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上帝：20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化（下）

毛泽东年轻时的乌托邦信仰可提供一个例证。我们已知毛在湖南的学生岁月里，是以极端的人本主义为其思想标志。他的文字不只表达出他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赞服，同时也认为经历道德与精神的转变之后，人类可以走向至善之境(圣域)。这些发展线索都不是偶然。之后毛参与五四运动，接触到当时的激进思潮，开始以某些独特的西方无政府和社会主义者的具体思想，来表达其乌托邦理想。事实上，1920年毛泽东发表一篇他所谓 “新村”的蓝图，便是受了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一些影响。在这一蓝图中，毛设想一个废除家庭和政府且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住在那里的人们共有财产，一切分享。 毛的乌托邦主义在五四知识阶层中并不特别，而是时代气氛的一部分。在当时最为突出地宣扬乌托邦理念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许多五四青年未必能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大声疾呼，并且明白地说明他们的乌托邦理想的内容。但毫无疑问地，这对一理想的渴望如雨后春笋般散布开来，并且和当时流行的思想，如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与革命等观念相结合。除非我们能明白看清当时极端的人本主义所蕴含“人的神化”特色，否则将无法了解五四时代思想里弥漫的乌托邦意识。 毛泽东在五四时代提出的“自我神化”的观念，除了反映当时的时代思想气氛，也很具有政治的预言性。它为我们提供线索，帮助了解毛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后所推动的激进政治的一个重要动力。为了了解其中端倪，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思想里，尤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的神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五四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所发展出来的。而且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带有强烈的浮士德式信仰，认为人可以做神，以自己的构想来重新塑造自然和社会的世界。 从此一思想背景去看，五四遗产对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化”的观念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只要一读1945年夏天，毛泽东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重要闭幕演说，即可清楚地看出此深远的意义。可能受了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发表的《人生问题发端》的影响，毛在这一篇演说特别提到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故事。在傅氏的文章中，此寓言的重点是表达对群众终必胜天的信心。现在毛的演说内容，则更进一步直言无讳 “集体人的神化”。毛强调，那两位替愚公移山的天神，正是全体人民的象征。 在注意到“人的神化”是“愚公”寓言主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毛泽东的演说中所透露的双重讯息。毛一方面乐观地指出人民集体自我具有神性。这等于暗示对群众力量的无坚不摧深具信心，相信胜利终会到来。另一方面，毛的演说也传达一个戒慎恐惧的讯息。毛特别强调愚公移山所展.现的决心与毅力：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斗争与汗血要流。 1949年之后，毛的“愚公移山”演说继续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占着极为显著的地位。但因为陶醉于胜利，寓言中戒慎恐惧的讯息被遮掩了；反之，神化的概念则得到充分地发挥。一首创作于山西，后来则广布于全国，在1950’年代脍炙人口的歌谣，为关于人的神化的观念，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1950年代晚期，中国内地许多地方流行的上百首歌谣，也都呈现着类似的心态。 这些歌谣中“人的神化”也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响。以王若水(1926-2001 )为例，王于1980年代曾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严词批判中国共产党，他的马克思人道主义即曾含有强烈的极端人本主义。1950年代末他担任《人民日报》的编辑时，曾在《前线》发表一篇文章，呼吁大家注意并盛赞前引的流行歌谣，认为这象征着当时中国人民的传统世界观已经改变。因为传统视人像蚂蚁一样微贱而为神所支配，而山西的歌谣则显示：神与人的关系已完全互换。人对于神、对于天的态度， “不是祈祷而是制服，不是哀求而是命令，不是神统治人，而是人统治神，或者人们就是神”。 在文中结论部分，他宣称：“劳动人民已从蚂蚁变成了玉皇” 王氏在1950年代初期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创世纪》的文章。该文将集体人类的神化形象表现地更为清楚。在这篇文章中，王若水将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及西方圣经的神话加以结合，强力推销他对人类能力的乐观信念(anthropological optimism）。在详述盘古如何自原始混沌的状态创造世界，以及人类如何在社会演化下逐步形成社会阶级之后，王氏点出文中关键之处：人类经历解放而成为神。 为了呈现这个主题，王氏改编了圣经神话里人类因偷取知识之树的果实而改变其命运的教训。在他看来，劳动者因为发现知识之树和吃下禁果后，才得以打倒统治阶级，并且赢得社会的解放，使得劳动者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灾害，反而因此获取超人的力量，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宇宙。 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的蜕变是人类的“发现自我”。他们发现，盘古不是置身于人类之上去创造天地、引导人类的 “上帝”( Providence )。盘古其实自始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自我里面。所以故事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出： 人不再需要虚幻的神， 人自己就是神—人正在成长为神， 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神。 从前，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 现在，人按照神的形象再创造他自己。 人啊，信仰你自己，崇拜你自己吧！ 在描述完所有人在自我身上新发现的神性力量后，王若水继续对“人”进行赞颂： 你是全能的。你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人啊！地球对于你是太小了，它是你的摇篮，但不是你的归宿。 你不必再归于尘土，你可以到月亮上和其他更远的星星上建立新的住所。 你还要继续征服地球，但你也要开始宇宙的远征。 你就要结束你的前期史，向自由飞跃。 那时你将一步步成为宇宙的主宰，天上地下，都是你的乐园。 王若水的故事便在这样充满乌托邦的语气下结束。他这个观点同时出现于另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梦想与现实》的文章中。他在该文的开头，先回顾了一段发生在20年前很有意义的事件。这一件事情是指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于新年特大号中发表征文，题目是 “新年的梦想”，问题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据他说，各种形形色色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均显现在应征的文章之中。 王若水先在这篇文章中把洋洋大观的“梦想”与当时中国灾难深巨、“黑漆一团”的真实情况加以对照，然后他兴奋地说到20年后的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消失，而这正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功劳。王氏宣称：“梦与现实之间，现在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这一切都使我们满怀信心：梦想能够转化为现实。在文章的结语中，他对未来充满着乐观的态度。 如同激进的人本主义一样，王若水的乌托邦主义在当时并不独特，而是反映1950年代弥漫于中国的极端人本主义与乐观精神。在郭沫若、胡风、刘白羽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也看到这种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极度的乐观精神。当然，当时许多乐观的看法，是因为经过长期革命的奋战获得最后胜利后，精神受到极大振奋的自然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精神的振奋之中，也含有中国知识分子持之已久的“人极”意识。 从此一背景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降临，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上述思想氛围所发展出来的自然结果。确实也只有从前面提到极度夸大的“人的形象”，我们才能解释这两出历史闹剧的疯狂行为，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大跃进期间，人们能够宣称粮食与钢铁的生产只需发挥无畏的胆力与干劲即可？又怎能理解在大跃进高峰期间，河南范县地区的于部，突然宣布该地已准备就绪，将在两年之内完全转变成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2}？当然这类事件不无上级所刻意导引与激发的集体狂热。但是举国的狂热中毕竟也反映许多真实的信念与激情。此种信念与激情也惟有经过人的神化思想的长期酝酿与发酵才有可能产生。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当时的思想气氛与人民心情已和大跃进时代很有不同。令人为之狂奋的乐观想法消失了，人们不再天真地相信，国家即将从客观必然之境跃入自由之境。在毛及其追随者眼中，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证实准备尚未充分，而且也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已倒退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因此，文化大革命背后潜藏一种拼命走险的心态：中国需要再一次的革命，以防历史倒退，同时也可以保持中国继续向共产主义社会推进的动力。 然而，尽管时代气氛变了，毛泽东的基本信念依然存在。大多数干部与民众依然相信人有神性与人定胜天。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尚有一段路要走，人们仍然需要努力向这终极社会推进。简言之，神格化的“人的形象”不只是大跃进背后的动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背后动.力。 毛的人之神化理念帮助我们看清，从195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中期，一个支配中国政治激化的主要思想来源。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激化，使它与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别。这些国家在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它们主要的发展趋势，是所谓的“去激化”( deradicalization )。除了激化传统，毛泽东的观念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他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众所周知，毛统治中国期间，他在老百姓眼中具有神般的地位。作为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的神格化，无疑系受益于某些残留的传统政治文化。其中之一是源自传统的宇宙王权论，具体表现在天子制度之中，并赋予政治领导人半神性的地位。另一个根源则是传统通俗文化里的优西摩主义(Euhemerism )，也就是传统中把有特殊地位或能力的人加以神化的趋势。这些从中国传统存留下来的信仰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毛泽东的超人形象 (superhuman image)的形成。可是作为政治领导人，毛的神化(deification )，主要还是因为他被视为全中国人民的化身。因为作为集体人类的中国人民是神圣的，集体人类的化身也就很自然地具有神性。正如毛有时称群众为上帝，中国群众也崇拜他如上帝。极为反讽的是，毛最初在五四时期提出 自我神化的观点，目的是在表达他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信念。其结果反而是助长他自己变成政治领袖以后所获得的光耀与神辉。在本文中，我以“自我神化”为线索，来揭露20世纪中国激进思想里极端人本主义的倾向。文中指出，这项思想的倾向后来在中国带来两种悲剧性的结果。也就是毛式的政治激化和把毛泽东视为一位神格化的政治领导人。 如前所述，人的神化理念不但深植于中国传统，而且也深植于近代西方思想中。五四知识阶层同时承接这些固有及外来的观念并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观念一并陶铸成当代中国激进的人极意识(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因此有关人的神化的观念，基本上来自五四启蒙运动，是五四文化遗产里的一个负面影响。 不过自19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往往忽略此一五四遗产中的负面影响。大多数的人将这个错误归咎于儒家传统的所谓“封建遗毒”。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应舍弃的家传珍宝。1980年代后期，震撼中国文化界而且广受知识界欢迎的一部电视连续剧— 《河疡》，就是明证。在尝试学习历.史教训之时，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尚未以他们批判儒家传统的方式，来检视五四的遗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