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Jun/6262010wpy.jpg" width="316" height="455" vspace="6" hspace="8" align="left" alt="" /> </div><div><strong>被公众遗忘40年的王佩英</strong></div><div><br /></div><div>邮差打来电话：“杨先生，有你包裹。我给你送来。”包裹拆开，是胡杰又一力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光碟，另有今年清明节前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的“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的光盘，《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的《王佩英评传》，以及吴思主编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5月号）。包裹中还夹着几页打印稿，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王佩英事迹的演讲稿。包裹的寄件人，是北京大中公司（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系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张大中，即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总卧薪尝胆，终于撑到这一天了，为她死去的母亲高呼：“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真所谓“君子报仇，40年不晚”。这报仇，不是刀枪杀戮，而是要告诉世人，这是鲜血的代价，是英雄的牺牲，不可遗忘，而应继承，既为当政者镜鉴，也向后来者召唤。</div><div><br /></div><div>王佩英是谁？想当年，文革受难者成千上万，抗争者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钟海源、储安平、顾准、王申酉等，大家都很熟悉。但王佩英这个名字，我却是第一次听说。网上正式出现“王佩英”这三个字，是王友琴去年写的《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境外媒体对此曾有报道。在今年“王佩英纪念会”后，一部分入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虽然屏蔽不断，视频至今也未能公诸于众，但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并激起公众痛思：“血路何以铺成？暴政何日结束？”而后，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这个词条。我是民间内部网刊《网讯参考》和《周末分享》的订阅用户，6月中旬，在这两份网刊上，我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胡杰在当中发文公告，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书籍，欢迎索取。</div><div><br /></div><div>也就是说，从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死时年仅55岁），直到2010年的此时，这长达40年的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忍了整整40年。在这40年中，王佩英的子女们并非人人幸运。张贵生、张大路已不在人间，张运生中风后丧失了语言能力。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张大中一手策划，张可心带着胡杰、胡敏、郭宇宽寻访。这寻访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即使王佩英的子女们此前如何研究深挖，也始终没有彻底搞清楚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在寻访后才一一得知。原来，王佩英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如此狠毒。子女们想到当年懵懂不知，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div><div><br /></div><div><strong>冤有头债有主，谁该认罪？</strong></div><div><br /></div><div>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以80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就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地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div><div><br /></div><div>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宗旨就是一个：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甚至在我看来，我恰恰认为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罪恶是谁带来的？</div><div><br /></div><div>今后的历史，将记录王佩英这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王佩英倘若没有子女们后来的奋斗，她的名字也许只能永远埋进历史。多少死于文革的英灵，至今仍然不为公众所知，他们的子女后代，有的还刻意回避着那些血泪。无权无势无财无名的人们，纵然对亲人当年遭遇的迫害持有抱不平之心，可他们没有能力让公众知情。眼看当年那些参与者如今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这历史的真相就快烟消云散了。至于那些被共产党平反的人，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所思所想与那《平反决定》所写的相同。被迫害的人，在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牛棚之前，在被文攻武斗、残忍杀害之前，也许他们真的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做“死谏之言”，如古代的忠臣良将那样，与党心心相印，有寄托，有盼望，有追求。但是，这接踵而至的残酷后果却告诉他们，这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说到底，无论什么势力在位，终究是统治人民，那个“国家”可以是军队、警察、监狱、精神病院、批斗大会，可以是暴民政治与暴君政治的强大结合，可以是革命机关高喊着置人于死地的文稿，把人逼疯整死。到最后，又来告诉你：“我们依然是同志。”</div><div><br /></div><div><strong>“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strong></div><div><br /></div><div>影片放到王佩英17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什么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张以成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烤打，这时的张以成终于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一直忍着。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尊售价不匪的毛泽东白瓷像。</div><div><br /></div><div>应该说，1961年之前的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丈夫张以成去世以后，她一个人要养活七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1961年说，全国总体的缺点和成绩是3：7的比例，有的地区超过3：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所言不虚。中国的斯大林，即是毛泽东。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div><div><br /></div><div>我的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会写点文章的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泽东手里，就被市里的干部查到镇上，把他当成现行反革命。在我的母校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们对该青年声如洪钟地批斗一番，吓得此人魂飞魄丧之后，连开数枪，脑浆迸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多少人只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连性命都没了，他们的亲戚、朋友从此脸面无光，苟且做人。外面到处是杀气腾腾的“革命者”，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这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我若活在那时，估计比这青年死得还惨，到处是“打倒反革命杨银波”的喊声，若是到后来谁给我平反，仅仅说一句“你没有刑事责任”这种废话，我干脆也反过来把你整死，然后等若干年后，冷若冰霜地告诉你：“我们依然是同志。”</div><div><br /></div><div>还有那些至今连个坟墓都没有的武斗青年，他们当年到底在斗争什么？保卫毛泽东？那时的亿万青少年，举着红宝书，把毛泽东塑造成唯一的神，扛着这个领袖的大旗，杀东砍西，砸碎一切，不过是一堆狂热发泄的可怜虫。我曾参观过中国唯一保留着的文革武斗死者陵墓，就在重庆沙坪公园。一进陵墓，只见有块碑上写着“谁家子女葬身于此”。那些有名字的墓碑，全部把死者写成“忠诚的革命者”。这哪里叫忠诚？这叫傻。据说，当时重庆嘉陵江的两岸青年，彼此对抗，每天没有别的事干，成群结队搞“革命”，最终发展到抢劫兵工厂，拿出武器，见人就杀。有些人哪一派都不是，顶多路过那里，结果一颗子弹飞来，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年龄最小的死者甚至是儿童。如今的小青年们，打个群架，总得有点缘由吧，起码不至于逢人就往死里整吧。可是当年这批也就一二十岁的小青年们，被政治口号煽动，你说你在革命，我说我也在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杀人的，结果就大开杀戒，而且把这种消灭肉体的行为，叫做“战斗”，叫做“忠诚”。每杀一个人，就像自己突然多了块勋章一样，得意忘形，耀武扬威，还指望着被后人敬仰。</div><div><br /></div><div><strong>七年残酷迫害，宁死不屈</strong></div><div><br /></div><div>狂热的“斗争哲学”，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看谁不顺眼就整谁，会弹钢琴的把你的手指剁了，会唱歌的把你的舌头割了，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长得美貌的，统统打倒。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错，“革命者”们就对你“深挖思想根源”，让你早请示、晚认罪，搞得人人都主动交代自己有罪，一个个原本活泼的大脑被统统洗成白痴，甚至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也是噤若寒蝉，忌惮甚多……中国的整人手段和杀人手段，全世界其它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了。杀林昭，警察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以减轻国家负担；杀张志新，怕她喊口号，不打麻醉药，用普通的刀割断她的喉管；杀李九莲，怕她喊口号，用竹筒塞住她的口，舌头和下颚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还把她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杀黎莲，杀钟海源，都是活体摘肾，两人的肾都被立即拿去给军队高官移值，钟海源剩余的尸体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做解剖标本，比五马分尸还惨，是真正的千刀万剐。这些都是女性啊，可那个年代，谁敢同情她们，谁就脱不了干系。人人自危之余，是仅有的良心也自吞下去，做耻辱的沉默者和暴政的纵容者。</div><div><br /></div><div>王佩英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经历了七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吃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就把王佩英拉到工人体育场，当时念到的第11个名字就是王佩英，又是一阵批斗。判决人不是什么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绝，押人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了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div><div><br /></div><div>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七个孩子没有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七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苟合，永照千秋，实乃我中华之第一流人。</div><div><br /></div><div><strong>文革悲剧，至今仍在发生</strong></div><div><br /></div><div>有人至今还在为毛泽东辩护，说此人为革命付出多少多少，亲人死了那么多，但仍不改理想，为了工农大众殚精竭虑，“几人能够”，云云。还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控制不了的，鹰犬太多，帮凶太多，民众无知，云云。文革这件事，毛泽东这个人，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文革说到底是权力斗争的恶果，毛泽东也就是一个农民造反领袖，打下江山后迅速实行极权专制，不懂国家治理，却要死死保住最高权力，天天生活在所谓“革命”的斗争和恐惧之中。当年的张志新说“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也许张志新后来反省到了，毛泽东非但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这个主义，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专政，二是斗争，两者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又有浩浩荡荡的世界普适价值可作参鉴，可到头来却专门找了一个最灭绝人性、最煽动杀戮的外来主义，且至今被列为中国宪法之首。文革中的所谓“无产阶级”是什么？依照当今刑法，那些人就是无产流氓，干尽坏事，还自封“革命”。而毛泽东这个领袖，权大势重，导演了一场场政治运动，且至死无任何反省。看看人家蒋介石，晚年好歹还皈依基督，忏悔“我有罪”。</div><div><br /></div><div>在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上台发了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讲“周期律”问题，最后猛醒，原来黄炎培当年警告共产党确实是警告对了，可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那条叫“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王佩英值得起这个鞠躬，甚至当今“圣上”也有义务来鞠此一躬，并应以此为戒，吸取教训。文革悲剧看似远去，其实至今仍在发生，其中之差异，无非是“反革命”变成了“颠覆罪”。多少据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监狱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处境悲哀，惶惶度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此同时，多少人眼看当今贫富差异、腐败横行，内心却在呼唤毛泽东，呼唤再来一次文革。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如若不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仅用运动式的反腐突击，恐怕难以奏效。只要这个党愿意放权，允许国家无阻碍地向公民社会和党外民主迈进，文革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div><div><br /></div><div>末了，想到王佩英今天能够被公众同情、理解、敬仰，他的儿子张大中从1982年创业至今，富甲一方，名动京城，很是欣慰。有硬骨的知识分子，一一站起来，为王佩英的事迹宣传而努力，令其在民间广为生根发芽，精神长存，实乃善举。但一想到，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即是凭借这抚恤金闯出了名堂，既令人感慨，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可以预想到，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的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念及于此，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自责。</div><div><br /></div><div>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正义的呐喊。</div><div><br /></div><div>（作者为独立作家）</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