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第一口青稞酒：記藏人牙醫诺布和他的異代孿生兄弟

<o:p> </o:p>　　還沒上山，也沒閑著。在德里的西藏難民村參訪了那裡的社區服務、醫療、寺院，拜訪了流亡社區機構負責人。 <o:p> </o:p> 印象深刻的是在藏人的醫療所，確切地說是牙醫所，看到了一位年輕的藏人。精瘦，黢黑，矮小，不起眼。幾分鐘言談之後，令人肅然起敬：他的一個朋友也是牙醫，在印度社會而不在這類藏人的流亡社區開診所，月薪70萬盧比。他可以同此選擇，但是他放棄了，堅持留在他那10平米見方的窄小診所，要為藏人的牙齒服務。現在他月薪4500盧比。他驕傲地告訴我們他的這一選擇，並指著他那間診所架子上的設備和藥物說：     <o:p> </o:p> “臺灣醫生捐助了不少。除了這些藥物，他們也捐獻人力”<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Jul/732010BEIMING.jpg" width="303" height="427" vspace="8" hspace="8" align="left" alt="" /> </div> <o:p> </o:p> 圖：新德里西藏難民區的牙醫諾布（Norbu）在他的診所裡為我們介紹診所情況。易崴攝於2009年6月9日新德里。<o:p></o:p> <o:p> </o:p> 診所不大，一張破舊的行醫電動躺椅居中，幾乎佔滿診所整個空間。我們只好圍著那躺椅，像圍著他供奉的一個躺臥式的大圖騰，聽他介紹情況。他用堅硬的手掌拍拍他那破舊的圖騰告訴我們：那東西若要買新的，需要好多好多的錢，但是被他修復一新，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錢。說的都是盧比。 <o:p> </o:p> 他腦袋看上去質地堅硬，說話時，像不屈不撓的鑽頭那樣，隨節奏轉動。不說話時，他也轉動鑽頭，接納我們從圖騰四周提出的問題。 <o:p> </o:p> “當然有藏民來這裡看牙。”他回答說。 <o:p> </o:p> “也有印度人到這裡看牙。”他又回答說。 <o:p> </o:p> “看牙的有時候還會有外國來的。”他補充說。 <o:p> </o:p> 他眼睛發光，精神抖擻，漢語講得相當好，說話是賽跑的速度。 <o:p> </o:p> 在他診所牆上的牙齒健康招貼畫裡，有一幅英文字是：“高興起來。定期看你的牙醫。”前一句字體大，寫在招貼畫上方，後一句字體小，寫在招貼畫下方。不過看見他，你會知道，充實和幸福這人類世代追求的東西究竟來自人的大腦，還是心臟，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比如診所還是……錢包。 <o:p> </o:p> 他叫諾布（Norbu），34歲。我走出他的診所，我發現自己隱隱有一種錯覺，覺得他是單巴次仁。單巴次仁曾經想學醫，三年努力，未獲資助，放棄了。 <o:p> </o:p> <o:p> </o:p> <o:p> </o:p>         單巴次仁當年是逃出西藏的一個男孩。 <o:p> </o:p>         中國解放軍拯救西藏“農奴”那年，農奴們的起義反抗被鎮壓，單巴的父親確白噸多和全村健壯男人被解放軍反复囚禁。他二度獲釋，回到村子，目睹妻子在鬥爭會上受忍受折磨，隨後接到通知：十歲的獨子單巴必須前往中國接受漢人教育。單巴父母無法信任那些侵占他們家園、槍殺他們同胞、囚禁反抗者，拆毀寺院，強迫他們信奉共產主義的“解放者”。那時“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已經大面積開始，西藏傳統社會和生活方式正在瓦解，單巴一家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決定翻越雪山逃離故鄉。 <o:p> </o:p> 1959年10月，單巴的父親帶領全家五口悄然出家門，走上逃亡路。單巴十歲，除了父母、還有兩個妹妹。一家須避開大路，夜行晝宿，翻越兩萬五英尺的高山。寒風凜冽、雪厚齊腰，雪窩陷人，空氣稀薄，那是真正的死亡之旅。 <o:p> </o:p> 首日破曉，在一萬八千英尺高度的雪地上棲息時，他們發現他們那條忠實的狗已不知去向。次日破曉，小妹妹開始嘔吐；第三日、第四日他們仍然在雪線上掙扎，夜晚翻山，小妹妹趴在母親背上，白天休息，她睡在母親身邊，始終默契配合，不吃不喝，不醒不鬧。第四日全家因擺脫了追捕而酣睡一覺，下午醒來再翻過一道坡，把留有他們足跡的雪山甩在身後，來到了不丹的丘陵前，勝利在望了。這時候，單巴的母親聽見了背上小女兒艱難的呼吸聲，這是逃亡至今她發出的最大的聲音。孩子仍然沉睡不醒。接下來，就在母親的劇烈搖晃中停止了呼吸。她度過了翻山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刻，卻沒能挺到勝利。全家守著屍體慟哭失聲，那聲音即刻被蒼茫雪野無情吞噬。他們就地掘坑，用白雪掩埋了她小小的屍體。繼續前行，一步一回頭。 <o:p> </o:p> 勝利只是逃亡者的希望，死亡之旅在雪線以下延續。四個小時後，他們進入完全陌生的地理環境，茫然 不知何往，失去了目標。他們選擇看到的第一條道路走下去，來到一個村莊，然後仍然不知何處而往。最後獲悉不丹政府已經不再允許藏人停留，他們必須繼續前往印度。一望無際的高原雪域變成了不見陽光的蔽日密林，致命的猛獸梟禽毒蛇出沒，粘附人體吸血的水蛭防不勝防，陌生而漫長的旅程似乎剛拉開序幕，攜帶的乾糧已經吃完。除了必須穿著完全累贅的冬季藏袍，他們沒有任何護身法寶。餐風露宿，乞討為生，單巴必須承擔為全家乞討的任務，因為他總是能夠幸運地討到食物。但是他不斷擔心自己會像自家那條陷落在雪窩中的狗一樣，丟失在望不穿的密林中。後來，他們開始與逃亡藏民匯合，並終於抵達印度南部的米薩瑪藏族難民營。這是一個臨時棲息之地，在那裡，世代習慣的青稞、酥油和肉食變成了咖哩土豆和大米，高原變成平原，寒冷乾燥的氣候變成的炎熱潮濕的熱帶雨林。加之兩千五百年來生活在封閉中的藏人，沒有任何免疫力抵抗外來人種的病毒。各種流行病迅速傳播，形成對翻越雪山、走過森林的人們的第二輪篩選。不斷有老人和孩子死亡，五百米之遙就是他們自己的火葬場，為了防止病毒傳染，死者統統火葬。煙霧終日不斷，難民營如同死亡營，不斷有哭聲縈繞，連綴日月陰晴。終於有一天，單巴的另一個妹妹染上了流行的阿米巴痢疾。她先是不玩不動，最後不吃不喝，病情急劇惡化，不幾日，一家人眼睜睜看著她離開了人世。那一天，難民營上空飄繞的煙霧中，加入了單巴一家第二個死去成員化成的煙灰。翻過雪山是逃亡第一步，死去一個小妹妹，屍骨掩埋在冰冷荒蕪的山腳下；棲居難民營，是逃亡的第二步，死去第二個妹妹，連屍骨都不能存留。世上沒有什麼比母親失去孩子更沉重的打擊了。再遭重擊的單巴的母親，反复喃喃自語，只有一句話，那是藏人出藏的泣血路標： <o:p> </o:p> “我們從中國人手裡跑出來，結果只是將屍體掩埋在異國他鄉”！ <o:p> </o:p> 兩天之後，單巴一家必須再度離開，他們被安排到北方印度築路。這是他們流亡的第三步。而這一安置方式，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很快回到故鄉。這個打擊如雷暴落天，準準穿透單巴父母的心魂，死不撤退。火車行駛三天，月台上再被丟棄三天，五缺二的三口之家，和一百六十名難民一起，在流亡中的藏歷新年，抵達目的地。 <o:p> </o:p> 　　達賴喇嘛曾經在《流亡中的自在》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中回憶他當時獲悉的消息說：1960年2月1日，當第一批抵達定居者“看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很多难民情不自禁痛哭失声。他们面前是一条艰难的路。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帐篷和简单的工具，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决心。”從時間上看，單巴一家三口正是第一批抵達者。他們無法逃脫致命的遷徙帶來的厄運。美國作家约翰. F.艾夫唐在《雪域境外流亡記》中寫道： “流亡者来到印度之後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清楚地看到，这一过渡性阶段不仅比逃跑威胁更大，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伤害，几乎没有一家能够幸免”。首先是印度病毒的長驅直入藏人毫無防疫能力的肌體，印度所有築路營情況大同小異：藏人不可能不與當地人打交道，哪怕一周一次收工後買食物，也必須接觸當地人。“无论当地居民患什麽样的传染病—-尤其是肺结核，总是可以传染给西藏人。由於他们缺乏适当的抗体，大多数人常常因此丧命”。可能是因為沒有醫療，或者是因為不診，許多情況下看去，藏人看上去無疾而終。高海拔高山住民遷徙到低海拔的平原，意味著物種的氣候、飲食、生態、生物、包括生活方式的襯底改變，對於一個封閉在高原雪山上兩千五百年的民族尤其如此。如果把營養不良和男女老幼一概沉重的體力勞作算上，情況則更加淒慘。印度工頭很會使用這些廉價勞動力，他們一人一天十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只掙十個美分（一個盧比）。嚴重的死亡率使人們開始懷疑藏人是否合適群居。 <o:p> </o:p>         單巴的母親自從離開了第二個死去的女兒就沒有恢復正常生活。1950年開始的災難，導致1959年的逃亡；1959年的逃亡導致兩個女兒死亡；而他們歸程看上去遙遙無期，連達賴喇嘛都逃出來了。她心神恍惚，啜泣不止，三天三夜的火車旅程和三天三夜的站台露營時，她就拉住單巴的手，不許他離開自己。此後接連兩個星期出賣苦力之後，她病倒了。在單巴和父親為了糊口而必須去工地掙那十美分的十個小時時間裡，她獨自躺在破舊不堪的帳篷中、草鋪上，蓋著全家唯一的一條毯子。她知道輪到她了，她放棄了生存的意志。附近印度村莊診所的醫務人員無法確診她的病症。她為即將到來的死亡感到幸福。她有理由感到幸福：兩天前，單巴的父親背著她來到達蘭薩拉的草坪上，見到了剛剛定居下來的達賴喇嘛，接受了尊者摸頂祝福。單巴的母親是這個家族最後一位女性，她留下了遺言：見到尊者死而無憾。此外，她要單巴好好照顧他的爸爸，並說，總有一天，單巴會回到西藏的。第二天單巴幹活歸來，他的母親已棄世而去。<o:p></o:p> <o:p> </o:p>         單巴只有父親了。單巴不到十一歲。<o:p></o:p> <o:p> </o:p> 　　母親去世兩週後，單巴的父親開始嘔吐。這條少言寡語的漢子曾經與中國入侵的軍隊對抗而被囚，曾經看不下妻子被批挨打、忍不得兒子被送走異化而逃亡，曾經帶領全家翻過雪山走過密林，曾經親眼看著兩個女兒死去並為之送葬，他一直撐到現在，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接著被送往一小時車程之外的一家醫院。<o:p></o:p> <o:p> </o:p> 　　那一天，單巴年滿十一歲。酷暑白晝，他在工地上勞動，漆黑夜晚，他只有那個父母曾經同在的帳篷相伴，那是媽媽去世的地方，是父親生病抬走的地方。漫漫長夜，空中緩緩沉落着白天工地引爆的灰渣塵埃。一連數日，恐懼和孤獨同時攫住這個十一歲的孩子，他獨自捲縮在媽媽離去前趟過的草墊子上，挨到天明，再到工地，挨到天黑……。<o:p></o:p> <o:p> </o:p> 　　單巴後來在西藏難民幼托園裡長大。幼托園之後，他成為達賴喇嘛授意創辦的第一座西藏人現代化學校的第一批受益者，然後再到一所教會繼業，最後在最富盛名的基督教學院讀書。他始終成績優異。苦難和挫折把單巴變成了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西藏人，他明確了未來的生活目標：由己及人，為西藏人的謀福利。可能因為曾經目睹親人一個一個不治而亡，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醫生，治病救人。當時流亡藏人日益增加，醫生卻寥寥無幾。但是他向援助組織申請了三年，一無所獲。他被迫放棄了這個理想。<o:p></o:p> <o:p> </o:p> <o:p> </o:p>       單巴次仁及其一家的經歷，在美國作家約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中有全面的記述。單巴的故事和書中其他描述，使西藏境內100萬被鎮壓者、10萬逃亡者及其因生存環境驟變而在瘟疫般的流行病中密集死亡（有些難民定居點幾週之內死亡五分之一）的事實，從冰冷而抽象的數字，變成血肉溫熱的具體生命。 <o:p> </o:p>         看到牙醫諾布第一眼的時候，我被他鑽頭一樣的硬度所撞擊，被他的精進和苦樂自為所感染。走出他那診所的瞬間，我突然意識到，今日的牙醫諾布實現了單巴的理想。當年單巴如果找到了資助人去年醫學院讀醫學，如今一定會像諾布一樣，在藏人集中的地方開一所醫院或診所，為那些如他家人那樣的被外來病毒、陌生困境和離鄉憂鬱擊倒的西藏難民服務，並為此感到欣慰和滿足。 <o:p> </o:p>        諾布與單巴屬于兩代人，諾布卻像生于不同年代的單巴的兄弟，他接單巴之力，踩住民族苦難站立起來，堅持不懈地自我拯救。他也許不知道誰是單巴，不過他們這種孿生精神，就如同以高原青稞和雪山圣水釀制的傳統的青稞酒，他人只要愿意品嘗，就能品嘗到那甘甜清苦而綿潤深厚的西藏味道。<o:p></o:p> <o:p> </o:p> <o:p> </o:p> 注：本文是將出版的《出中國·流亡西藏紀行》一書“紀行”部分的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