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0年7 月

米：89之前，我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89之后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纸的语言。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你要能够识别当前的状态。专制时代我作为反对者，是政府的反对者，我不认为那个政府是我的政府。但是作为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不同，这时候政府是我的政府。当时的政府是歧视的政府，歧视所有的非党员。可是今天，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片断。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社会分裂为两级：共产党人和剩下来的人们。共产党人自己也是有冲突的，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派别，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当年的圆桌会议，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折衷的原因。折衷——是在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当中支持改革反对暴力的人们之间，取得了折衷。

在专制体制下，有悲观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您所有的证据都使得您不得不悲观，假如说我是乐观的话，因为我深信，一切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并非只往坏的方向变。我还能记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到现在，那么这个变化是正面的变化。为什么呢？今天各位还在，而当年策划文革的那些魁首们，早已被清算了。我曾经一度认为，苏维埃的体制，可能到我死都不会消亡。我还是很乐观，各位是那么有勇气。你们有勇气承认你们是悲观的，为此我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