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索尔仁尼琴的大作《红轮》（第一卷1，2，3）中文版出版了。此书为人们研究俄罗斯改革，革命，战争之历史，提供了极好的视点。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和式微，则因为俄罗斯沙皇，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人物和改革内容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固然，这并不能完全毁弃改革——可是，顶替改革，转变之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看到这个机会，以其蜥蜴之身（索尔氏语）咬死这头俄罗斯双头鹰；于是，列宁走到前台，斯托雷平乃至维特等改革派被击倒，边缘化和最终消失（含俄罗斯“巡神派”人物和观点被人民忘却）。一直以来呈现模糊状态的俄国历史，开始走向“红轮”碾过和“斧头”（索尔氏引用了赫尔岑的语录，却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显现实；索尔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标题，就是这个逻辑的昭示。我们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杀后，俄国政局负面或者说恶性演变。其中主要线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处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志和素质在伟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和刻画。这是一个所谓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尼古拉前衔改革和斯托雷平主义，后续列宁和暴力革命。其间，主要出现的历史事件是，1905年后持续的罢工和起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俄国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广泛的造反，动乱和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状态）；日俄旅顺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带来的俄德反目和斗争——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后是，列宁利用了这个动乱的俄国，利用了即便是克伦斯基也强调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各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克伦斯基而言）。于是，由卡拉姆津（索尔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开始记叙的俄国历史，走到了消灭历史的极权主义阶段。作为一部并不能准确定位文体类型的《红轮》一书，作者并未完全运用史学专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采纳文学创作，传说和创作之类和文史兼顾的写作特点，不单记叙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个章节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后篇章里、首尾衔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独裁制度中的遭遇。其细节呈现，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达；比如，当斯托雷平被穿甲弹击中死亡后，凶手首犯被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国社会对于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种麻木甚至庆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几乎是一致）对此事件报以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社会状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俄国社会，知识分子，上层官僚，沙皇本人，对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为然。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出现的消弭暴风雨状态并未有所持续，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虽然这个僵局表达的改革，在索尔仁尼琴那里，颇有正面肯定，颇负积极涵义。相反，随着这个改革之死的到来，沙皇变得更加优柔寡断，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层群众重新开始暴力反抗，出现了学生和军人，出版物和炸弹，街头示威和炸桥、炸路一体化的暴力行动——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义，巴库宁主义，赫尔岑主义(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戏称为“地下室革命运动”和他本人所谓“斧头”主义)控制和煽动了暴力斗争，故事变得和西方历史完全迥异——和西方革命完全迥异——和西方知识分子主导的所谓右翼势力的变革，完全迥异。而在1905年以后，俄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标派”中人并未能直面俄国现实，找到政治运作方式，占有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的绝对神意论和反对世俗论造就了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政治采纳现实主义态度的反面；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的非路径依靠，变成了列宁乘虚而入的路径。</div><div><br /></div><div>于是，西方价值论体现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农民占有土地，议会政治等等概念和诉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观念主导下，开始异化走型——地方自治变成各立山头；自由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一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论）——农民的村社被取消，农民变成中学生煽动造反和起义的对象，到处杀人放火，霸占地主庄园，响应工人革命号召——而议会政治中的杜马，更是变成呼应街头政治的所谓室内动乱曲——正面的，西方学人积极肯定的俾斯麦主义，变成了反对斯托雷平主义（他们说，斯氏是俄国的“绞索”和“领带”（索尔氏在前章为此做出了辩解），是俄国的俾斯麦——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这个充分的民主形式，将其带入革命和暴动。多元化的俄国知识结构正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化，民粹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化。列宁，站在瑞士这个革命支点上（一如前文所说），看见这头俄国之鹰正在被他这条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触摸和最终咬死！于是，《红轮》第一卷第三章，开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规模记叙状态的前奏。这个前奏就是众神死亡前奏曲——这个前奏曲的中间部分，就包括了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轻视状态——包括所有西方价值无法逃脱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战争；所谓后期于西方老牌殖民主义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义命运衰落时期；命使其然，他们没有了西方殖民主义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谓）胜利，变成了民主的反面，变成了列宁殖民地解放论，苏维埃论，（中国以俄为师论）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满洲开发论，侵略中国论。等等。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和真理的列宁们，正是利用这个所谓薄弱环节，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不单降临于俄罗斯而且席卷东方和东欧。列宁看到了中国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误认整个西方阵营也会被他这条金色的蜥蜴咬死。这个遗产虽然后来被颠覆，现在，却在中国模式的世界认可之契约状态下，反向影响着斯大林主义已死的俄罗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弹，企图像20世纪初叶那样，实行新一轮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哈默和列宁的结合，彼得博格集团和苏维埃主义（中国政权）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红轮》，看待俄罗斯历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历史意义，绝对没有过去。</div><div><br /></div><div>索尔氏的文本议论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将俄罗斯动乱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从中得出何以会造成如此的结局；而是在几乎一开始描述的改革前后，俄罗斯社会，就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说，这个书面图画，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个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弹压，被绞死那种情景，而是呈现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活力，极度爆炸和极度不安。这些因素，即便在反对改革的前改革时期是这样，斯托雷平死后，这个暂时平静的局面须臾即被打破；动乱接踵而至，改革后时期，亦复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二月革命时期这样，可以说，俄罗斯社会在前、后尼古拉时期，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得以找到时机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动摇，脆弱不堪，一击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后一棵压倒之之稻草？事情是这样提出挑战的：俄罗斯社会，究竟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个课题，不单是俄罗斯历史会正面遭遇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之历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这个革命爆发论，如何解释、解决？我们的粗略看法有三。</div><div><br /></div><div>一个是，革命源起的观念不同。法国革命之观念，当然是人权，博爱；英国革命程序，起事于皇室废止议会（运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是在反向方面，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之主流——而更为重要的是。</div><div><br /></div><div>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虽然他们反对涅恰耶夫和列宁（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到“路标”派人物结束——以后，又出现索尔氏）——但是，他们并不在人文主义政治实践路径上左杀右突，寻找可能；不像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左拉和基佐们，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广泛意义上的德雷福斯主义，人权主义和宗教政治之传统主义（夏多布里昂等人主张的天主教复兴；拿破仑制定法典）。于是，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行为上，是统治者和底层人士结合的图画；在思想格局里，则该是知识分子左右统治阶层中人和广大民众；这种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参与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和局外反对派一起，形成强大的观念引导和舆论定向。这是包括斯达尔夫人在内的、广大反对派产生的巨大反弹和独立之作用。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含俄罗斯扎苏利奇式的，索非娅式的，列宁式的左翼观念和（暗杀，暴动）方式），就会被大大解构和转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对于左翼政治的消解、镇压和消灭，正是因为其知识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坂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运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弹压的社会主义兴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国和中国之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这样运作，也许，也无可能这样运作。</div><div><br /></div><div>第三，杜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运作中人，却吃里扒外，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一势，不可理喻——斯托雷平这样要摆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农支持，皇帝对他也不愿赞同。这里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政府不能弹压左派，让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义坐大，就会产生最后消灭公正平等于一个最无人性之体制里。历史表明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无须多言。所以，虽然索尔氏企图再现这样的图景，但是，他的逻辑和潜则，仍旧是并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式对话，记叙和复调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却仍旧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谈及1905年沙皇对于1月9号事件的处理上，索尔氏就呈现两面皆为其辩之方法。简而言之，一个说法是，沙皇是软弱的，自由化，并且提出了类似罪己诏一类的东西——沙皇诏谕；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确确是开枪了，镇压了。那么，究竟是要镇压对？还是放任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两难——但是，容忍这个两难任意发展下去，无疑是绝对不对的——而这就是俄罗斯历史走向列宁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div><div><br /></div><div><br /></div><div>二</div><div><br /></div><div><br /></div><div>在如何看待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课题上，坊间常见的看法，就是把斯托雷平和中国之邓式改革持平而论，且加上维特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内容——意在指向所谓自由主义右翼的经济决定论之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自由起来，先和解（与共）起来。这是一种看偏的观点。我们强调，斯托雷平改革的关键是，他不是第一把手，不是邓式最高首脑；二，斯托雷平改革面对的，是强大的左翼集团，含俄国杜马中的议员中一部分；从《红轮》观点出发，杜马是导致俄国超级动乱之源头之一。这个说法和索尔氏评介斯托雷平和整个俄国左翼思想行止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他本来可以抑止正在高涨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最后的列宁主义革命。这个抑止的前提，应该是沙皇对他的权力支持和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舆论阵地上的呼应。但是，由于这些条件并未成熟，发展，壮大到可以抑止左派思潮之局面，所以，在斯托雷平强力推行改革的三四年时间里，俄国社会虽从暴风雨中得到暂歇，政治经济局面大致好转；其中，维特的系列经济金融改革（引进外资等等）也在发生正面效益；但是，强大的反改革思潮，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他们利用了改革的不平等化和所谓的政治镇压（这是《红轮》一书尤其要纠正的历史误读），导致改革思潮，全面导向列宁主义。三，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前提，是俄罗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虽然，这个西化过程，不能(像日本一样做到化西)导致整体思想转向斯托雷平和沙皇全盘化西，是因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潜在思潮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不平等的改革坚持。这样，斯托雷平在几乎是一片俄国社会之嘘声和轻视中被夺命而去，改革全面转向列宁之蜥蜴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手段高于目的之涅恰耶夫主义。我们看到，列宁对于斯托雷平的评介，是俄国问题专家金雁们的援用，不妨予以书示——</div><div><br /></div><div>“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div><div><br /></div><div>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div><div><br /></div><div>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div><div><br /></div><div>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金雁 《十月革命二三事》）</div><div><br /></div><div>我们的商榷：首先就是中俄改革的巨大不同。我们前引之《红轮》绍述之俄国动乱，一方面是动乱，暴力和党政本身；另外一方面，说明斯托雷平也好，沙皇也罢，业已处在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且专制改革之阶段；也就是金雁先生所谓“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这个许多政党，在中国六四时期前后是根本无望出现的。这是绝大的前提迥异之一。再，就是我们所谓取消俄罗斯村社的前提条件和我们改观人民公社，也是前提迥异。俄罗斯村社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治体制，其特点是没有对它的直接经济统治和干预——也就是我们援用欧洲中世纪自由市之模式与之对比之道理所在（如，选举自主，税收自理，土地集体等等——而自由市也是税收自理，师长自选，甚至自持军队，等等）。所以，改革前提完全不一样。改革失败的原因之重要一点，索尔氏说，就是因为杜马抵制村社改革，不愿意提供改革安定秩序说。这是后面和列宁主义作乱一样严重的革命起源和动乱结局——也就是说，改革施行的手段被杜马拦腰斫断；即便他不得不遵循一个议会原则而坚持杜马的工作权力。书中当然有很多篇幅写到维特在俄国动乱时期用其自由主义安慰和抚平暴动暴民而显无效之内容，使人感到万般无奈，无何如何。因为，按照索尔氏，全部俄国知识分子站在暴力一边（他忘记了，还有一班知识分子站在上帝天国那里，而不是站在现实政治一边）。于是，维特自由主义往往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中被嘲笑的对象。这是索尔氏笔下并无赋格的一边倒写法了。</div><div><br /></div><div>金雁说到列宁的说法。但是正是这个列宁掩饰了一个蜥蜴的内脏般肮脏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这个逻辑的实际发展自动推倒了列宁主义的说法。我们说，如果不能把斯托雷平改革叫做民主实践，起码，它也是专制主义实践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实践——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业已提及当时俄罗斯杜马和言论结社结党的，几乎是到了极端化社会暴乱式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有无多少之问题。所以，正是列宁本人和他的党羽、含一切的暴乱党人，在超越所谓的人权底线，宪政底线和人权底线，将俄罗斯引向社会主义暴动和杀死上帝（此间暂时不谈其宗教状况）。这个逻辑就是，列宁们和他的前驱们超越俄罗斯传统路径和西方政治路径、改革路径带来的某种弊端和危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接把俄罗斯带入利用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义氛围和毒气中。这个不要资本主义（不要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变成为要列宁，要斯大林。这是“红轮”和“斧头”（赫尔岑语）逻辑的必然说明——而列宁煞有介事地批判的俄罗斯专制主义改革，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人众、上下合力的负面颠覆，导致了十月革命这个俄罗斯和人类灾难的到来。其中，主观努力的一部分意志和实践，就是彻底否定改革，走向革命。</div><div><br /></div><div>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div><div><br /></div><div>这时候，维特要求皇上发出一份由皇上签署、他本人撰文之奏章，“就是用广泛赋予自由权利之法挽救俄国：首先立即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然后逐步弄清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通情达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样的，并相应地建立起法律制度，这需要很多年，因为居民不可能很快养成公民习惯。”维特要尼古拉宣布一个诏谕，“甚至说如果尼古拉不签字批准给予自由，他就要开枪自杀。维特劝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为的军人现在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尼古拉失算了，他没有受到欢呼，“那些狂热的人并不感谢皇帝，反而公开撕毁他的肖像，辱骂现存政权，把让步说得一文不值，不要‘国家杜马’，而要立宪会议。……人们举着红旗，庆祝胜利，嘲笑沙皇，对他毫无感谢之意。”“皇帝发诏谕像是火上浇油，莫斯科一下沸腾起来，甚至街上高唱马赛曲时总督都尔诺沃也脱帽向红旗致敬；一名医生逝世竟有近十万人前去参加葬礼，发表的许多演讲都是要人们不要相信诏谕，要推翻沙皇；大学里散发新手枪，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向谢苗诺夫团投了炸弹。”“报刊审查已完全停止，革命报纸公开流行；高等学校里的大会连续几周不停举行；与西伯利亚完全失去联系；鄂姆斯克以东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伊尔库茨克建立了共和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回家的后备部队发生兵变并蔓延开来；莫斯科有一个掷弹兵团也发生兵变；沃龙涅日和基辅也有士兵骚动；……水兵们在彼得堡横行霸道；……城里的煽动家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财产，无人阻拦；农民骚乱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革命党公开讨论如何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和发动起义。”……(《红轮》)是的，右翼无力乏味和无聊，导致了左翼的猖獗。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结局。中国和欧洲莫不如此，只是结局迥异。含日本，镇压左翼成功者，虽然残酷，无道甚至非人，但是，他们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后的更加残暴，更加无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确说，莫不隐含着实实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苏联中国这样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体制，之无体制。历史的逻辑并不是列宁说的，要中断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中断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唯一政治正确论和经济正确论，使之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写完的；虽然它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红轮》提供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最大限度看到改革的俄罗斯可能性，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性带来的不正当的历史推动——倒退；如果求全责备，理想主义，那么，你不满意斯托雷平的结果，就是承受毒果和蜥蜴的发展壮大。这就是索尔氏写作一卷斯托雷平篇章（含维特）的由衷用意和拳拳之心？也许，是这样的。（我们赘言，如果将斯托雷平改革等同于邓改革，就是抹平霄壤之别，抹平天地之别和专制极权之别；完全是无稽之谈。）</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