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20世纪刚刚进入自己的黄昏，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一场自我总结的工作。１９９８年以来，陈奎德先生、许纪霖先生、任不寐先生以及李少君先生等学人从不同的角度概述了９０年代中国精神界的基本进路，这些反思表明了汉语思想史日益意识到了了对政治史依附的局限性，特别表明了精神自由超越政治事件，重新建立主体性黎明的渴望。 </div><div> </div><div>９０年代的确是一个思想纷纭的时代，从中发生或滋长的何种思想将在新世纪中不断以自己的姿态滋长，从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但上述的世纪末思想盘点多是从“精神文化”而不是“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的，这样一来就可能遗漏了对两种政治思潮演进的分析，一种是作为主流政治思潮的“政治机会主义”，一种是作为边缘政治思潮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这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都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关于“政治机会主义”我将另文详述，本文集中讨论９０年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div><div> </div><div>一、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衍生之政治环境 </div><div> </div><div> 中国法西斯主义并不完全是后邓时代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毋宁说它是“新时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或思潮，是对“政治机会主义”的一种适应。 </div><div> </div><div>“一切为了权力”是政治机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在10多年来的中国\\"有限现代化\\"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中，这一“中国理性”一直促使“政治机会主义”向军事主义堕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威权主义经过１００年的革命实验从英雄时代进入了丑角时代，暴力合法性丧失殆尽，于是政治合法性表演和军事投靠成为政治的本质。作为政治表演主要项目的民族主义和在军事投靠中被鼓励起来的军事主义，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但同时，由于这种政治背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并不特别富有意识形态的狂热，而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比如，“内部帝国主义”而不是军事扩张就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 </div><div> </div><div>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政治机会主义催生出来的产物，它一旦获得生命就产生了自己的独立性，可能超越母体的控制。因此，政治机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就表现为是利用与被利用、反利用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比如，政治机会主义并不真正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军事冒险主义政策，由于合法性的先天不足,这种合法性危机使它对任何政治风险都极端敏感，这种政治脆弱症在“一切为了权力”的主目标下，必然对军事动员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感到恐惧。因此，它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权力，但又极力控制民族主义泛滥成灾。加之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对内帝国主义的偏好而无对外帝国主义兴趣的传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法西斯主义还不是主流意识形态。 </div><div> </div><div> 如果撇开蒋介石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建设不谈，现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则最早产生于８０年代末那场政治危机，并在科索沃危机和台海危机中达到了自己的一个高潮。９０年代初以来，为了证明“戒严状态”的合法性，政治机会主义把国内的政治危机解释为“外部敌人”的阴谋。由于我们民族理性素质的局限，敌人意识和生存危机感终于利用这一政治需要找到了安全的发泄对象，同时，贫困但不失精明的文化人找到了“爱国主义廉价思想”的最富裕的买主。 </div><div> </div><div>另一方面，社会不公正问题在９０年代日益突出，以社会公正为诉求的民粹主义思潮成为法西斯主义最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当二者互相利用的时候，传统激进政治主义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必然性。 </div><div> </div><div> 二、北大之死 </div><div> </div><div> 法西斯主义思潮首先袭击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家园——－中国高等学府。９０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民间化，大学则不断成为新左派和年轻法西斯主义信徒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在９０年代彻底失去了灵魂，９０年代成为北大历史上最耻辱的或失踪的十年。 </div><div> </div><div> 1998年是这耻辱的十年中最耻辱的一年，是北大精神彻底死亡的一年。100周年校庆变成了对北大精神死亡的庆典。而6月份当克林顿到北大演讲时，北大的几个渴望被导演也的确被导演了的学生，以他们的肤浅的逻辑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向垂死的北大精神撒尿，向全世界展现了北大的堕落和北大精神的自杀。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全世界目瞪口呆地欣赏中国人整体自我侮辱的时刻，北大再一次站在耻辱者的前列，从北大南门出发，扛起了北大精神死去的尸体在世界面前载歌载舞。 </div><div> </div><div> 人们盼望这些满脑子商业精神的民族主义小英雄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脚下留神，不要践踏了多年前他们伟大的师兄师姐们的血迹；真正的北大精神还残留在这些血迹上，安慰着100年来北大的英雄们和真正的北大精神。 </div><div> </div><div> 在这场“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这样两幅对联： </div><div> </div><div> 扶清灭洋 </div><div> 发扬义和团精神，打倒民主、自由、科学、人权；打砸抢被压迫民族之正义； </div><div> 继承红卫兵传统，回复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烧杀骂新一代青年最光荣。 </div><div> </div><div> 尊王攮夷 </div><div> 操美帝国主义，看他妈的谁敢惹我 </div><div> 与党中央一致，看他妈谁敢惹咱俩 </div><div> </div><div>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包含着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情愫，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的话语逻辑具有一种巨大的魔力。但法西斯主义从内在情绪发展为外在的思潮，进而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则需要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关于这一代大学生何以“后现代化”的同时“法西斯化”，通行的解释是：年轻的“成熟”产生于十年的教育环境，而这十年的教育几乎象一块尿布，是被用来覆盖一片血迹，守护一个谎言。 </div><div> </div><div>三、何新事件 </div><div> </div><div> 不过９０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不能忘恩负义，他们应该永远铭记一个叫何新的“导师”，是他在９０年代初思想界人人羞于抛头露面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首先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情绪上升到“学术”的高度的。 </div><div> </div><div> 其实北大精神在1990年6月24日就被这个叫何新的“学者”污辱过。何新先生是到北大来进行演讲的，据他自己记载，演讲结束时,“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本节引文均见何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在“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开始前何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历史。”——但我想这让历史很为难，如果他坚持要历史记住他，那么他将因一些批判文字一起载入史册——历史也记住了克劳底斯．撒尔美夏斯，那是因为历史在怀念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弥尔顿时不得不记住他。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一个傻瓜可使跟他一道生活的人感到无聊可厌，他本应知足了; 可他还想折磨后代人……他想告诉后代人过去曾有他这么个人，而且让后代永远记得他是个傻瓜。”（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扎》P.109。）我确信何新以及坚持要敲响“中华世纪钟”的人可能会名垂青史，只不过是以傻瓜的形式。 </div><div> </div><div> 谈到何新我简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此我只能说“哦，何新……”然后就不知所云了。我想借用一下他的话——我对他的同情甚至大于轻蔑。然而，评述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不可能不提到他。“何新思想”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现象，一个做人的方法，一个反文化的文化事件。它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的残暴和精神的狂妄增添了生活的下贱和道德的卑劣，因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建立了头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何新现象“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仍然是批判的对象，就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法律的对象一样……这种…精神已被驳倒…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他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4。） </div><div> </div><div> 我并不希望也不相信当他将来想到自己如此卑劣以后，象撒尔美夏斯读了弥尔顿的文章后一样“羞愧而死”。我是热爱生命的，而何新先生是具有足够的坚强和自信的——对于何新不知道什么是羞愧，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他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我也不认为他会恐惧，或者他的生存恐惧早已活埋了他的道德恐惧。“当蒙昧时代，人们就是做了极坏的事也毫无恐惧。在开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还是要战栗的”（《论法的精神．上册》〖法〗孟德斯纠著商务印书馆1961年11 月第一版P.38。而何新先生是有恃无恐的。就象他身后的“路易十五们”“有枪无恐”一样。 </div><div> </div><div> “为自己声辩” </div><div> </div><div> “何新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攻击“自由化”以期被“集权化”利用。如果说何新为权力辩护完全是为了权力的利益，那仍然把他看高了；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被利用的“折现”。他是把每一次谄媚同他在体制内的地位和银行存折的数目联系起来的，就象撒尔美夏斯“为英王辩护”不是为了英王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查理二世的钱袋一样。他的这个目的似乎渐渐被“中央领导”认识到了，同时由于何新的“理论”的无知和无耻让“中央领导”都觉得不好意思再用，再加上政治危机基本过去了，还要改革开放，还要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何新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于是近来何销声匿迹了——抛弃何新可以说是“英明领袖”唯一英明的一件政绩。可以说利用何新是权力体系一场危机以后精神极端贫困而饥不择食的选择；利用权力是灾民何新极端生存恐惧而不择手段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双方对这项合约的有效期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div><div> </div><div> 何新的缔约行动首先表现在给权力不断上“奴才以为”、“窃以为”的奏折方面；其次表现在为“中国”的“声辩”上。如果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引起另一方当事人的注意的话，他就呼喊“狼来了”。坦率地说，他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至少在一定时间是成功的。牛的幸福是找到草料；“文化”的幸福在于被使用。“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力”。</div><div> </div><div>从何新开始，中国这几年连续出版了很多渲染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作品，除了《中国可以说不》以外，还有许多“中国可以说不——许非礼”的文字拉</div><div>圾。我们必需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鼓吹者拥有更多商业上的实用目的而不是种族主义的激情。除了何新可以证? 髡庖惶卣饕酝猓?999年以《环球Ｘ报》为代表的中国众多媒体的法西斯主义喧嚣更多出于增加发行量这个卑鄙的、不负责任的商业目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如果一定让中国法西斯分子在残暴和卑鄙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将选择卑鄙。199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抵制洋货虽然是一个谎言，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仍在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地进行了投机性的商业努力。“打倒痹?—喝自己的可乐！”“抵制美货—-电脑除外！”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它的虚伪和下作。 </div><div> </div><div>还有一本叫《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奇书，它把本来属于何新的“狼来了而我们必须是狼”的最早发明权，扣到了美国人的头上。他们谦虚地反问：在这和平的年代，为什么美国说中国要影响世界和平？这些圣徒忘记了何先生在1990年就鼓吹世界是不和平的，就期待别人非礼他，并声称别人已经非礼了他而且坚决鼓吹要反非礼——他象林彪把叶群的内裤举起来证明叶群是处女一样，把世界地图举起来，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然后就证明，中国被侮辱了。在他看来，根据他的学术水平，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特点，美国已经把中国非礼了而且必将继续非礼。“朝鲜，将来可能是个麻烦地区…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根据他的逻辑或他的地图知识，如果男女同校或男人和女人“紧挨着”生活，男必非礼女，或女必非礼男——中国周围是其他国家，中国就必然被包围，而被包围必然就是 “面临着重大危险”，而何新和他想象的主子们就必须把人民用坦克“保护”起来，而何新因为这个伟大的发现就应该作中国甚至古巴的护国法师…… </div><div> </div><div> 我坚持把何新的巨著读完了才敢写这样的评论，免得被象何频这样专门主持公正的学者指责我“没有读完全部内容就下结论”。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事前提醒过自己阅读何新的作品必需持宽容的态度，但他的胡言乱语和卑鄙无耻仍然超越了我能够宽容的极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会堕落到这步天地。 </div><div> </div><div> 何频先生是我比较尊敬的海外学人之一。但他的“为何说不”使我感到仿佛吃了一只苍蝇。如果主持公正仅仅为了表示我公正，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公正本身，那么，公正可能就是作秀。 </div><div> </div><div> 据说何新先生曾经在中国的北大荒生活过。那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大平原，50年来，由于计划经济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夺和疯狂工业化，今天已经是中国最贫困、失业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了。然而这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说：“从总体上、从生命力上看，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好。”“本质主义”或他的“总体”是什么东西呢？他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已经失败了！他的故乡是不属于他的“总体”的！他的故乡人民的社会主义贫穷和失业反而表明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什么人能对人类的不幸如此无动于衷？——古代怀疑主义者皮罗就曾对猪的“不动心”而不胜羡慕。我们冒昧地代表北大荒人，那些生活悲惨的何新的父老乡亲们向世界道歉；为他们曾经喂养了这只对人类嫉恶如仇、对故乡人的不幸欢心鼓舞、对死难者幸灾乐祸并企图从中渔利的家伙而道歉——但请世界相信他们：他们的确不是故意的。 </div><div><br /></div><div>2009-09-17 </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