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冉按：这是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一章，关于郁达夫先生有诸多研究，但关于他与吴虞的关系，应该这是首篇研究。郁达夫先生才华横溢，于抗日战争中极有气节，令人感佩。但郁达夫先生也是凡人，吴虞与钱玄同等人交恶——固然主要是吴虞自身的原因——就有可能是郁先生告密所致，虽然目前只看到这个单文孤证（我正在求购钱玄同日记），但至少有这种说法。做出这样的研究并不存在故意去挑名人的刺，而是这样的研究才让人还原一个丰富而立体的人，以便见证人性是由善恶组成的，每个人都不例外，只不过是你在世上走这一遭是善多还是恶多的问题。</span><br /></div> <div> 一</div> <p> </p> <div>因北京大学这个媒介，吴虞和郁达夫得以相见并结识。他们认识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有互相之往来，却有许多障碍。一来他们年龄相差24岁，年龄相差比较大虽有忘年交之说，但毕竟在知识、情感、阅历上有一定的代沟；二来他们不同系，吴虞是国文系的教授，而郁达夫则是新进的经济系讲师；三来，吴虞虽然批孔非儒，但其知识偏旧，而郁达夫的旧体诗虽然做得好，但知识偏新；四来，吴虞重在传统文化批评，而郁达夫正在运用小说、散文等体裁进行新文学创作尝试；五来，他们的朋友圈子没有交集之处，吴虞主要与在京的川人往还，而郁达夫主要在给创造社的朋友郭沫若、成仿吾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频频找自己才结识不久的鲁迅、周作人等人借书、或者相邀吃饭；六来，他们共同在北大一起教书的时间非常短暂。郁达夫1923年10月5日应陈豹隐的邀请，赴北大任政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讲师，11日往北大授课，到1925年2月离京直武昌任教。而这中间他要到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以养家，同时还要与学生冯至、凌叔华、刘开渠等往还，期间还要带文学青年如陈翔鹤、陈炜谟等去拜识鲁迅等，可谓杂事猬集。何况其间还离开过北京，到过上海且回过家。<br /></div> <p>也就是说，他们相见并非必然，结识相交更是小概率事件。但这小概率事件为什么最终发生了呢？这里面要从他们二位彼时的心情与际遇去分析，才能找出相应的契合点。先看郁达夫，虽然彼时他已发表了像《沉沦》这样能够给他带来一定名气的小说，但在新文学界尚属急需得到文化界大佬们承认的后进。郁达夫是极有才华，自视也甚高，但现实对他的教训，使得他觉着活得不够爽心如意。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他们相比，他身上虽有激进的因子，但始终不曾太多地挥舞阶级这把大刀来处理社会问题。而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等更是灰颓得可以，与打了鸡血的革命锐进并不相侔。文学评论多是审美欣赏，散文则写得沉郁而深见才气，而读书随笔更见其读书人的本色、学问家的根柢，至于旧体诗，在近现代作家中可谓少有人可与之比肩。但由于与“创造社”的关系却引来几面不讨好的情形，颇使郁达夫陷入痛苦之中。一方面他因批评余家菊的翻译而受到胡适的批评，虽然后来因胡适的解释而与胡适等自由派文人有些往还，但彼时他还是感到不被他们接纳的苦闷。如他听说胡适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就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道：“闻适之君又欲出一文艺月刊，此举亦有有所闻否？我想国内文人寥寥无几，东分西裂，颇不合算。适之不识，又要去拉拢几个人来干也？近与陈通伯君谈及此事，颇想将南北文人溶合成一大汇，待进行后当求先生为援助耳。”（转引自郭文友《千秋饮眼——郁达夫年谱长编》P50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p> <div><br />郁达夫是个热心坦率的人，虽然参加了比较左倾的“创造社”，但他骨子里面并无左右之别。彼时北京左派势力并不雄厚，要想出头，还得多加合作，因此他总是想化解左右两派的矛盾。在听说一帮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胡适要办《现代评论》后，故他特此意此函达周作人以探询消息。此函九天后的11月1日，不知周作人回函给他如何说，郁达夫又给周作人写信道：“文学合同大会的事情，我和凤举、耀辰二人提及，耀辰非常反对，我被他们一说，现在也觉得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志摩、适之等大人物，最不可靠”（转引自《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P507）。左右分野虽然不像后来那般愈演愈烈，但在近现代文化史上，这两派的缠斗是个不争的事实，要想调和两派吃力不讨好是自然的。说志摩、适之是大人物，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一种抱怨。胡适且不说，他们交情不厚。而志摩是他同年的自小的同学，后来还在“杭府中学”一起读书。徐志摩死后，郁达夫作了两副挽联以悼，同时写了《志摩在回忆里》和《怀四十岁的志摩》两篇充满深挚情感的文章，说他们在1924年至1925年“时时往来”，非常投契（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P345，正中书局1971年8月版）。但那时在北京比较孤单且不得意的郁达夫对志摩不是没有看法的，时时往来也许有之，但非常投契恐是事后悼念亡友回忆时的心情。</div> <div><br />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他欲联合左右两派，共同办一杂志的想法比较冷淡，那么郭沫若对他跟《现代评论》派合作的想法就颇有抱怨。“这是一九二四年的四月《创造周报》办了一周年要停刊的时候。郁达夫北上后不写稿子，……《周报》决定停刊，……而达夫在这时却决计与太平洋社合作，由太平洋社与创造社合办《现代评论》，这是使我最伤感情的一件事。太平洋社的主要人物就是王世杰、周甦生、杨端六、皮宗石、陈源那一批大学教授，我认为和他们合不拢来，而且把文艺拿去作为并不进步的政治的附庸分明是一种后退”（转引自《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P542）。所以当郭沫若看到郁达夫和成仿吾关于《现代评论》的启事后，说《创造周报》“那个可怜的姑娘夭了，还受了一次尸奸”。达夫在《现代评论》派的地位自然也很尴尬，自认“小丑”，还受到语丝派的误解和嘲弄，视他们为帮凶（同上）。《现代评论》派是不受语丝派特别是鲁迅所待见的，鲁完正需要鲁迅有所扶持的郁达夫，其尴尬可想而知。我们当然不能说郁达夫想几处讨彩，但四面不买账倒也是实情。那么，对于在北大教统计学他是怎样看的呢？他在此前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一封信》里带着厌倦的情绪和怀才不遇的口吻说，“现在我名义上总已经算得了一个职业，若拚命干去，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转引自《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P510）。最终只好“脱离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应朋友友石瑛之请于1925年2月离开北京到武昌教书。</div> <div> </div> <p>彼时的吴虞又是何种情形呢？吴虞虽然得一时之名，但由于他在学问上并没有什么精进之处，且在非儒排孔之外，殊少建设。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以及小说、诗歌逐渐吃香的现实，生出许多膈膜。加之，学生们对其授课由初时的热闹盈室的局面，终至门可罗雀，也使得他心灰意懒。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无法融入那些大多比他年纪小的文化人所组成的群体之中，有的只是客气的同事之间的少许应酬。以一个年过五旬的独身过客身份，居处北京四年（其间曾有回成都省亲以及曾游历杭州），而且与无论是在北京求学的女儿还是安了家的女儿都不睦，使得他颇觉了无生趣，自然寻花问柳起来。我们不必对前人作过多的道德谴责，我们只想说他这种生活也可谓其来有自。而吴虞与郁达夫的相交，殆始因吴虞嫖妓后写诗而被他人批评的“娇玉事件”。除了前述心理和境遇上的相似外，二人都是独居（郁达夫1925年4月其妻与母亲不和来北京寄居其兄家，可是那时他已独身到武昌）且私生活都比较放达和多情，事业和创作上不得意，且都有外乡人的沦落之感——郁达夫一生回忆不少事，独不忆北大，可从旁佐证他彼时之郁闷——因此一触即合，自然忘年而交。</p> <p> </p> <p> 二</p> <p> </p> <div>关于吴虞与郁达夫的交往，没有郁达夫方面的片面只语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只能采择《吴虞日记》里的记载。虽然这似乎有单证之嫌，但从吴虞的角度来看并无造假之利益上的动机。吴虞与郁达夫的直接交往，集中在1924年5月至1925年2月郁达夫离开北大到武昌教书为止，满打满算也就十个月。吴虞与郁达夫此前可能认识，但吴虞在日记里从无记载。郁达夫一出场，就像一场戏突然来高潮一样，有点扣人心弦。</div> <div><br /> </div> <div>1925年4月29日《晨报》有人化名“XY”写《孔家里的老伙计》一文，批评吴虞逛窑子的事。5月1日，“晤君毅、白鹏飞、郁达夫诸人”，“达夫言《晨报》稿系玄同之作，未知确否”。一与郁达夫交接，郁达夫就来了个重磅炸弹，确认此稿系钱玄同所写，查周作人、鲁迅日记里面，找到不这样的确证，不知钱玄同的日记有否这样的记载。但在吴虞看来，“今日见君毅、达夫，心中了然，方有把握”，难道他此前无有把握？5月2日《晨报》登载吴虞对该文的八条驳斥后，次日吴虞“打电话询郁达夫，约下午三时往谈。至三时偕君毅往郁宅，……达夫以日本《太阳报》登渠数诗见示，毛轻茜，腴而有骨，美才也。谈至四时，遂同往中央公园。谢绍敏又来，言内幕有暗潮，闪灼（应为烁——引者注）其词，予甚恶之。达夫将予八条看过，言不糟，此后勿自答。如有内幕，达夫当为探察，或再有文字，达夫当站出来骂之。予约达夫明日十二时赴君毅，同往春华楼，遂归”。郁达夫的古体诗词的才气自然比吴虞好，但吴虞的旧体诗水准也不差且欣赏水平高，他对郁达夫的赞美并不仅是因为郁达夫帮了他的忙之故。谢绍敏所说的暗潮，是否与郁达夫所说的“暗潮”相同呢？郁达夫所说吴虞八条不糟，从实情来看是有点敷衍的说法。事实上吴虞所驳八条漏洞多且乏逻辑，实在暴露了自己许多短处。不过“达夫代为探察，或再有文字，达夫当站出来骂之”倒也体现了郁达夫比较光明坦荡、两肋插刀的性格，但问题是，他怎么一上来说此文可能是钱玄同所写？事实上，后来《晨报》又有攻击文字出来，郁达夫并没兑现他的承诺，自然不见有这方面的公开声援文字。</div> <div> </div> <p>在这样“共同战斗”的岁月里，见面比较多比较热络是很自然的是。“十二时胡达夫来，遂偕往春华楼，无雅座，乃转至宝华楼午餐，共用洋三元八角贰仙，散后夷乘、达夫俱去”（5月4日），他们当然还会谈到“娇玉事件”，但所谈内容由于吴虞不具载，自然不好揣度。但这点杯水风波，也就是几天的热度，于是半年后日记里才有郁达夫请客的记录。“过厂甸春明饭店，赴郁达夫之约，同座杨适夷、子南、屠正叔、白经天、刘勉己、王肇凯诸人”（1924年11月17日），这变向证明郁达夫彼时多与年轻人往还，而与当时的名流往来不多，也是他在北京觉得不顺的一个原因。十天后仍是春明饭店，由吴虞回请，不过主要参回去者大半是四川人，“下午五时，赴春明饭店楼下第六号座。六时半君毅来，白经天、郁达夫、张真如、张季鸾、戴夷乘、康心之、刘勉己，先后到”（11月27日）。又十日，12月6日与郁达夫有次在骡马市街瑞记同餐。半月后的12月20日又因四川新诗人康白情之请与郁达夫同聚。吴虞与郁达夫最后一次见面，是郁达夫走的前天，“十二时郁达夫来，赠予《晨报副镌》一册，云下星期三当过武昌师大”（25年1月31日），想当于给朋友辞行，自此之后，他们二人再见没有见过面。不过，吴虞倒还没忘掉小他24岁给的郁达夫，给他的教益，“夜睡不宁，性不耐事，不及郁达夫矣。此后当加静定，不着一字，不发一言，与滥小人生气也”（1925年1月11日）。吴虞一生好斗，对任何小事之得失都萦系心怀，要做心绪宁静是颇为不易的。其实彼时郁达夫又何时宁静过呢？1926年他还因精神抑郁、生活苦闷与压力，引起肺病的发作呢。这只能说明他们这种“战斗式”的友谊，致使吴虞对郁达夫了解不深，而错把他当作学习“榜样”来期许罢了。</p> <p> </p> <p> 三</p> <p> </p> <div>十个月在北大直接的短暂交游，因郁达夫到武昌教书，继之吴虞八月回川，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郁达夫接着名望越来越高，而吴虞已到了自己人生的后半程，不复当年的写作和批判激情，处于半退隐状态。郁达夫1925年2月4日起程至武昌师范大学教书，是因原太平洋社成员、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之邀前往。彼时学生刘大杰、胡云翼等学生组织了“艺林社”，编《艺林旬刊》，受郁达夫的指导，师生间倒也乐在其中。五月成仿吾到武昌，与郁达夫同在武昌师范大学任理科生物系教授的张资本一起商讨创造社的出版社，终因资金所限而搁浅。虽然五月底郁达夫曾回京看望妻儿，并于六月迁新居什刹海，并在此度过暑假，但他没再找吴虞，吴虞也未曾听说他回了京。</div> <div><br /> </div> <div>九月底吴虞回到成都，十月底“郁达夫自武昌大学来信二封，言武大全体学生请予往教授国文，月薪二百四十元。而予不能去，即以快信复之。”（1925年10月23日）一气来信两封，薪俸不算低，除了全体学生请他往教国文云云系客套话外，有足够的诚意。而吴虞羁旅在外四年，半百已过，暮气渐生，久有不适，自然不再外出。因此半月之后，他还说“郁达夫到京见君毅，必欲予往武大，嘱君毅劝驾”（1925年11月9日）。郁达夫似乎没有看出吴虞早已不复旧观，暮气日深，根本不可能与他一起“再战江湖”。但郁达夫对此事却非虚与委蛇，只是应酬了事，因为朋友石瑛长校，想帮石瑛尽量多地延聘人才，以替武昌师范大学尽力。“武昌大学郁达夫来电，聘予任武大国文教授，电送孙少荆请代为译出者也。”（1925年12月12日），三个月之内既来信又来电报，其诚意不可怀疑。但不久郁达夫却被迫从武昌师范大学辞职，即便吴虞有心去，恐也无法玉成此事。<br /></div> <div> </div> <div>关于石瑛和郁达夫的去职，郁达夫研究专家郭文友将其系在1925年11月上，对比吴虞日记中所记来电的日期，此说是不确的。彼时电报虽慢，也不过几天功夫。也就是说郁达夫发电给吴虞必在12月上询，如果11月已辞职，必不能如此。“十一月，校长石瑛与教授黄侃之争加剧，石瑛愤而辞职。达夫也因一直受到国家主义派和守旧派的排挤，愤而辞职，回到上海。”（《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P591）与此同时，下面他又说郁达夫11月即因肺病回老家富阳养疴，也不能成立。顺带说一句郭文友所著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资料极为丰富，但在关涉郁达夫1923年10月至1925年这两年时间里的行踪，却有许多脱漏，有两部重要的日记，他没有引用，一为《吴虞日记》，二为《周作人日记》。前者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于四川，不引用是因为作者寓目欠广，没想到几乎不写新文学作品的吴虞与郁达夫还有这样一层交往。但如果多查彼时北大教员名录，并顺藤摸瓜的话，必能堵此遗漏。而《周作人日记》未曾看到，倒是情有可愿，因为是书的第一版也是在《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出版两个月之后，才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事实上，周作人日记里有关郁达夫的记载，显然比鲁迅这两年日记里的记载还多。我将周作人1923年至1925年的日记作了统计，有关郁达夫的记载达13处。如果郭文友先生能利用这两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对《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加以修订的话，那么1923年至1925年这两年中的郁达夫一定更加有血有肉。<br /></div> <p>吴、郁从1925年底之后，自兹断了联络，但吴虞还是很关心郁达夫的一举动一动。“郑宾于来，……云……郁达夫包办《大众文艺》，一百二十元，仍窘”（1929年8月26日）。《大众文艺》主编的薪俸的微薄于此可见，也许这正是从本年四月一日亦即从该刊第二卷第一期起，把《大众文艺》交给陶晶孙办的一个原因吧，并且陪同陶晶孙去见鲁迅先生，以便将来陶编杂志有所凭藉和支持。郁达夫彼时因为与王映霞轰动一时的婚姻，颇迁就王，而不得不到处兼各种职，教书、编刊物、写小说和散文，都是为满足对王映霞的爱，因此才会编杂志得一百二十元，“仍窘”。1932年1月14日，吴虞已在四川大学任教，生活安稳，回忆时常挤上心头，想起七年前郁达夫曾热情相邀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的情形，依旧忍不住写下动人的诗篇，来感念他们的友谊：</p> <p> </p> <div>忧乐留得万言书，<br />燕市苍茫混酒徒。</div> <div>少日诗歌传白傅（君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时，所作诗多载《太阳》杂志），</div> <div>中年哀乐寄虞初（君喜为小说）。</div> <div> </div> <div>海边仙枣容狂啖，</div> <div>镜里名花带罪扶。</div> <div>却忆武昌秋月好，</div> <div>南楼清景似前无（予十四年七月返家，君由武昌来三书一电，约赴武昌大学，予未去）。</div> <p> </p> <p>是诗把郁达夫的情状以及创作，表述淋漓尽致，并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北大的交往，以及郁达夫对吴虞在“娇玉事件”和到武昌师范大学教书方面的竭力帮助，令他铭感终身，读来可谓一咏三叹，诚为吴虞诗作中的佳品。我猜想可能是郁达夫收到了这首诗，可是没有和作，让王映霞看到了，王映霞便给吴虞写了封信替郁达夫表示感谢。1932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记道：“夜半四点，得诗二首，起衣披录之”，题为“得王映霞女士上海书 女士为郁达夫夫人”</p> <p> </p> <div>文章锋利笑狂生（来书谓予以前文章锋利），<br />却愧裁书寄锦城。</div> <div>碧海定知留永恨，</div> <div>红闺犹幸记微名。</div> <div> </div> <div>当年意气男儿重，</div> <div>此日蘼芜涕泪横。</div> <div>才女自来全福少，</div> <div>芙蓉莲子怨分明（报载近有与达夫离婚之说）。</div> <p> </p> <div>所谓“得诗二首”，另一首是“陈独秀狱中”。但《吴虞集》的编者，不仅没收录那首写给郁达夫的诗，也没收录挨着“寄陈独秀狱中”的写给王映霞的诗。前者没收录，你可以说检读《吴虞日记》很花工夫，比较容易遗漏，但对后者却没有这么便宜的借口，我始终猜不透他们不收录此诗的原因。吴虞当然是客气王记得他赞扬他，可能王寄给吴的信中有对达夫多情的抱怨，再加上外界也传郁、王有离婚之说，所以吴诗里才有“才女自来全福少，芙蓉莲子怨分明”。其实达夫自己的日记里也不含糊地记录了夫妻吵架的事：“数日来睡眠不足，头脑昏乱，又兼以日日有家庭间的吵闹，所以什么事情也不想做”（1932年6月16日，转引自《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P1043）。事实上郁达夫是很迁就王映霞，十二年后，郁王的仳离，郁远走新加坡，还是因为王的红杏出墙，这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夫妻间的失和，责怪起谁来都是容易的，但外人究竟是隔了一层。达夫的“纵尽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所指为何，对郁王婚恋之间的瓜葛，略知一二便不陌生。但人生再奇诡恢弘，终究有没入尘土的一天。差别只在郁达夫壮年惨死，死在家毁而国尚未光复的前夜，死有遗恨；而吴虞算是善终，踩着该死（这“该死”之词绝非诅咒吴先生，我会在《假如吴虞活到1949年后》一文中有所阐述）的时间亦即1949年准点死去，正所谓死得其时。<br /></div> <p>2008年9月4至9月6日凌晨零点二十分于成都<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