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pan style="color: #0000ff; ">邵玉铭，</span><span style="color: #0000ff; ">1938年11月3日生，籍贯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学士，美国佛莱契尔(Fl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等职务。</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 现任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span></div><div><br /></div><div> 1979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邵玉铭正在印第安纳州教书，这位圣母大学终身职副教授，在美已经14年，他想着回台湾效力。</div><div><br /></div><div> 蒋介石四年前去世，继任的蒋经国在领导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之后，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转坏。1982年，邵玉铭回台时，饱受诟病的台湾政治体制正在犹疑着酝酿适应时代的变革。接下来发生的“江南遇刺案”、“十信金融舞弊案”等事件，使老朽的国民党政府雪上加霜。蒋经国在去世前，开始在台湾闪电般发动一系列变革。</div><div><br /></div><div> “蒋经国先生经常说时代在变，他要应付岛内外局势的变化，采取一些审慎的因应。”邵玉铭对南都记者说，蒋经国晚年做的几件大事，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等都是在临终前的1年半之内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些决定环环相扣，不是临时起意。</div><div><br /></div><div> 而邵玉铭本人，则在解除戒严前的过渡阶段，成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在其后出任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过程中，他又亲身见证了国民党第一党报的衰落。</div><div><br /></div><div> 邵玉铭现为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南都记者日前在其官邸对其进行了专访。</div><div><br /></div><div> <strong>我以前也深受戒严之害</strong></div><div><br /></div><div> 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div><div><br /></div><div> “新闻局长”是我从政的第一个公职。在这之前，我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那里是台湾最大的智库，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大陆问题，蒋经国先生亲自指挥。我1987年4月29日到“新闻局”服务，去之前，我的前任张京育已经召开一些座谈会，但是还没处理。我来之后，等于完成了这个工作。</div><div><br /></div><div> 我1965年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待了17年，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和当地报纸都看。我在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主任前，那里出版有《匪情月报》，我常和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学者一起开会，《匪情月报》翻译作《Bandits M onthly》，他们看了后吓一跳，以为是关于江洋大盗的……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我当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匪情月报》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div><div><br /></div><div> 有人对我说：主任啊，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别影响你官位……说一大堆。我心里想，无所谓，我可以不干，了不起我回去教书，我本来就是教书的。这杂志要送国民党中常会的，但也没人因此找我罗嗦，没事。我运气还不错。</div><div><br /></div><div> 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我来这第一天就允许影印。我也深受戒严之害，我自己的文章有一次去那里都影印不得。</div><div><br /></div><div> 还有一个笑话。我在美国教书，有很多藏书，1982年底回台湾服务，就租了阳明海运的货柜，运了一货柜的书，一百多箱好几万册。到了基隆海关，我去领书，“警备总部”的年轻人问：你这是什么书啊？打开40尺的货柜，一看都是书，就说：这么多书我怎么检查？这样好了，我随便拿10箱下来，就检查这10箱好了。</div><div><br /></div><div> 10箱书里面，他对12本很有意见，只要一看到毛泽东、列宁就没收。他说，我没时间看，我英文也不好，就把我这12本给没收了。</div><div><br /></div><div> 我一想，如果和他吵，他把我别的书也没收怎么办？就算了。这些书都送到“安全局”，后来攒多了就都送到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图书馆保管。馆长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就说：主任，这12本书好像是你的。我一看正是：好，放我书架上，我帮你保管。又把它们没收回来了。</div><div><br /></div><div> 我很讨厌这种事情，等当了“新闻局长”，我的基本政策是这些都不管。我主张两岸文化交流，有台湾学者去大陆参加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回来买了一些“匪书”，在机场就被“新闻局”的公务员给查了。按照以前“警备总部”的做法，就是没收。我说不行，不能没收，把它们放到政治大学图书馆，学者可以到那里去看。可是人家自己的书，要到图书馆去看，这不方便，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让他们带回去了。写个便条：我是做学术研究，对外不予流通。但他是否散播我也管不到了。</div><div><br /></div><div> 有些书商胆子大，通过去大陆的学者买了几百本书，说是学术研究，其实不是，书商就在台湾复印开始卖。我说干脆开放。</div><div><br /></div><div> <strong>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strong></div><div><br /></div><div> 关于报纸我做了三个决定，不限制纸张，不限制价钱，不限制印刷厂</div><div><br /></div><div> 我去“新闻局”之前，因为还在戒严，台湾只有29家报纸，但实际上大报就那么几家：“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立晚报、自由时报、民族晚报，还有“国防部”的青年战士报……上得了台面的也就七八家而已。报纸必须三大张、十二版，为什么呢？公开的理由是纸张很贵，要节省纸张，一个报纸一个许可证、只能一个印刷厂印刷，就是让你出报不方便。厂子设太多，发行量就会大。印刷厂都设在台北，得午夜飞车由台北将印好的报纸经高速公路运到高雄，到那就快天亮了。</div><div><br /></div><div> 台湾“党外运动”要宣传，因为不能办报，就办了很多杂志。你禁了我这本，我就再出另一本，而且常常这个杂志越禁越红，你不禁它，别人没觉得它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台湾真正执行禁书这些政策的机构叫“警备总部”，是军人在管党外杂志。我刚到新闻局时，我也吓一跳。“警备总部”在机场有办公室，查“匪区”(大陆)来的书和杂志，港口、邮局也都是“警备总部”在管。</div><div><br /></div><div> 举个例子，台湾戒严时期，很多歌曲不能随便唱的，譬如“一家八口一张床”——— 哎呀，大陆知道台湾八口人睡一张床，那太穷了，大陆不说台湾吃香蕉皮么？这种歌就不能唱。包括剪片子，这些事“新闻局”以前都干。杂志“新闻局”也抓，不过是由各县市的新闻处去抓。</div><div><br /></div><div> 我到任第一件事，坦白讲，就是要弄清楚政府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不是表面开放，但还要很多条条框框？这个如果不告诉我，我拿捏不清楚。我就向我的长官———俞国华“院长”请示，他很开明，说“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我问那经国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方面有什么意见没有，他说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意见。我也没去问，因为万一问出很多指示来，反而不好。</div><div><br /></div><div> 1987年7月16日，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我的态度是：戒严了38年，既然解除戒严了，就不要禁这些杂志了。既然“院长”没有什么指示，那好，我就自己办理了。</div><div><br /></div><div> 台湾解除戒严后，“警备总部”以前做的那些事马上由“新闻局”接管。“新闻局”没那么多人，也没这方面经验，公务员有任用资格，我们就从“警备总部”借调了一部分人，但是我对他们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做法不能和以前一样了，因为解除戒严了。</div><div><br /></div><div> 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不限张，但印多少张各报社都要看成本。第二，价钱不限，原来报纸有固定价格。第三，印刷厂不限制，全部开放。没有任何的限制条款，没有“但书”。我一旦什么都开放，尤其是印刷厂开放，大报都在台中高雄设厂，就不必“午夜飞车”，以前大概晚上11点截稿，现在凌晨1点截稿都可以，新闻和印的张数也多了，南部地方小的报纸害怕被吃掉，就来找我，说不能让他们在台中和高雄设厂，因为地方媒体拼不过他们。我想来想去，但是还是不能限制他们</div><div><br /></div><div> <strong>自立晚报赴大陆采访风波</strong></div><div><br /></div><div> 我允许台湾记者到大陆去，那大陆记者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来呢？</div><div><br /></div><div> 我上任不久，就发生台湾《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风波。因为当时没有允许到大陆采访的政策，也没有允许到大陆拍电影的政策。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在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的时候，《自立晚报》就派李永得和徐璐去大陆采访了。</div><div><br /></div><div> 在台湾戒严的时候，老百姓不能随便出境的，学者要出境，需要把“护照”经由“教育部”转给“外交部”，“教育部”等于是提供担保。记者要出境采访，需要到“新闻局”填表，“新闻局”再把相关文件转给“外交部”。李永得和徐璐到“新闻局”填表，写着到日本东京采访，我们规规矩矩送到“外交部”，“外交部”就准了，但他们从日本又跑到大陆去了。</div><div><br /></div><div>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记者可以去大陆采访，那商人可以去做生意不？电影公司可不可以去拍片？学生可不可以去大陆念书？老师可不可以去教书？当时都不允许。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才同意老兵到大陆探亲。李永得和徐璐在这一年的9月就到大陆去采访了。当时《联合报》还写社论批评李永得和徐璐没有尊重台湾的政策。台湾并没有开放去大陆采访！</div><div><br /></div><div> 我们“新闻局”为什么和李永得他们打起官司来了呢？因为根据台湾法律，你写着去日本东京，怎么跑到大陆去了呢？误导了政府官署，骗了我们，作了与政策违背的事。因为如果填报北京“新闻局”不可能准。</div><div><br /></div><div> 我这个小小的“新闻局长”，上面有国民党主席、“总统”和“行政院长”。这事闹得很大，“总统府”和“行政院”开会时也研讨此事，结论是四个字“依法办理”。我想知道到底违不违法，就到“法务部”去找施启扬“部长”，因为我是官方发言人，动见观瞻，而且这事闹得很大，各国媒体都报道了，如果后续处理不当，摔一大跤不是丢人吗？他找了“法务部”的重要人士研究了半天后告诉我，这个case(官司)一定会赢“板上钉钉”。</div><div><br /></div><div> 我就向俞国华“院长”报告了。李永得填报不实，我根据台湾“刑事诉讼法”，还必须送到地检署，要不要处理，则是地方法院的事情。结果地检署起诉了他，后来法院又判决无罪。</div><div><br /></div><div> 为什么无罪？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可以讨论。判决的理由说，他填报去东京，确实去了，没有假，至于到东京以后的事是另外一回事情。法院说没事就没事，我也没有意见。可是检察官要上诉。</div><div><br /></div><div> 李永得跑到大陆去，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其他记者是不是可以去？我就向上面———“总统府”和“行政院”的长官反映：这个要给它开放，不然要再来第二个李永得，不是丢人么？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了个报告，认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好的。</div><div><br /></div><div> 第一次我的建议不行，第二次不行，第三次我的建议就行了。其中一方面是因为郭婉容去北京开亚银年会，台湾记者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了。我对俞“院长”讲，如果你让我现在宣布我们没有开放记者到大陆采访的政策，可现在已经有上百个记者到北京了，我“新闻局”是属于“行政院”的，“新闻局”丢人对“行政院”也不好，所以我的意思是开放——— 正式宣布开放！俞国华“院长”请示了一下，这次可以了。</div><div><br /></div><div> 我允许台湾记者到大陆去，那大陆记者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来呢？当然可以来，不然说不过去。范丽青(现国台办发言人)就是第一批来台湾采访的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大陆记者可以来多少，不是“新闻局”就可以决定，因为牵涉到安全问题。“行政院”开会商议这个事情，我们还有一个“安全局”，就想让我穿小鞋，说没有那么多人力来跟踪–他们要跟踪大陆来的记者。这种事情，安全单位永远是说话分量比较重，“安全”问题是个大帽子，安全部门一讲话，大家就不讲了。</div><div><br /></div><div> 李永得案上诉后也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案子还在法院审的时候，亚洲银行在北京开会，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带队去了北京，希望记者去报到，记者已经开放到大陆了，那个时候法院也没办法判李永得有罪了。</div><div><br /></div><div> <strong>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strong></div><div><br /></div><div> 《悲情城市》当时22票对0票通过，一刀没剪，片商没有炒作的由头反而有点失望</div><div><br /></div><div> 接下来又出了一个凌峰，等于是广播电视领域里又出了个李永得。他去大陆拍了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带回到台湾要播。他是很会造势的一个人，就希望跟官方引起冲突，等于替他拍的片子做广告。我如果不处理他的话，所有的片商都跑到大陆拍片去了，这不是我“新闻局”可以决定的。其他没去的片商也有意见：“‘局长’，我可不可以去？”“我们现在没这个政策啊”，“那你得处理他，不然为什么他能去我们就不能去”？</div><div><br /></div><div> 很多压力，我必须根据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来处理。大概是在机场给他作了扣留，后来又还给了他。</div><div><br /></div><div> 李敖曾说，《末代皇帝》和《基督的诱惑》是我请示李登辉才做的决定？这是子虚乌有，这哪里需要向李登辉请示，他又不管电影。我做“新闻局长”后，尽量不去禁书、杂志、电影广播，除非真的有问题，要碰的时候也不是我邵某人做决定，我要找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做决定。</div><div><br /></div><div> 讲述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悲情城市》当时就22票对0票通过，一刀没剪。不过这也有点后遗症，因为片商希望我剪，这样他好找学者开记者会支援他，弄得你灰头土脸。二二八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没剪，还因为获得金狮奖而给他100万(台币)奖励。听说他们因为很难做宣传有点失望，有一次我和邱复生(片商)聊天，我说听说你有点失望，他就笑笑。</div><div><br /></div><div> 我不是学法律的，“新闻局”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是学法律的。我到了“新闻局”之后，特地成立了一个法规会，让当时“新闻局”的一位副“局长”廖正豪———他是台大法律系的博士———兼任法规处的主席，每个礼拜三中午开会。“法律的事就拜托你老兄”，我跟他讲得很清楚，对于任何可能侵犯到人民权利义务的事，你法规处通过，我这个“局长”才批。我很坚持依法行政。</div><div><br /></div><div> 处在解除戒严、开放老兵探亲这一个浪潮之下，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只要没被别人否决，我尽量都开放。</div><div><br /></div><div> 我离开“新闻局长”的位子已经20多年了，回头看起来，经国先生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年这些媒体骂国民党骂得很凶，把它骂垮了，现在也把民进党骂垮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公平的。</div><div><br /></div><div> <strong>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strong></div><div><br /></div><div> “中央日报”的广告没有随着发行量跟着进来，所以发行越多我越赔</div><div><br /></div><div> 1991年我离开“新闻局”，1998年起，当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我这个副秘书长不管党务，管政党交往———和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之间有来往。过了两年，国民党“大选”选败了，作为在野党也就没有兴趣再搞政党交往了，我就被调到“中央日报”去了。</div><div><br /></div><div> 我常开玩笑说，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因为在解除戒严之前，“中央日报”是不得了的，当然是报业老大，它是国民党的机关报，重要性很高。当然，在解除戒严之前，《联合报》等已经跟它差不多，一开放之后，《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些报纸有钱，就印了很多张，超过了“中央日报”。</div><div><br /></div><div> 我做了很多很多改革，“小而美，内容好”，我开始改版面。有进步。其中有一版全部是英文的，每天一个版，办了一年半，我把全台湾英文系的教授动员起来(撰稿)，栏目包括“著名英文演说”，“散文”、“科学英语”、“新闻英语”、“看电影学英文”等，每月的精华再出一份杂志，是台湾英文杂志销售第一名，大陆吉林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次这个杂志。</div><div><br /></div><div> 2001年6月4日，“中央日报”第一波转型改版，还新辟了两岸经贸版和文教报叠。我是台湾第一个开两岸经贸版的，还得过一个奖。我把“中央日报”变成了一个文教报，给文化圈的人看。因为是文教报，我提出“媒体环保”口号，拒绝色情、暴力和八卦，保持品味，不能变成《苹果日报》——— 那时《苹果日报》还没来台湾，但《大成报》、《民生报》也都办得花花绿绿的。</div><div><br /></div><div> 我去“中央日报”时，它的销量是每天7.5万份，我去后一年，变成12.5万份，增加5万份，就在便利店里硬碰硬地卖，也有订阅但不多。这表明版面经营有成效。这是好事么？一点都不好。</div><div><br /></div><div> 《联合报》那时有好几千记者，刚解除戒严的时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大赚钱啊，最高时有四五千人。我这只有300多人，我怎么和这些大报拼呢？他们一印几十张，而我这只有七八张。《联合报》、《中国时报》它们可以卖到50万到100万份，“中央日报”是有进步，但12.5万份的报纸谁来登广告？</div><div><br /></div><div> 报纸是靠广告的，有广告就赚钱，没广告就亏钱。发行量和广告是一体之两面，报纸好看发行量就高，就有广告。但“中央日报”的广告没有随着发行量跟着进来。虽然文化圈很喜欢，但文化圈的人一般不登广告的，只有招生广告，赚不了多少钱。汽车、房子这些大宗广告都登那些发行几十万份的报纸上去了。</div><div><br /></div><div> 一份报纸的成本是26块钱(台币)，我们卖10块，3块钱给便利店，我们只拿到7块，所以发行越多我越赔。成笑话了。但我也没办法。我是拼了老命的，我工作从没像在“中央日报”那两年那么辛苦过。我已经尽我所有力量了，但大家叫好，不叫座。</div><div><br /></div><div> <strong>“中央日报”关门</strong></div><div><br /></div><div> 办电子报“中央日报”从1988年到关门办电子报，差不多赔了七八十亿(台币)</div><div><br /></div><div> 实际上我觉得国民党能不能赢，要看你的候选人形象好坏。我刚去“中央日报”当董事长兼发行人时，虽然也想把它振兴，但内心基本的看法是这样的。</div><div><br /></div><div> “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份正式的全国性报纸，历史悠久，谁也不敢给废掉。虽然已经经营很困难，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面子，国民党中央办的报纸，就一直给它钱来维持。</div><div><br /></div><div> “中央日报”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我去的时候只剩下326人了。我去了之后，还继续裁人，一直裁。等我2003年走的时候，只剩下100人了，报纸也减到三四张，因为国民党中央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它，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所以裁员减版。</div><div><br /></div><div> 我刚去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每年给“中央日报”2000万，后来降到几百万，我也知道山穷水尽了，在我离开“中央日报”前一年，就传出财务吃紧的消息，中国文化大学的董事长跑到我办公室，把聘书给我。我去找连(战)主席，他叫我别走。到了第二年，连主席也没办法了。我也转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去了。</div><div><br /></div><div> 有一段，“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新生报》三报合一，共用采编资源，分别出。后来，“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合并了。后来《新生报》变成船期报了，现在“中央日报”还剩下电子版，张荣恭(国民党副秘书长)来做。</div><div><br /></div><div> 以前“中央日报”为什么可以赢？以前得排队登广告，譬如结婚广告，在“中央日报”登是第一选择。因为报纸只有三大张，很多广告登不上。大家都是三大张，所以每家报纸都赚钱，没有赔的。台湾刚解除戒严时，“中央日报”还是有些广告的，但别人已经十二大张了，广告就跑那些报纸去了。等到国民党2000年一垮，更没有广告了。</div><div><br /></div><div> “中央日报”从1988年到关门办电子报，差不多赔了七八十亿(台币)，国民党赔不起，就关门了。我和“中央日报”的同事开玩笑讲，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一开放就没办法了。</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