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當中國的經濟正在喘一口氣繼續準備前行之際，自己邊界的少數民族衝突問題已在威脅著經濟發展。在西南有西藏，在中北部有蒙古，而在西北就有新疆問題。由中國官方特別核實確定的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維吾爾族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麻煩呢？</div><div><br /></div><div>中國已進入一個炸彈連環爆炸的階段。這是一個與東土耳其斯坦牽連的維吾爾族人與漢族人對峙的階段。2009年7月，中國政府認為，是西方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華浪潮，是西方的國際陰謀策動了在印度的達賴拉嘛和避居在華盛頓的熱那婭破壞了國家的稳定。但實際上這兩位領袖並無此份量來掀起這場政治風暴。維吾爾族人經歷了其實並非全由北京搞起來的漢化運動，說實在是迅猛高速的現代化歷程將他們逼到邊緣，飛速發展的旅遊活動及日新月异的發展觀，將他們固有的文化，壓縮成了僅餘的民族風俗而已。</div><div><br /></div><div>我們的這次赴疆旅行，實際上是始於遠距中國萬里之遙的巴黎。遠在巴黎郊區的凡仙納古堡地鐵站，在一家外表普通的咖啡廳後廳，我見到了一位由便衣員警保護的維吾爾族人，他是參加世界維吾爾族人大會的代表，並剛獲取法國給予的政治庇護身份，他的眼光裡充滿恐懼，雙手發抖，望著來採訪他的人，心中一直擔心對方是大陸的公安人員，這位維吾爾族人的個人經歷乏善可陳。我們僅知道，在他的居住地因搞反叛行動而被逮捕、坐監、逃亡……他的恐懼在這如此平安穩靜的巴黎，已顯得幾乎令人發噱可笑。但維吾爾族人在新疆的精神和肉體的壓抑，可見一斑。</div><div><br /></div><div>幾天過後，在2009年5月份，在離北京四千公里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甚至在維吾爾族人留住的居民區還沒有一絲的騷亂跡象。區內的清真寺對參觀者開放。這裡居住的還有其它的伊斯蘭民族、烏茲別克、哥薩克及吉爾吉斯，還有已經幾代人的漢族人。在最近重新裝修的街市附近，在擁擠的小巷裡，看到街道兩旁都是小攤販，叫賣著令人生疑的小商品：梳子、染髮劑、中草藥、電話卡、包頭絲巾等，也有賣羊肉、雞肉烤肉串，並端上一碗碗麵條，維吾爾族人不吃豬肉和米飯，這是他們和漢族人最大的區別。</div><div><br /></div><div>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與其它地方一樣平和的區域，特別是在新疆大學的附近，聞所未聞的暴力竟在2009年7月5日和6日發生了，連續幾個小時遊行示威的維吾爾族人手持木棍、長刀和其它順手抓到的武器，燒公車、掀翻計程車甚至警車、搶劫商店、追打漢人。而這些漢人在翌日燃起復仇的火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追殺維吾爾族人，在7月底公佈的一份名單上就有194人死去，近千個傷者，而還不包括民間漏報的傷亡者。</div><div><br /></div><div>兩個月前無人會料到有這樣的種族衝突，但是我們是感覺到這個族群被輕視和騷擾而引起的憤怒的積累。因此暴亂發生後，和維族人的一個簡單約會，甚至最普通的平民，都不是件簡單的事，要找一個公眾的地方，開始約談，結束的時候不要讓人看見，但有時候最好把所約見的人告訴黨支部書記（漢族），這是要讓人知道並無機密可藏，甚至與這些外表已完全漢化的人也儘量這樣去做，任何人接待一個外國人，就立即會被人懷疑為密謀活動，最壞的指責（僅次於恐怖分子）接踵而來，會導致失去工作、降職、或被派出所找去談話、拘留、甚至坐牢，對於阿巴泰爾孟納來說，這位原公共建築工程的維族工程師，因懷疑而被鎮壓。這對維族人來說是家常便飯。漢族最擔心的是維族人搞政治，他選了一家烏魯木齊最出名的飯店來請我們吃飯，這家飯店的顧客有漢族人、有維族人，婦女都戴上面紗也有穿牛仔褲的少女和濃妝的婦女，當然也有外國遊客。阿巴泰爾孟納胸有成竹，他自己創辦了一個小工廠，雇用了五個不同民族的打工仔，但他提到他的家人遭遇不平時，他壓低了聲音，為了揭露強制學漢語的做法，他怕隔牆有耳，寧可在手掌心寫上：“這是洗腦行為。”</div><div><br /></div><div>全面的監視，尤其在清真寺周圍為甚。在自治區南部的喀什也不例外。星期五的祈禱已召集到二萬余信徒，政府精巧地加以控制，到處是極為明顯的便衣員警。總之，大長老得到自治區領導的推薦才可上位，佈道也是在領導指引的範圍內。自治區的官方網站，用近似犬儒主義的天真來宣傳“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歷史”，講述宗教當局（經精心逃選的）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指明了從20到30分鐘的宣道限制，編纂為四大卷，供主持的大祭司參考。</div><div><br /></div><div>但現實並非為此，宗教自由早在1954年的憲法中已闡明，直到1960年為止，伊斯蘭教才不受阻礙地宣傳著他們的教義。喀什的一個導遊，阿麥德清楚地記得他的祖母戴面紗，他的女鄰居甚至帶上只露出雙眼的包頭巾，那是在他童年時代的記憶裡，可是在文革的黑暗年代，清真寺不是關閉，就是被砸爛，甚至在自己家中最隱蔽的地方，也不讓戴那怕是最簡陋的面紗。這樣昏暗的壓制直至鄧小平發出改革開放的1979年為止，宗教自由的原則直至1982年重新在憲法裡得到確認。</div><div><br /></div><div>在文革結束之時，在新疆的宗教重鎮喀什有392間清真寺堪付使用。在1981年這數字冒升到4700間，而到了1995年超過了9600間，在2000年千禧年時根據法國的維吾爾運動的高級專家之一雷米‧卡斯戴“新疆計有24000間清真寺，大約是全中國清真寺的三分之二”，可蘭經學校正式開辦，伊斯蘭的權威學者書籍也被挖掘出來，私家出版也爭相出籠……宗教活動方興未艾，可是文化和維吾爾的原旨教義爭相鬥惡，事件在90年代初期變壞了。一方面伊斯蘭教政治化，人們見到“梅賽帕”（Meshrep）一種類似教區領導委員會的組織成倍地發展，他們採取復仇的行事方式，他們與其時正值東土耳斯坦的伊斯蘭運動與阿爾蓋達組織扯上關係，而引起了懷疑。另一方面加入前蘇聯在中亞共和國的獨立運動。他們雖是在國境線的另一端，但因目標相同也燃起了獨立的願望。這有點類似法國和西班牙國境地兩邊的巴士克民族要求獨立，成立一個巴士克國家的情形相似……</div><div><br /></div><div>烏魯木齊的一個古典文學教師沙尼婭依老師回憶起家庭的往事，她母親的妹妹在文革期間逃亡去了前蘇聯的烏茲別克，在1992年初，這位阿姨回烏魯木齊探親，“此後，輪到我們去塔什干，這可是一個心理大衝突。我們發現烏茲別克人比我們的日子好過，他們在宗教方面沒有任何的壓迫感，他們保存著那種士耳其式的伊斯蘭傳統比我們強，還有我阿姨送給我一件袒露的連衣裙，我在烏魯木齊甚至不敢穿出街……”她繼續說：“獨立的問題變得很強烈，在新疆的和烏茲別克斯坦沒有絲毫障礙，無論是文化、宗教、語言方面完全相似，在塔什干，人們常對我們說：‘你們還在等什麼呢？我們都已經成功了，而你們呢？他們作為維吾爾人的自豪感散發無遺，並顯出一種洋洋得意的樣子’”。</div><div><br /></div><div>不用說，這種感情對維吾爾族運動要求獨立或多或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並且在巴基斯坦或土耳其得到餘波的激蕩。但在人民內部沒有大的迴響。</div><div><br /></div><div>1990-2000年的10年中，遊行和不斷發生的小衝突連續不斷地發生。北京使出三招來抗衡：首先用外交伎倆來反對三種勢力（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切斷與所有鄰國的聯繫（中亞各國，巴基斯坦……）；其次依靠上海合作組織來遏制激烈的維吾爾族分離；最後用擴充公共投資，依靠新疆建設（CPEX）的發展和現代化來吸引外省漢人，以達到更緊密地監視和鎮壓維族人。</div><div><br /></div><div><br /></div><div><br /></div><div>新疆建設兵團 一個國中之國</div><div><br /></div><div>從2000年起，政府給新疆省的投資為人民幣8700億元（約合900億歐元）。到處是幹勁十足的原料（煤和石油）開發。這本是新疆原來就擁有的；開發新的能源（專門修建從烏魯木齊到土魯蕃的高速公路），一個可以讓中國人在一望無際的風力發電裝置前拍照留念的景點。發展新的大城市如喀爾拉，興建石油公司的總部，那是一個露天開闊的商業中心；建造新的機場、高速公路……到處是新的建築工地，有的甚至其實應該保留，但也難逃摧毀的命運。在網上就播出了喀什的維吾爾老區也在摧毀之列。</div><div><br /></div><div>新疆兵團的第一手生產資料，農業食品和小部份的旅遊收益占到它的經濟收益的一半以上。這個國中之國讓人們明白了中國邊疆省份的點點滴滴。</div><div><br /></div><div>兵團建制於1949年，這些聚集的軍力，本是捍衛邊境的國境線和圍墾荒地復員的軍人。內戰平息後，他們把文明帶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著名作家王蒙就曾被視為右傾分子而來到新疆兵團。那時在全國有十二個建設兵團，在毛澤東去世後全部消亡了，只有新疆建設兵團的表現比以往更為積極。</div><div><br /></div><div>在石河子博物館，它見證了兵團誕生，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筆調寫下了史詩：幾十張顏色已經發黃的照片，那些窮苦簡樸的農村士兵，甚至有的是稚氣滿臉的兒童，在臨時搭建的校舍，散發出和時代相襯的先鋒氣息。作為終結篇，一張廣闊無邊的地圖佔據了整個大廳，表現了兵團的現實實力已遠遠超過省政府的能力。雖然擁有二百六十萬的軍墾戰士兼家屬的建設兵團，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下，但兵團可以獲取他們所在城鎮的稅收。兵團共分有1500個分部，而有不少已在交易所上市，兵團下屬有兩間大學，佔有新疆可耕地的三分之二面積，佔有工業產品的四分之一，占新疆出口貨品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它還有世界上最大的蕃茄汁（ketchep）出口商，新疆建設兵團甚至在2004年，通過他們的分公司新疆查爾西斯（Chalhis） 收購了法國的普羅旺斯罐頭廠(les Conserves de Provence)。這一象徵意義的事實，是在1996年一次為鞏固新疆穩定的歷史會議召開時，中共政治局向共產黨員發出號召“鼓勵中國內地的年青人投身到新疆的建設兵團來”宣佈的。</div><div><br /></div><div>這可不是將新疆民族比例調整的唯一管道。在1949年初期，漢族只占約6%，而到2006年已達到46%。自從中國可以全面自由遷徒，漢人到處安家特別是他們找到財富的地方，均被認為是新的邊界。從四川陝西甘肅的貧困農民民工也如法炮製，他們的收入本來比新疆人還要低。這些做著小工的男男女女被稱為新移民。有時在西方傳媒上還會讀到他們勉強維生的淒慘生活。這也是漢人移民入疆的快捷方式。</div><div><br /></div><div>在新移民中，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企業的管理幹部，他們的薪水相當優厚，但他們的生活條件卻並不是很理想。一位在烏魯木齊到和闐的鐵路線上（這是連結塔克拉馬幹沙漠的重要一站）工程師劉旺就是其中一個。他原籍山西，他每年只能與妻子及小孩在春節相聚一次。在他的眼裡，漢族、維族，哈薩克族都是一樣的，無絲毫不同，聽他說話，是整個新疆都要動搖，他說：“這裡還是社會主義”，在他的嘴裡，這也不是恭維的話。生來就是締造者的劉旺為行政改革的進度太慢感到失望。“建造了高速公路、機場、大酒店，但管理人材沒有培訓好，跟不上。應該參考高標準的。”他抱怨道，“這就是為什麼在工地上好職位全給漢人霸佔，只餘少數次要的職位留給維吾爾族人的原因。有一個論述，講了上千上百次，在沿喀什到和闐的公路上，兩旁有不少的建築工地，的士司機會隨口告訴你這故事：“當然有維吾爾的工程師，但輪不到他們去外國進修，可是技術全由德國和日本引進，這些維吾爾族工程師拿不到出國的護照。”事實上，在中國這種培訓，不是一種人人都可得到的權利，而是被縣領導私下掌握在手中的。不管你是工程師、研究員或毫無背景的中國公民，要取到這如芝麻開門的魔咒護照可非易事，對於一位少數民族來說尤為困難，加上之後還要搭飛機去北京去有關國家大使館面試獲取護照，對於一個普通平凡之極的維吾爾人真是太難太難了。</div><div><br /></div><div>其它在應聘招工時的困難和理由是：語言！大部份維族人漢語都不太好，簡直是不會講，中文是在大都是漢族中國企業通用的語言。中央民族學院人類學系的教授王將民補充道：“經常有人搞錯，把語言和民族混為一談。我們可以明白，一家企業要求職工講正確的漢語，但是要求職工必須是漢族，這就不近情理了。”這樣真是不正常的，“但是事情可以簡易化”，一位在石河子郊區的年輕廠長說：“就是因為雇用了少數民族，就需要配備一個專門的民族餐廳，還要提供專門的食物，因為兩種民族的飲食習慣不盡相同。並且如果有問題發生，維族人是很難搞的”，至於漢族民工，可以隨時解雇送返原籍，這樣哪怕你有更高的學歷。維族大學畢業生都比較難找到工作。——這就造成了畢業生的不平均狀況，使局勢變得不樂觀，維族大學畢業生有三分之一失業。</div><div><br /></div><div><br /></div><div><br /></div><div>文化消亡只餘風俗習慣</div><div><br /></div><div>語言的阻礙不屬於幻想的範疇，而是個現實問題，以往大多數的家庭，會給孩子報讀保留給少數民族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裡漢語只如其它課程一樣，是一門科目而已；但在農村，他們就沒有這種選擇。這種社會造成的障礙使青年無法跳出他們自己的農村，因為只有在這些農村才能講自己的語言，對於城鎮的維族人不成問題，父母可以為孩子挑選一所漢語學校（其中設有維族語課程。）</div><div><br /></div><div>自從2003年起，漢語就成為一種強迫教育科目，並且從低年班就開始，文學當然在高年級班才教，維族語似乎已經成了次等語言的身份，這一舉措成了一個致命的死結，它使漢族與維吾爾族對立。許多人指責為“文化的種族滅絕”，或是象上面提到的城市建築工程師阿巴泰爾孟納說的：“洗腦”，拉提娜是一位非常年輕的漢語女教師，我們在離喀什很遠的小鎮上遇到她，她是烏魯木齊高等師範大學的畢業生，一個人孤軍作戰，默默地在教授漢語，但她無法接待所有維族學生，“這只好由掌握權勢的領導來決定哪些人可以入學，哪些被拒之門外。這種專橫的做法使上不了漢語的學生家庭增添了對漢語是必修課做法的怨恨”。</div><div><br /></div><div>烏魯木齊大學的一位維吾爾族的領導——納吉姆的看法卻是相反的，這一舉措對他們維族人來說是一個機會：“這可以使自己的母語更豐富；要學會書寫才能保存自己的文化，學漢語，是多一門知識，用漢語進行交流，並且也有利於自己的工作，正如大多數的中等階級的家庭一樣，他們所擔心的是在低下層的民眾會逐漸放棄維語的學習，他們挑選漢語學校只想他們的後代將來有前途。父母日漸疏忘維語，少講維語，致使如何書寫更是忘得一乾二淨。”這就是一種語言正在慢慢消亡的狀態。</div><div><br /></div><div>對此，年輕人的態度是非常的激奮和充滿仇恨。一位在很小年紀已經讀漢語的女青年阿細安娜發表意見：“他們把傳授維吾語的地盤越搞越小，直至使其消亡”。她是在雲南受教育的。“少數民族的語言根本不教”，阿細安娜覺察到在漫長的道路上，語言的特性逐漸消亡，“教育把我們的文化壓縮使它只剩下風俗習慣。”這可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情形，只是有少數的漢人承認。</div><div><br /></div><div><br /></div><div><br /></div><div>被加工歪曲的歷史</div><div><br /></div><div>自2003年來，法律強制行政機構實行漢族和少數民族雙政政治。但更經常的是，發號施令的多數是漢族幹部，在自治區的最高領導也是如此。自治區的主席為維族的努爾‧比克裡，但自治區的黨委書記王樂泉才是真正的掌權人，自1994年以來，他以鐵腕治疆，“對於局勢的瞭解他沒有頭腦，對於百姓他沒有愛心，所以他的管治很不得民心。”一位前北京官員易方評論七月的騷亂說：“這是中國的羞恥。”王樂泉在經濟上採用自由放任和政治上嚴酷鎮壓兩手政策，而一點不顧及民族和文化的因素。這種態度和移民政策稍有關係，但更多的是專制主義。這位前北京官員說新疆是中國的一部份，它的邊界線是得到聯合國承認的。</div><div><br /></div><div>一如往常，歷史變成政治的賭注，追尋不少被歪曲的事例有的是。在喀什蒙上厚厚灰塵的博物館，打開鐵鎖，掀起鐵閘，入口處寫道：“西元前60年，在漢朝時建立了第一個地方政府，從那時起，新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就是長期以來官方的說法，但現今已被拋棄了，總想說明漢人是新疆地區最早的居民，但從塔克拉馬幹沙漠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歐亞面龐的乾屍，卻否定了這一說法。新疆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這條路上佈滿了綠洲，這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地，而且盛產這燦爛的文化和馳騁疆場的驍勇將士。僅將新疆說成隻受單一文化影響是非常荒謬的。</div><div><br /></div><div>維吾爾族的反叛分子熱比婭說，中共在新疆的殖民主義可以追朔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入疆開始，這一論述為許多法國記者引用，但這也是與事實不符的。真正在新疆建立行政機構是在清朝統治時期的1750年。在平定叛亂後清代的第八位皇帝——道光皇帝開設類似“疆土再拓司”的機構，1884年新疆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他在廣納招賢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使用當地方的人才，但又擔心“貪腐份子損害中央政權”。</div><div><br /></div><div>比照一下，美洲的新墨西哥在比這更早些日的時候，已併入美國版圖（1846年），而加尼福尼亞則在1850年併入。當然歷史並非一條直線，新疆有過數次獨立的冒險行動，喀什地區的首領倖存了13年（1864-1877），是因為由奧拓曼王國、英國和俄羅斯的承認，一個短命的東土耳其斯坦從1933年11月到1934年2月間短瞬存在過。最後在1944-1949年，一個東土耳其斯坦，泛蘇維埃聯盟在新疆北部的三個縣城挺立了5年，正如學者雷米‧卡斯戴指出的那樣“甘願成為其它帝國或王國的繼承人的感情，有時是為要與中國對立”，即表達了這樣的精神。</div><div><br /></div><div>事實上，大多數維吾爾族人，並不要求獨立，只要求尊重他們的真實地位和給予他們公平的對待，阿巴泰爾孟納說，“10年前我們的生活更好，但現在我們落後了”。</div><div><br /></div><div>國民內部的生產值在石河子是15,016元（90%是漢族）；6,771元在阿克蘇（漢人占30%）；喀什是3,497元（8.5%漢人）；和闐2,445元（3.2%漢人）。這在民族基礎上造成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差別，等於把維吾爾族人推向伊斯蘭教的懷抱。那兒可是維族人同聲相憐的唯一歸宿，其危險在於伊斯蘭教的原教旨分子會獲勝。已經可以見到維吾爾族婦女穿著密密實實的“布林加”服裝，就連僅露的眼睛也要用條狀網遮住。那裡宣傳聖戰和回教極端分子的運動還未成氣候，但拒絕對話的方式隨時會導致局勢的改變。</div><div><br /></div><div>新疆以維吾爾人為首的少數民族，經受了無數的壓迫，它在經歷現代化過程中打爛了他們自己的文化。經濟的增長，他們卻並無受益。專制的政策使他們失去自己應有的特殊條件，比宗教更為甚的是社會和文化的分裂。新疆何去何從？北京所宣稱的自治狀況似乎永遠存在，但始終出於空想的階段。</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