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rong> 从《自由中国》到“中坜事件” </strong></div><div> </div><div>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 </div><div><br /></div><div>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经济的改善，文化精神需求提高，各阶层的参政意识也开始发展。1975年8月，《台湾政论》创刊，“立法委员”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他们表示要继承《自由中国》的传统，“搭起民间言论的发言台”，但同年12月被当局叫停。 </div><div><br /></div><div>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中坜事件”最有名。 </div><div><br /></div><div>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div><div><br /></div><div> 1947年“2•28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div><div> </div><div> <strong>《美丽岛》的诞生 </strong></div><div> </div><div> “中坜事件”后，反对派更为活跃。1978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 </div><div>当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他们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国是声明》，进行抗议。 </div><div><br /></div><div>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免去许信良桃园县长职务。 </div><div><br /></div><div>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div><div><br /></div><div>《美丽岛》杂志发刊后，遭遇了多次暴力攻击事件。9月8日《美丽岛》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杂志社郁慕明为首的“反共义士”在宾馆外抗议、示威，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并向宾馆内投掷石块、电池。10月17日，当局查处《美丽岛》杂志。10月25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行成立茶话会，会场被警察以拒马和铁丝网封堵。10月31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举办“劳工座谈会”，11月4日举办“陈菊旅美座谈会”，11月7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举办“农村毛猪问题座谈会”，11月20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办“美丽岛之夜——吴哲朗惜别晚会”，均遇到暴力冲突。11月29日，台北黄信介“立委服务处”，遭6名暴徒持斧砍砸玻璃，捣毁办公设施，10分钟后，《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也被8名手持斧头和武士刀的暴徒闯入捣毁。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受6名暴徒袭击。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不能不令人怀疑有当局支持。 </div><div><br /></div><div>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但9日下午4时，《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已被警察包围。义工邱胜雄、姚建国驾宣传车在豉山路被扣，两人被押进豉山警察分局，遭受殴打。《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和支持者前往豉山分局声援，再次发生警民小规模冲突。至12月10日凌晨2时，邱、姚才获得释放，史称“豉山事件”。 </div><div><br /></div><div>为了应对12月10日的集会，12月9日晚，台湾当局通过电视宣布高雄市于10日进入冬防“元春军演”，中午，以演习为名，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队、市警察局、南区警备总部分别进入市区，宪警部队配备防毒面具，催泪枪弹，军车忙着运送铁丝网、拒马，严阵以待，并宣布下午三点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集会，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业活动即早到银行提款，造成恐怖气氛。 </div><div><br /></div><div>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div><div><br /></div><div> 这次集会警民大冲突三次，双方都有受伤，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据台湾警备司令汪敬煦回忆，“宪警人员遵奉上级指示，以高度的自制、坚忍执行职务，始终忍耐，以致负伤累累”。《美丽岛》支持者说，当晚参与集会的民众最多时达到10万。汪敬煦说只有六七百人。国际媒体驻台记者报道为六七千人。据汪敬煦回忆，当时蒋经国对他汇报的数字表示疑问，并说，“你们就是喜欢把大事说小。” </div><div> </div><div> <strong>结局与回响 </strong></div><div> </div><div>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div><div><br /></div><div>1980年2月，台湾当局“军事法庭”对美丽岛案主犯进行审判，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密谋推翻政府，4月18日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在蒋经国的直接干预下，施明德免除死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还有三十余人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在一般法庭审判，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 </div><div><br /></div><div>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div><div><br /></div><div>台湾当局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一方面表示公正要“公开审判”，另一方面，在新闻局长宋楚瑜指挥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称《美丽岛》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地进行“叛乱”活动。《美丽岛》杂志的领导者都为匪首及阴谋分子，鼓吹暴力，而群众都为非理性暴民。整个事件中，警察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美国《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说，台湾官方媒体撒谎，“美丽岛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宋楚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他们在台湾的采访权。 </div><div><br /></div><div>马英九当时在美留学，任《波士顿通讯》主编。该刊发表文章，称“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是“叛乱集团”，是“丑剧”、“逆流”，建议当局管制言论，主张台湾不应有美式言论自由。 </div><div><br /></div><div>审判期间的2月28日，被告林义雄家遭受灭门血案，至今未破。 </div><div><br /></div><div>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美丽岛事件“规模冲突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在这个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台湾反对派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div><div><br /></div><div>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 </div><div><br /></div><div>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1986年前后，本案主要被告在刑期一半时被假释或保外就医。 </div><div><br /></div><div>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5月7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强调，在维护和谐、国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指示开展与党外势力“沟通”工作。5月10日，国民党首次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与民间反对派党外社团“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秘书长谢长廷举行沟通会议，并取得了“三项谅解”。 </div><div><br /></div><div>1986年9月28日，以《美丽岛》参与者为骨干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但蒋经国并未深究，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历时38年的“戒严法”。从此，台湾迈进了宪政时代。 </div><div><br /></div><div>2008年4月7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不远处立碑，其铭文是： </div><div><br /></div><div>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div><div><br /></div><div>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div><div><br /></div><div>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div><div><br /></div><div>2010年2月4日再修订稿 </div><div> </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