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学界大腕，欺人太甚</strong></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张鸣 </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汪晖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戏的高潮，是80位国际知名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担保汪晖绝无抄袭剽窃。用词相当绝然：“None has found any indication of plagiarism no matter how loosely this word is defined.”（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这样绝然的话，出自汪晖著作的译者，据说，这些译者检查了汪晖三十年著述的引注情况，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而其他人看来是相信了这些译者 ，因此共同承担担保的责任。</div><div><br /></div><div>这些人中有好些都是中国学人熟悉的学界大腕，有着如雷贯耳的声名。但这样的声名，却在为一个受到抄袭指控的中国学者担保。担保得了吗？正如有人指控某人偷窃，把证据摆在那里了。然后出来一些德高望重的大佬，出来说我们担保某人没有偷窃。说我们检查了他三十年所有的行为，可以证实他绝无偷窃的可能。这能证实得了吗？你们的证据何在？你们如何面对指控者提出的证据？那些被指控者提出的白纸黑字的雷同段落，你们怎样认证其不是抄袭？怎样解释它们的雷同？学界的抄袭与否，实际上是个法律问题。如果指控者指控不实，应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信上还说，对汪晖的抄袭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严谨分析文章”被辩驳，因此是不足信的。至少，在我看过的相当情绪激动的舒炜的文章里，对汪晖的指控，并没有被完全辩驳掉。那几段完全雷同的文字，舒炜也没有给个解释。除非，这些国际学术大腕认为，抄袭几段话就不算抄袭。如果西方学界对于抄袭的定义如此宽松的话，那我们这些土鳖的中国学者真的要接受再教育了。</div><div><br /></div><div>当然，我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1990年代，汪晖和邓正来等学者发起学术规法运动，作为响应者，我知道那规范，是国际学界共同遵守的规范，而且源头就来自西方。我从来没听说，打听了许多海归学者，他们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西方，有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会有一大群学者挺身而出，在不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这个学者担保。 这80位大腕来自具有良好学术环境的西方，在自己的学术环境里，不做这样的事情，却跑到学术环境败坏的中国，明目张胆地做。就好像西方人在自己国家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到了中国却可以肆无忌惮地不讲规则。这是在欺负我们中国没有规则，还是欺负我们中国的学人没有常识呢？</div><div><br /></div><div> 尽管汪晖事件闹得热闹非凡，有人说是右派的阴谋，有人说是媒体攻击学界，但最早发表王彬彬指控的，其实是学术刊物《文艺研究》。而且指控王彬彬和项义华等人，也不能算是什么右派。真正被视为自由主义大腕的一些人，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算真的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这是右派的阴谋，媒体的阴谋，但事实的澄清，还得靠严肃的学术调查。因此，就像中国国内学者建议的那样，成立一个独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在公众的监督下，调查汪晖事件，是绝对必须的。否则，无论是国内一些人拼命地辩护，一些人拼命地扒粪，谁指控汪晖就扒谁的粪，甚至国际大腕的加持和力挺，其实都无济于事。写文章辩驳，能辩清楚吗？即使所扒的人都抄袭，就可以证明汪晖没抄袭吗？80个大腕作保，汪晖的嫌疑就因此洗白了吗？别说80个，800个都没有用。世界上有哪个嫌犯的罪责是因为有人作保而洗清的？没有。除非审判他的地方，存在司法的腐败。我承认，汪晖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除了在被免除《读书》执行主编问题上，受过一点行政官员的小委屈之外，对比那些动辄被降格聘任，甚至解除公职的自由派人士而言，现行的教育行政体系，对他还是相当偏爱的。也就是说，一旦清华开展调查，我不担心行政权力会对他不利。道理很简单，就在受到指控当口，清华大学还顶风申报他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领受者，这换了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没有这个待遇。</div><div><br /></div><div>当然，国际大腕的加持，作用是有的。当今的学界，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很多学术争论，正确与否是要看大腕的表态，只要有一方举例证实，某某大腕如此这般地讲过，就差不多可以班师回朝。大概，这些大腕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于大刺刺地表态。但是，道理就是道理，规则就是规则，凡是学术问题，世界到处一个样。不能说汪晖讲学术规范是规范，国际大腕讲规范是规范，中国的山野匹夫讲了，就不算。如果某些人真的希望还汪晖清白，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独立调查，认真核实指控，核实证据。如果顾左右而言他，拉大旗做虎皮，那么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某些人心里有鬼。</div><div><br /></div><div>诸位，是不是这个理呢？</div><div><br /></div><div> ******************************************************************************************************</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朱学勤不需要“同情”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鄢烈山</strong></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 /></div><div><br /></div><div>王彬彬指证汪晖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引起舆论热议，我并未特别关注这一事件。一来中国的重大新闻事件层出无穷；二来我没有兴趣和耐心读汪晖艰深的论说；三来我也没有王彬彬、方舟子那般考证功底，所以只是观察事件的进展，看汪晖作为当事人怎么回应，看与此事件有关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有什么作为。 令人失望的是汪晖与有关学术机构装聋作哑，而在汪著译者的运作下，80名国际知名学者联名为汪的清白担保，说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正如张鸣教授所言，这些“学界大腕，欺人太甚！” </div><div><br /></div><div>张鸣愤慨于那些国际大腕视中国学界如无人之境而大包大揽信口开河，我写此文，则是愤慨于《学术不端事件里的“岁月神偷”》一文，作者故意将汪晖与朱学勤相提并论，不辨清浊，模糊盗跖颜渊，却倨傲地作“宽容”状，宣称“新生代学者更应该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朱学勤这代学者”，因为“其实他们已完成他们的使命”——即这代人已过气了，出局了，无足挂齿了！ </div><div><br /></div><div>鲁迅先生曾反省自己轻信了一种所谓的“进化论”，而以为年轻人必胜过上一辈，事实教训了他未必如此。我现在也强烈地体认到不能以出生年代和年纪来论人。原以为年轻人外语好、电脑技术熟练，视野比我辈开阔，思想观念定会比我辈先进，如今看来也是未必。 《南方周末》最近有篇报道说，豆瓣网上有个名“父母皆祸害”的群组，其成员痛心父母的顽固保守。我相信“50后”甚至“60后”里有这样的父母，在13亿人口的中国别说有7千，就是有7万、70万这样的家长都不离奇，但我更相信这两代人中，经历过三年饥饿和“文革”等一系列经历，大多数人是不会留恋那个时代的。事实是，105岁的老人周有光在今天中国依然算得上头脑最清醒的人之一(其言论见近期财经网和《南方窗》的专访)，而“80后”的韩寒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都得承认他具有现代公民意识或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担当精神。“人以群分”，但不可以年纪一概而论，每一代都各有优势和劣势，每一代里的人形形色色，代际优越感是很靠不住的，代际歧视很狂妄。 </div><div><br /></div><div>如作者所言，朱学勤曾认为自己是“1968年代人”，而这代人往往只是“问题中人”，却不是“学术中人”。这里所谓“1968年代”是指1968年席卷全球的反叛风潮；而处于“文革”高潮和个人崇拜迷狂中的中国，朱学勤等青年人对激进的反叛，与法国青年的反叛之激进有很大的不同。朱学勤意识到他们没有安静的书斋，不能受到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有局限，这是有自知之明；但是“问题中人”，带着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答案的意识求学，比起“为学术而学术”，未必不是一种优长。特别是对于搞人文社科的人来说，人生阅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不然就不能解释孔子、耶稣、佛陀和慧能等思想宗师的出现了。“50后”的朱学勤“已完成他们的使命”了，可以这样断言吗？若以年纪论，塞万提斯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时是68岁。小说家不算也罢，亚当·斯密正式出版《国富论》时是53岁，相当于今日中国之“50后”吧？ </div><div><br /></div><div>回到这篇评论本身吧。读前面部分，我看作者把汪晖、朱学勤相提并论，混说“举报”、“学术不端”什么的，还赞扬那个化名在网上“举报”朱学勤的人，“和(实名著文的)王彬彬相比，Isaiah在语言上更克制。……我认为或者说我更希望，Isaiah的态度代表了新生代学者的宽容心态”云云，我还以为他没有读到7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专访朱学勤：主动申请调查 为学术界积累案例》呢；读到结尾部分才知作者知道朱学勤“已主动向复旦大学申请调查”。朱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明确地表示自己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主动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是觉得“应该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期望这样的做法有利于维护在大众心目中已摇摇欲坠的学术尊严”。作者不承认朱学勤这种维护学术尊严的“公益心”，只说“朱学勤为了自己的荣誉，已……”作者连起码的客观公正和善意都没有，配谈什么“宽容心态”？连一向不认同自由主义观点的王小东都表示“不管怎么说，朱学勤这次的表态比汪晖的回避强太多了，至少容易取得舆论的同情”呢。 </div><div><br /></div><div>回看所谓朱学勤“抄袭”事件以来朱学勤的一系列反应，我可以断言，他不需要什么人“同情”，所谓“宽恕”于他是侮辱，他只要求启动独立公正的学术仲裁。至于“朱学勤这代学者”会不会有人希望“同情”我不敢说，但我希望以“代”混论不搞为上，具体对象具体分析才是正道。 </div><div><br /></div><div><br /></div><div>原載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10年7月22日</div><div> </div><div>************************************************************************************************ </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汪暉事件與媒體角色</strong></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薛湧</strong></div><div>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中國學術界缺少應對抄襲的機制，沒有網絡和媒體，汪暉事件很快就會成為小圈子裏的遊戲。 </span></div><div>——————————————————————————–</div><div><br /></div><div>最近，海內外一些學界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社科院和清華大學迅速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汪暉抄襲事件。我作為簽名人之一，自然十分關心關於這一問題的公共討論。不過老實說，我雖然支持社科院和清華成立委員會解決此事，但對於這些委員會並無太多信任。對汪暉事件的輿論監督，仍然非常重要。特別是最近又爆出朱學勤抄襲事件。看來這已不局限於一案，而在中國學界越來越有普遍意義。可惜，從這事件一開始，就有一種論調，認為是「輿論炒作」。其中，香港高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此看法。</div><div><br /></div><div>首先聲明，我一向認為，中國的一流大學全在香港，北大清華與之相比最多是二流。如果說公信度，香港的大學比起北大清華來高出更多。所以，香港教育界人士在此次事件中說話的權威性很重，我也非常尊重。特別是他們借此機會介紹了國際學術界的基本規則，對於中國的學術界非常有幫助。但是，他們關於輿論作用的觀點，則忽略了大陸與香港不同的「國情」；對於國際學術界的規矩的解讀，也有值得商榷之處。</div><div><br /></div><div>比如，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表示：「我感覺現在對這個事情，不是學術界裏用學術的方法處理，而是由輿論傳媒討論。似乎不少參加者都是關係人，而不是獨立的沒有利害關係的人，這就很難定出一個黑白來。」他接著介紹了國外學術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功能和程序。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也呼應說：「關於汪暉涉嫌抄襲一事……其實不應該在網上討論，而應該由有關學校來處理。」</div><div><br /></div><div>可惜，兩位先生忽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並沒有國際學術界那種成熟的制度機制對應此事，中國的大學更無這樣的公信度。檢視汪暉事件就可看得很清楚。王彬彬的揭發文章發表後，幾位在魯迅研究界相當有地位的人士馬上站出來為汪暉辯護。這在國際學術界是不可想像的。在國際學術界，一旦有人對某教授提出類似指責，並拿出證據，即使是這位教授的支持者，一般也默不作聲，等待學術委員會判決。另外，清華大學至今對此事沉默，甚至還給汪暉申請國務院的特別津貼，沒有輿論監督，此事肯定會不了了之。</div><div><br /></div><div>兩先生忽視的第二個問題是，無論在西方還是香港，學術無法獲得公眾這麼大關注。這才是抄襲事件大部分都在學術界內部解決的原因。至少在西方，絕沒有學術抄襲不應該上媒體的規矩。我過去已經說過，哈佛耶魯的文科博士，畢業後如果幸運地找到工作，起薪不過是公交司機的水平，多的是幾個月的假期而已。教授沒有在中國社會這種不得了的地位。報紙要是追著學術抄襲事件報道，怕是沒人看了。但是，學術抄襲事情大了，媒體當然會關注。我在近著《培養精英》中，就介紹了著名歷史學家Doris Goodwin等人的抄襲事件。這些事件成為當時媒體的重頭戲，電視、廣播、報紙、網絡到處都是，對於我們看待汪暉事件很有參考價值。另外，哈佛學生的抄襲事件，在媒體熱了也不僅一次。所謂媒體對學術事件的「炒作」，實際上說明中國公眾比美國公眾對學術更關心、更重視。以中國目前這種低劣的學術水平，學界在受到如此關注後理應感恩戴德、受寵若驚。怎麼能反過來說媒體多管閒事呢？</div><div><br /></div><div>另外，汪暉是二零零零年「長江讀書獎」醜聞的中心人物。這種自己給自己評獎的事情，在西方學術界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汪暉和他的支持者就是這種論調：媒體炒作，右派陰謀等。此事不了了之，結果同一個人再次陷入學術醜聞。</div><div><br /></div><div>那次「長江讀書獎」醜聞對中國學術界的傷害，恐怕至今仍然沒有被中國公眾充分認識。那是「長江讀書獎」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很顯然，李嘉誠先生看到這樣的局面就不願意再捐了。這種商人捐助文化事業的舉動，其實對中國文化的復興非常重要。看看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怎麼來的？當時意大利是歐洲的金融和貿易中心，財富異常集中。意大利商人賺了錢就彼此展開激烈的文化競爭。看看米開朗基羅、布魯內熱斯奇的作品，還不都是在這些錢堆出來的？人家商人捐的錢沒成為「長江讀書獎」，造就了人類文化的經典。這裏關鍵一個因素，就在於有全民的廣泛參與。歷史學家在評論佛羅倫薩的政體和文化時指出：在這裏，最有地位的政治或文化領袖，和普通工匠可以在市政會中平起平坐地討論各種公共問題，教堂建設採取哪個藝術家的作品，也往往要投票。也正是在這種充分參與中，拉丁的精英傳統和當地的鄙俗傳統才能相互碰撞出文藝復興的火花。</div><div><br /></div><div>不久前，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指責網絡民意非理性、網絡民意不是民意。如今無論在汪暉還是朱學勤的事件中，「網絡炒作」經常成了一個罪名。但是，看看人類文化最輝煌的時刻，無論是古代的雅典還是文藝復興的佛羅倫薩，哪個不是草根小民和文化精英的充分攪拌？缺乏這種公共性，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缺失。沒有網絡和媒體，汪暉事件很快就會成為小圈子裏的遊戲。所以，在對待這一問題時，我希望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都保持一種自省意識，意識到自己是被一個缺乏公共性的傳統養育的，無論是對具體事件的對應，還是對西方的解讀，都可能被非公共性的文化所一葉障目。</div><div> </div><div>（原載 《亞洲周刊》） </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