不得离开弗拉基米尔的广阔幅员。 可是留在这木屋层层的集镇， 跟愚昧，跟畸形为伴， 和这么一个糊涂的修女在一起 岂不等于生活于灾难。 我亲吻晒得黝黑的臂肘， 还有那蜡色的额头。 我知道，在棕色的发丝下 白嫩的肤色得以保留。 我亲吻手腕，手镯在腕上 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 塔甫里达炎热的复天 创造的奇迹如此迷人。 你很快变成了黑姑娘， 走到可怜的圣像面前， 你不停地吻了又吻， 可是你在莫斯科时是那么盛气凌人。 我们只剩下了人的名字—— 奇异的声响久久不会忘记。 请接受我用双手的手心 撒落的沙砾。 六，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天放晴时》 他的生日恰是普希金的冥诞。他的父亲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里克尔、高尔基、爱因斯坦和列宁画过像，母亲是大钢琴家鲁宾斯坦的高足，深受天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青睐。他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德文、英文和法文，是德国马堡大学哲学系新康德主义大师科亨的弟子。他与里克尔体验过诗歌精神的同性恋，与茨维塔耶娃保持着“初恋中的初恋”，三人缔结了20世纪世界诗歌王国中最柏拉图式的“三角灵魂恋爱”。 他的《日瓦戈医生》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因此获得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却不能前往领受那一殊荣。否则，他将面临被驱逐出俄国的危险。 欧洲作家艾略特、格林、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加缪、莫里亚克等人致电苏联作家协会，赞扬《日瓦戈医生》作者是一位让俄国永远获得荣誉并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尊敬的诗人和作家。 两年后，这名健壮的俄国犹太作家郁郁而终。不顾官方恐吓，他的坟头燃起一片火红的烛光，他的诗作在茫茫夜色中诵读到拂晓。 他，就是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988年，《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第一次在作者的祖国出版，逝者之子飞赴斯德哥尔摩，代替亡父领取那枚迟来了三十一年的奖章。 1990年2月10日，莫斯科城郊别列杰尔基诺紧靠冷杉林的公墓，世界各国诗人（中国诗人因故缺席）在圣歌和祈祷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1990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国际天文家组织宣布将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颗星命名为“帕斯捷尔纳克星”。 天放晴时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硕大的湖像只盘子。 云，聚集在湖畔， 那白色的堆积 如同冷酷的冰川。 随着光照的更替， 森林变换着色调。 时而燃烧，时而披上 烟尘似的黑袍。 当落雨的日子过去， 湛蓝在云间闪亮， 突围的天空多么喜庆， 草地充满着欢畅！ 吹拂远方的风静了， 阳光洒满了大地。 树叶绿得透明， 如同拼画的彩色玻璃。 在教堂窗边的壁画里， 神甫、修士和沙皇， 戴着闪烁的失眠之冠， 就这样朝外把永恒张望。 这大地的辽阔， 如同教堂的内部，窗旁 我时而能听到 合唱曲那遥远的回响。 自然，世界，宇宙的密室， 我将久久地服务于你， 置身于隐秘的颤抖， 噙着幸福的泪滴。 七，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的《安魂曲》 她有机会、也有理由离开俄国，她却选择了“和我的人民共命运、和我的不幸的人民在一起”。为此，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阿赫玛托娃付出了代价：两位丈夫先后被处决，儿子三次被捕。 在刽子手叶若夫和文痞日丹诺夫时代，女诗人和成千上万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一道，在列宁格勒监狱外排队十七个月，等候把一碗热食送入狭小的铁窗口。一次，一个站在她身后的嘴唇发青的女人，突然小声（那时那里每个人都是小声讲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女诗人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微笑掠过那张曾经是一个女人的脸庞。 阿赫玛托娃执行了自己的诺言。 于是，世界诗歌史上，一位女诗人第一次把爱恋让位给悼亡，把情话绵绵的温软旋律转换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山河轰鸣。自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以来，“爱情”便是所有女诗人唯一和永久的主题，安娜•阿赫玛托娃改写了这条持续二千七百年的法则。 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对帝国虚假永恒的蔑视和对诗人天职的坚贞信守，汇合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世界一部无与伦比的圣母颂——它已为无数男女噙着眼泪吟诵： 冥星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 于是，俄罗斯二十世纪“悲泣的缪斯”以最柔弱无告的心铸造了注定要流芳千古的安魂曲。它是母爱的无边悲鸣，它以孤独、辛酸、难以承受却又英勇超绝的无私之爱为俄罗斯耸立起另一座纪念碑，足可与普希金遥相呼应，如同月亮辉映太阳。 于是，古往今来所有父亲、丈夫、儿子、兄弟们，所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卡庭森林、古拉格群岛里的人们，都会隐略谛听出一线希望，一腔浩叹，一声祈祷。它来自犹太先知耶利米的哀歌，穿过索菲亚预言耶路撒冷的悲剧史诗；它回响着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丧钟为你为鸣”的沉吟，伴奏着莫扎特、威尔第的安魂曲和享德尔的弥撒曲；它越过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的叩问，遥接古希腊悲剧之父索福克勃斯新月般的竖琴，甚至衬垫着东方古老佛教梵天世界大悲咒无声颤抖的苍茫低音…… 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 不，我不躲在异国的天空下， 也不求他人翅膀的保护，—— 那时我和我的人民共命运； 和我的不幸的人民在一处。 1916 代序 叶若夫迫害猖獗的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十七个月的队。有一次，有个人把我“认了出来”。当时，一位站在我身后的嘴唇发青的女人，她当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从我们习以为常的麻木状态中惊醒，在我耳边（那里每个人都是小声讲话的）问道： “你能描写这个场面吗？” 我说： “能。” 当时，像是一丝微笑掠过曾经是她的那张脸庞。 1957年4月1日 列宁格勒献词 面对这般悲痛，高山也得低头， 大河也得断流， 但是，狱门锁得牢而又牢， “犯人的窝”就在铁门后， 那里还有仇煞人的忧愁。 夕阳为某些人辉映， 清风为某些人吹拂—一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都无所谓， 我们只听到厌恶的钥匙声碎， 还有士兵们沉重的脚步。 我们晨起像是去做祷告， 穿过野蛮化了的故都街巷， 到了那儿，见上一面，如同见过死人一样， 太阳下沉，涅瓦河上烟雾缭绕， 而希望，仍然在远方歌唱。 一声判决……泪水顿时盈眶，从此便和众人天各一方， 仿佛从心里狠狠地夺走了生命， 仿佛被人无情地打翻在地上， 可是她移动着脚步……一个人……摇摇晃晃。 在我发疯的两个年头的岁月里， 那些丧失自由的姐妹们去了何地？ 她们会有什么幻想，冒着西伯利亚风雪， 她们在圆圆的明月里，又能望见什么奇迹？ 现在，让我把告别的敬意，给她们寄去。 1940年3月 前奏 这事发生在只有死人微笑的时候， 他为安宁而感到欣喜。 列宁格勒像个无用的累赘， 在自己的监狱前晃来晃去。 被判处有罪的人行进在一起， 他们已被折磨得失掉智力， 一声声火车的汽笛， 在唱着别离的短曲。 死亡之星在我们头上高悬， 无辜的俄罗斯全身痉挛—— 她被踩在血淋淋的皮靴下， 如在黑色马露霞的车轮下辗转。 1 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我像是送殡跟在你身后， 孩子们躲在小屋里哭泣， 蜡烛在神龛前熔流。 你双唇上还有小圣像的冷气， 额角上渗出冰凉的汗滴……这岂能忘掉 我要像古代射击手的妻子们那样 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哭号。 1935年秋，莫斯科 2 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黄色的月亮跨进门楼。 月亮歪戴着帽子一顶， 走进屋来看见一个人影。 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 这是个女人，孤苦伶仃。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 请你们都为我祈祷。 3 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 我做不到这样，至于已经发生的事， 请用黑布把它覆盖， 再有，把灯盏拿开……     夜已到来。 4 爱嘲笑人的女人， 众多朋友的宠儿， 皇村愉快的罪女， 应当让你知道自己的生平境遇—— 你是第三百名，前来给犯人送东西， 站在克列斯泰监狱门口， 用自己的热泪融解． 那新年之际的冰层。 监狱里的杨树在摇动， 没有声息——又有多少无辜的生灵 在那里结束了性命…… 5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召唤你回家， 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 一切永远都乱了套， 我再也分不清 谁是野兽，谁是人， 判处死刑的日子还得 等候多久才能来临。 只有手提的香炉的声音 还有不知去向的脚印， 和盛开的花。 一颗偌大的星星． 直盯着我的眼睛， 以近日的死亡相威吓。 1939 6 淡淡的日子，一周又一周飞逝 我无从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又一个白夜望着监狱， 你怎样了啊，我的儿子， 他们还用山鹰的 火辣辣的眼睛观望， 他们在议论你那高高的十字架， 还有……死亡。 1939 7 判决 一句话像石头落地， 压住我尚在呼吸的胸脯。 没关系，我早已有所准备， 对此事——我也能够应付。 今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办， 必须把记忆彻底泯没， 必须让心灵变成顽石， 必须重新学会生活。 否则……盛夏的绿荫如办喜事 在我窗外热情地低声喧哗。 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天： 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 1939年夏，喷泉楼 8 致死神 反正你要来——为什么不现在？ 我在等你——痛苦难挨。 我熄了灯，给你开了门， 你那么质朴，又那么古怪。 要完成此事，办法任你选择， 可以像颗毒弹射进屋来， 或者像个惯匪提着铁锤潜入， 或者用伤寒病菌把我陷害。 用你编造的、人人听厌的 童话也行，——但，我要看见 淡蓝色的帽顶和居委会主任 如何脸色吓得苍白。 现在，我十分坦荡。 叶尼塞河波涛滚滚， 北极星光泽皑皑。 心爱人的蓝色目光 将临终的恐怖遮盖。 1939年8月19日 9 疯狂张开了翅膀， 盖住了半个灵魂， 它倾注火辣的酒浆， 往黑色的峡谷招引。 我明白了，我应当 把胜利让给它。 我谛听自己的声音， 如同听别人的梦话。 它不允许我随身 把任何物品带走， （不管我向他央告， 还是向他苦苦地乞求）： 无论是儿子那双可怕的眼睛—— 那悲痛变得像石头一般沉默， 无论是雷雨袭击的日子， 无论是牢房探监的时刻， 无论是手臂温柔的凉爽， 无论是菩提不安的阴影， 无论是远方微弱的声音—— 那最后的安慰的寄情。 1940年5月4日 10 钉死在十字架上 “妈妈，别为棺中的我 号啕痛哭。” 天使们齐声颂扬伟大的时刻， 烈火熔化了万里长空。 我对父亲说：“为什么把我撇下！” 我对母亲说：“啊，不要为我痛哭……” 马格达丽娜在颤抖在哭泣， 得意的门生变成石人一具， 可是没人敢把视线转向 母亲默默伫立的地方。 尾声 1 我明白了，一张张脸是怎样在消瘦， 恐惧是怎样从眼睑下窥视， 苦难是怎样在脸颊上刻出 一篇篇无情的楔形文字。 我明白了，灰头发、黑头发 是怎样突然间变得银白， 老实人的嘴角上微笑怎么枯萎， 胆怯怎样在苦笑中战栗起来。 我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 和我一起排过队的所有人家—— 她们冒着刺骨的寒冷，熬着七月酷热， 伫立在阴森森的红色大墙下。 2 祭奠的日子又已经临近， 我看见了，听见了，感觉到了你们： 她，半死不活地被拖向窗口， 还有她，已不能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 还有她，把美丽的头颅摆了一下， 说了一句：“我来这里，如同回家。” 我真想提到每一个人的姓名， 可惜名单被抢走，我已无处去打听。 我用我从她们那儿偷听到的可怜的哭诉， 为她们编织了一面宽大的遮布。 我无时无刻无处不把她们回忆， 新灾新难临头时，我也不会把她们忘记， 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 如果我的嘴一旦被人堵住， 希望到了埋葬我的前一天， 她们也能把我这个人怀念。 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 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 我对这隆重的盛举表示同意． 但，有一个条件不要忘记—— 不要建在我诞生的大海之边： 我跟大海已经绝缘， 也不要建立在皇村公园中心爱的树桩旁， 伤心已极的影子在那儿正把我寻访， 而要建立在这里：在我伫立了三百个钟点的地方， 当时门闩紧锁，不肯为我开放。 再有，在死后的安宁中我怕忘记 黑色马露霞的轮旋声急。 忘记那可恨的牢门怎样砰的一声关闭， 一个老妇像受伤的野兽在号泣。 让融化的积雪像滚滚的泪珠 从那不眨动的青铜眼皮下流出。 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鸣， 让轮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 1940年3月，喷泉楼 八，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的《我要夺回你》 二十世纪俄罗斯最孤绝最高贵的灵魂长眠于远离彼德堡和莫斯科的地方。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一个令无数男女怜惜不已、叹惋不已、倾心不已的名字。 1992年，布罗茨基在茨维塔耶娃国际研讨会上坚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表示，茨维塔耶娃的缺位是诺贝尔文学奖“难以弥补的遗憾”。 海顿、贝多芬、莫扎特、舒曼、肖邦、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荷马、但丁、歌德、海涅、罗斯坦、荷尔德林、里克尔，当然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索洛维耶夫、勃柳索夫、勃洛克、马雅柯夫斯基、古米廖夫……都钟情于苗条的俄罗斯少女茨维塔耶娃。20世纪倾覆了俄国和世界的弥天苦难，则玉成了亚马逊式的俄罗斯母亲茨维塔耶娃。 她精通欧洲主要语言，倾心于爱情、音乐、大自然和生命奥秘，却为自己搭建了一座比彼德-保罗要塞还要牢固的堡垒，——她是自己最忠实的囚徒。她迭经流亡、战乱、颠沛、阴谋、贫穷、饥馑、绝望，却独自告白：哪怕断掉一只手，哪怕砍去双手，也要用嘴唇在断头台上歌颂废墟般的地狱式的祖国。 她从高音“C”开始，偏爱铜管和打击乐器胜过长笛。她召集刚劲急促的韵律，冰雪骤至的警句，锐利的箴言，暴风雨般的节奏，精确、明晰、轮廓坚挺的电报式文体，像调度千军万马，将卑微琐屑的尘土化为非凡神圣的火花。 茨维塔耶娃与自己的世纪失之交臂，历史狂飙把她碾得粉碎。她却创造了最纯粹、最极端、最革命的诗体。并越过所有庸俗虚伪、御用短命的“时代主流”，进入不朽和永恒。 帕斯捷尔纳克曾预言，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终将如月亮升起，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出场必将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数男女噙着热泪默念茨维塔耶娃，——这位一头金发，映衬着端庄美丽的脸庞，奇妙地微笑着，因一双大大的近视眼而分外媚妩可爱的俄罗斯诗歌女神。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天空夺回你 茨维塔耶娃（1892-1941）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天空夺回你， 因为森林是我的摇篮，坟墓是我的森林， 因为我站在地上——仅仅依靠一只脚， 因为我为你唱歌一一唱得比谁都要好。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黑夜夺回你， 从所有的金色旗帜下，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从台阶上把钥匙扔下，把狗赶跑—— 因为在大地的夜空下我比狗更忠勇。 我要从所有的人那里——从那个女人手里夺回你 你不会做别人的新郎，我不会做别人的妻子， 我要从上帝那里把你领走， 这是最后的一次争执——你不要出声！ 但现在我不用手指在你胸口划十字—— 喂，该诅咒的！——你还是你： 你的两扇翅膀朝向天空，—— 因为世界——是你的摇篮，坟墓是你的世界！ （童道明译） 九，西蒙诺夫（1915－1979）的《等着我吧》 无人能统计卫国战争时期俄国诗人曾写下多少首诗，——它们大都跟随七百万战士阵亡了。 留下的未必都是珍品，正如幸存的并不都是英雄。但是，经受战火洗礼的诗人对生命、死亡、仇恨和爱却别有一番体味。 小伙子向姑娘发誓，战争结束就回来结婚。回来的却是一张阵亡通知书。姑娘后来嫁给一位好心人，有了孩子，生活惬意而正常。但她常常会突然变得忧郁、陌生，无端心绪恶劣。丈夫紧张、纳闷：你干嘛像个未婚妻一样？——是的，她，永远是那个阵亡战士的未婚妻： 唉，未婚妻，未婚妻……我也不好受啊。 在我们所有的妇女身上都有点未婚妻的味。 即使我们都变成会哭泣的爆竹柳， 也哭不尽布满世上的一个个小土丘。 哭不尽那些没有被人怜爱的小伙子， 哭不尽他们的没有兑现的誓言。 而大地披着婚纱般的雪花——像未婚妻一样。 眼也不眨地望着漆黑的天边。 作者、女诗人里玛•卡扎科娃干脆称“未婚妻”是阵亡战士的寡妇： 是的，我们是寡妇，是这些勇敢的、 没有来得及结婚的小伙子的寡妇。 墓碑上刻着姓名的 本该是我的丈夫。 战争摧毁了一切，也简化了一切。有两类人构成战争中的两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男人，在后方苦苦等待的女人。一条不可摧毁不可简化的纽带把他们连为一体。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西蒙洛夫(1915-1979)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要你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不要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在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你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1941年   （苏杭  译） 十，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1933－    ）的《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托尔斯泰1869年完成《战争与和平》时，拿破仑大军攻占莫斯科已过去57年。45年后，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72年后，希特勒铁蹄威逼莫斯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牺牲了两千七百万人。如果为每一个俄国亡灵祈祷一分钟，将持续四十年。 俄国诗人响应了俄罗斯母亲的神圣召唤。 即使上火星——也要回去，回到没有我们的——祖国去。即使俄国以死亡相款待！ 茨维塔耶娃回到生死未卜的俄国，战云弥漫的俄国，凶多吉少的俄国，因为这是她的祖国，危难中的祖国，连洗碗糊口都拒绝了她的祖国！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 阿赫玛托娃歌颂红军丝毫不亚于对死在红军手里的亲人们的爱怜： 苏联炮兵毅然迎着 “别尔特”炮口冲锋。 他们是小瓦里亚、小瓦希里、 小阿廖沙、小格里沙—— 他们是朴实的青年， 他们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兄弟！ 在列宁格勒900个日日夜夜里，对苏维埃政权心怀怨恨的贝尔戈丽茨，每天都通过电台向同胞们朗诵诗作： 在泥泞中，在黑暗中，在饥饿中，在伤悲中， 死神跟踪着，如影随形。 我们多么幸福， 我们呼吸多么舒畅， 我们的子孙会羡慕我们…… 1942年8月9日，列宁格勒阳光灿烂，高射炮从黎明就开始轰鸣，炮手们接到绝对压制德军炮火的命令。晚上七时，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奏响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它的献辞是： 歌颂我们战斗着的人民，歌颂我们美丽的大自然，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 列宁格勒音乐厅里，挤满了惨遭战火蹂躏的列宁格勒人，女人们瘦削苍白的脸上，眼睛显得很大，很亮…… 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叶甫图申科(1933-  ) 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你们去问问白桦与白杨， 去问问笼罩田野的 那一片宁静。 你们去问问埋在白桦树下 的那些士兵， 他们的儿子会回答你们， 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士兵倒在这战场上， 不单单为了自己的祖国， 也为了全世界的人，能在晚上平安入睡。 在树叶与海报的沙沙声中， 你睡了，纽约，你睡了，巴黎。 就让你们的美梦告诉你们， 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是的，我们会打仗， 但我们不想让士兵 又在战斗中倒下， 倒在这忧伤的土地上。 你们去问问母亲们， 你们去问问我的妻子， 那么你们应该明白， 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童道明译） 十一，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流亡是一种状态》 在大地上诗意的栖息，流亡。在真正的悲剧中，走在最前面的不是英雄豪杰，而是歌队。 自荷马、屈原、但丁、苏东坡以后，“流亡”就是诗人的天定命运。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既是世界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诗人的故乡。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驱逐了拜伦，法国则与自己最伟大的儿子雨果睽违了二十载。 20世纪，世界流亡诗歌的荆冠被俄国人摘走。 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不仅碾碎了俄国大地，而且掀翻了俄罗斯屋顶。曾经使世世代代诗人感动、震惊、激愤的一切倏然消失，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像斯文扫地。高尚、天真、浪漫的知识界突然发现，自己已处于最卑贱最危殆的境地。他们珍爱的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宽恕，对专制、警察和市侩的蔑视，对生命的珍惜，对暴力的厌恶，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 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众多天才、圣徒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唯一可写的，竟是椎心的祷文，泣血的悼辞，绝望的安魂曲；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流亡。 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弗兰克、舍斯托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天才演员夏里亚宾、莫茹欣，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音乐巨匠拉赫马尼诺夫、斯特拉夫斯基，巡回画派领袖列宾，现代主义先锋科罗文、康定斯基、马列维奇都离开了俄国。1922年，女诗人吉比乌斯在巴黎感叹道：几乎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这只海燕也在明媚的意大利滞候了十年。 我们仿佛看到，流亡诗人站在一道颤动的暗光中，渐渐远去的俄罗斯晚钟依然回荡在他们头顶，漫漫驱散笼罩着他们的毕却宁式的孤独和罗亭式的忧郁。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脸色苍白的他们，怀着守夜人的疲惫，先知的预感，使徒的希望，在陌生的时空里痛苦无望地怀念并祝福没有他们栖身之地的祖国。 俄国二十世纪取代法国成为流亡诗人的故乡，犹太人几千年来流散世界各地，诗人一直在内心或在异国流亡。俄国犹太诗人布罗茨基集三种流亡因缘于一身。1987年，因为“超越时空限制而拥有广阔思想和浓郁诗意”，他成为二十世纪俄国第五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布罗茨基却是以一名谦卑的流亡者的语调开始他的受奖辞的： 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一个珍重独来独往的自由而看轻抛头露面的机会的人，一个恪守这一原则而不肯有丝毫含糊——乃至于远远地离开祖国的人，因为，与其在暴政下做牺牲品或做达官显贵，毋宁在民主制下一无所成——这样的一个人如今突然登上这个讲坛，他难免感到局促不安，并且难堪。 于是，布罗茨基就像站在峰顶的攀援者，依次俯瞰两侧山坡，浏览两个世界的景致。这时，流亡者已超越了政治信念、艺术自由甚至精神独立，而跻身于时间与空间的遇合，参与世界文明的风云际会。 诗人听从内心的召唤和语言的指向，流亡是他的日常生活，在这灵感涣散、个性泯灭的全球世俗化时代，流亡诗人如同又一个洪水时代凌空远翔的历史候鸟。孤独、寂寞，天地苍茫，宇宙无限，正是它们永远古老永远年轻的奥秘……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节选） 布罗茨基 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会场，讨论流亡作家的窘境的时候，让我们稍息片刻，去想一想那些出于自然的原因不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说，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围环境无知而羡慕的土耳其客籍工人；或者想一想在公海上漂泊或在澳大利亚内地安家的越南难民：让我们想一想爬越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沟壑、绕过边境巡警偷渡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墨西哥人；或者想一想成批成批乘船来到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的巴基斯坦人，他们迫不及待地争夺靠石油致富的当地人不屑做的下贱工作；让我们想一想大群大群的埃塞俄比亚人长途跋涉，步行穿过沙漠进入索马里——或是索马里人进入埃塞俄比亚？——以逃避灾荒。好了，我们必须停下，因为『片刻』时间已经过去，虽然我们不难列出一个更长更长的单子。没有人统计过这部分人的数字，永远没有人…… 无论他们调换怎样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背景和目标，无论他们对所抛弃和所奔赴的国家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使我们不可能镇定自若地讨论流亡作家的窘境。 然而我们必须讨论，不仅因为历来的文人和穷人不得不自己关照自己，还因为那古老必然而至今尚未确立的信念：如果执掌这个世界的主人们多读一些好书，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走上这条道路的苛政和痛苦必会减少。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的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惟一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抗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因为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我们必须讨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类辨别能力的最伟大的——毫无疑问比一切教义更伟大的——老师；如果干预文学的存在，阻碍人民从文学中获得教益，那么这个社会便是在损害自身的结构。 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作用也许在于，我们不知不觉地体现了这种令人沮丧的观点，即解放了的人并非自由人，解放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同义词。这指出了人类可能遭到损害的极限，我们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感到骄傲。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接受——至少能够模仿——自由人接受失败的态度。当自由人失败时，他不埋怨任何人。 十二，亚历山大•伊萨约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的 《为人类而艺术》 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如同十九世纪俄国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几乎就是俄罗斯二十世纪的缩影。 1918年，他父亲战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遗腹子索尔仁尼琴呱呱坠地。二十年后，他奔赴第二次世界大战，荣膺炮兵大慰军衔。战后，他从八年铁窗和八年癌症的双重苦难中幸存下来。 1962年冬，莫斯科《新世纪》月刊11月专号刊载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俄国和全世界第一次瞪大了眼，窥视到斯大林时代八百万囚徒的凄惨处境，索尔仁尼琴成为苏联作协最令人侧目的成员。 1968年，《第一圈》（标题分明借自但丁《神曲》中的地狱）和《癌病房》在西方出版，再次震惊世界。 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表现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的愤怒和谴责铺天盖地而来。 1973年12月，“人类的耻骨”《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世界历史天秤又一次倾向俄国。 斯大林主义的神话土崩瓦解，欧洲左翼为此分化，加缪与萨特两人绝交，红色帝国震怒。同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公开信，如同托尔斯泰。 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拘留，褫夺国籍，从西方出去，开始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如同伏尔泰。 1994年，索尔仁尼琴归返俄国，从东方回来，受到凯旋式的盛大欢迎，如同雨果。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庄严举行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颁奖典礼。前克格勃官员普京向前政治苦役犯索尔仁尼琴郑重致敬： 全世界成千上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大屏幕上变幻着索尔仁尼琴的画像，传来“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苍老的、沙哑颤抖的、深沉的遗嘱式忠告：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纪录、题材、生命历程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 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信念，是它们拯救了我们。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俄国二十世纪的良心、编年史家、证人和祭师，俄国十九世纪伟大人道主义和救赎精神的托命者、人类尊严和希望的最后守望者与世长辞。 为人类而艺术 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阿赫玛托娃和札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 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恶？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作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的文学。 结束语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们。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他们一代接一代对沙皇、农奴制、战争、教会、土地、死刑、灵魂和上帝发表谠言宏论；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人类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发表诗歌宣言，在大学和艺术沙龙中慷慨激昂，通宵达旦；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接受爱情、鲜花、欢呼穿行西伯利亚的殊荣；他们拥有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特赦生还的奇遇，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公开致信沙皇直陈己见，更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归宿；而他们的逝世总使俄国乃至世界陷入悲痛和迷茫。 莱蒙托夫一篇《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皇上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封他为“太阳”； 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自己的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 彼得堡大学八百名学生集体答名，把慰问信送达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俄罗斯革命司令部”全体成员与成千上万市民为这位《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作者庄严送行； 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俄国一切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一一痛斥、把俄国一切黑暗悉数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宪兵司令、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名遁世者在临终时受到如此隆重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告别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恩情将永远铭记得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提早100年颁发，获此桂冠的十九世纪俄国诗人和作家当不少于耶酥的弟子。 诗歌日历似乎格外钟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1910年，托尔斯泰撒手尘寰时，20岁的幅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精神巨人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30岁，古米廖夫24岁，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尔岁，15岁的叶赛宁正带着牧羊人天真的目光踯躅在彼得堡街头…… 但是，他们撞上的，是意外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 1921年，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公敌”，他的墓地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 1925年，叶塞宁自缢身亡。他的最后遗言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1938年，曼杰施塔姆又疯又饿衰竭而殁，免去新政权的“九克”； 1941年阴郁的夏天，茨维塔耶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加布拉的村庄，悬梁自尽。 此前，女诗人的丈夫被处死，妹妹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 连马雅科夫斯基和法捷耶夫都带着愧疚的苦笑诀别人世。 七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孤苦无告的绝境，吟出无比美妙高贵的天鹅绝唱：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经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双肩……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颤抖，眼眶苦涩？在“豺狼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升华为测试俄罗斯诗人灵魂纯度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弥撒词，就是安魂曲。 相对于尘世和帝国，二十世纪俄国诗人只是微末中的最微末者。但在人类永恒理想所垂降的神圣使命中，只有诗歌才能把万物从混沌中搭救出来。 1994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二十年流亡后终于俯身亲吻俄罗斯土地。他来到西伯利亚前苏联“劳动改造管理总局”、古拉格群岛的核心，一字一顿告诫说： 俄罗斯一再陷入绝境，然而，指引我们精神世界的那颗星，还在闪耀着辉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在告别人世前，索尔仁尼琴两度拒绝了俄罗斯最高国家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宁和梅德维杰夫四任国家元首先后向他致敬，聆听他的教诲。 在俄罗斯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诗歌意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独裁之间的俄罗斯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确定关系，第一次不是仗恃子弹而是依靠词语来判别善恶。 俄罗斯诗人不仅承担着衡量、质疑的使命，不仅成为与历史、变形法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成为洪水时代重新缔造俄罗斯的祭师和发言人。 2010年9月9日，俄罗斯将迎来它连接两个世纪的伟大文豪托尔斯泰100周年冥诞。一百七十年前，在他的墓地，少年托尔斯泰曾埋下一根“绿树枝”，那是他整整一生都在探寻和践履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兄弟般地相爱。 托尔斯泰和所有俄国天才都从未读完那部启示，——没有人完全读过。但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呼号毕竟已经传遍全球…… 让我们接纳茨维塔耶娃不朽的诗句进入中国，让我们再次领略这微茫的永恒温柔，无限希望，俄罗斯的神圣启示： 我的灵魂与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身上的左手和右臂； 我们闭上眼睛，温存而陶醉 仿佛鸟儿的左翅与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