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雄三：汉学“手艺人”、越界者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2010年的“猛暑”中，日本知识界接连折损了两名重要成员：7月3日，著名文明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大阪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0岁；7月13日，日本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Yuzo Mizoguchi）因帕金森氏综合症于东京去世，享年77岁。前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理双修，在日本被称为“知的巨人”，但在中国的影响却似乎有限；后者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一员、汉学研究重镇，其知与行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越界的影响。   沟口雄三1932年出生于名古屋，幼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自觉对那场战争有“原罪”。儿时曾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中国农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眼睛被布蒙住；日本兵双手挥舞军刀，做斩首状；其他几名士兵在一旁围观。看过之后，便忘了，记忆被长久遮蔽。大约20年后，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研习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头一次接触到日军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的残虐暴行及各地抗日的实态，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记忆突然复活，此后终身难忘。以至于他认为“记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回路，才得以确立”。昔吉田松阴被勤王一方的僧人默霖劝诱“脱藩”，吉田思前想后无论如何无法从之，回信曰“吾身有罪”，权作答复。沟口对“吾身有罪”的表达有深深的共鸣。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持日本应对中国谢罪的学术立场。作为学者，他历来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动机的“短路”，但这个记忆无疑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原点”，也是他后来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主体”问题念兹在兹的原因。   中学、高中时代，沟口是西洋文化狂热的追随者，全身心地拥抱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小说和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是断难入法眼的。抱着毕业后当外交官的理想，沟口进了东大法学部。确定第二外语选修科目时，开始被“顺理成章”地分到德文班，后受热心的中文教师的劝诱，决定到中文班“尝鲜”。待去学部办公室办转班手续时，被告知：“预定进法学部的人，学中文会导致人生的失败，大概是出于一时幼稚才有的想法。先把名字予以保留，如过半年决心仍未变的话，可转修中文。”被如此警告，年轻气盛的沟口二话不说便进了中文班。   虽说已然是战后，但教育的传统却来自战前。战前日本的外国语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是从英、法、德语三种之中任选其一，而中文则只是商业学校的科目。就是说，英、法、德语是基于对外国文化摄取层面的选项，而中文、西班牙文，则是商业道具而已。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化根本未被当成是“外国文化”。当然，此所谓“中文”专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自江户时代以来便以日文的汉文训读法研读，是正经的学问相比，现代汉语的学术性从未被日本知识社会所承认。战后，作为前交战敌国的中国又走上了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背的道路，更加剧了传统的鸿沟。因此，沟口的选择，不无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教育传统的扭曲抗争的意味。战前，已经有竹内好等人开创了先河，沟口算是战后第一代汉学家。   东大时代的沟口，开始关注新中国的“人民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赵树理及其小说。从“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的小资文青，到致力于普罗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的研究，这个转身不可谓不急，其主要动力当源自那个时代左翼知识人敏锐的问题意识。相反，对另一位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留学北大、被视为日本现代汉学宗师的仓石武四郎的北京回顾谈之类的授业，沟口则颇有微词，认为其问题意识缺失，“不知所云”。   东大时代，沟口一方面帮忙家业，一方面继续做着外交官梦，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设计。战败后的日本，会成为像丹麦那样的去武装化的农牧小国。这样的话，亚洲外交和农牧立国将成为必须。沟口梦想有一天能经营自己的牧场。为此，甚至尝试饲养过60只英国种鸡。外交官和牧场主，在常人眼里两种南辕北辙的选项，在沟口看来，却有着内在的逻辑。不过，由于家业方面的影响，沟口没时间准备外交官资格考试，与外交官和牧场主两个理想都“撒哟娜拉”。结果，毕业后十年，一直专心于家业，做起了贸易。但事务层面的历练，却让这个未来的汉学家提前“预习”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功课，也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东西。   纯商业的世界无法满足沟口的精神追求，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古屋市的事务局长[①]。五六十年代，中日尚未复交，两国关系是纯粹的民间通商关系。为“中国展”能够在名古屋顺利举行，沟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突然有一天，中国代表团莅临，沟口被招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训话，当即被质问道：“遵从不遵从毛泽东思想？对武装斗争赞成还是反对？”当沟口表示拒绝“站队”后，竟遭从中国展筹委会名单上除名的“处分”。“中国的干涉那可真是蛮横无理没商量。”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中国的文革，沟口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   “若论当时我的身份，从中方看来，是日中友好协会在名古屋的大干部，文革前就曾应邀访华，做过友好商社[②]，实际也搞过对华贸易。这个时期名古屋的文革追随者中净是以中国为对象热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主。看到那种情况，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说是看一群为生活而出卖灵魂的人无表情的苦恼也好，看人强作欢颜也好。因此，我既不亲文革，也不反文革，而持某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立场。”   这段从事“中日友好”的实务工作的经历，不仅未能加深沟口对中国的兴趣，反而令他索然，“极端地说，对现实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已不再关心。”与此同时，他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③]，重新埋头学术。此时的沟口年逾“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早年的同学，有的已成副教授。尽管有一些社会经验，特别是对中国的了解，但以学术的标准来说，沟口无异于半道出家。好在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一入侯门深似海，至此，沟口对事功层面的“出世”已然断念，惟学术是求。真也奇了，作为十年企业生涯的“代价”，沟口此前患有胃病，而专注学术仅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作为当代日本中国学重镇，沟口精通中国历史、哲学，熟读古籍（立志把《二十四史》读三遍，截至2007年4月实际读了一遍半），尤其对从宋代至现代的思想脉络有精深的把握。由他生前动议并亲自挂帅，由21名汉学家组成的学术班子锐意推进的、旨在将我国南宋思想家朱熹的《朱子语类》翻译成现代日语的140卷浩大工程于2007年启动，被看成是日本中国学基础研究之集大成工程。   沟口对自身的定位只是一名从事“研究职”的“职人”（日文，手艺人），而不是理论家。所以，对自己的工作，他无法理论化，只能作为“职人”，确认自己所发现的是“真货”。“运庆在雕刻佛像时，说佛像是从里面出来的。我的情况，也有一种（研究成果）是从对面出来的，而非经人手雕琢的自负。”但惟其是“职人”，沟口得以在学术天地里纵横穿梭，出门入巷，从容不迫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众多的领域，从朱熹到李卓吾，从黄宗羲到张之洞，从东林党到太平天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天理论、理气论到朱子学、阳明学，越界之深广在日本汉学界鲜有出其右者，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为其如此“越位”的研究提供学术“导航”者，不是别的，恰恰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   作为战后一代“知识左翼”的一员，沟口从系统反思日本近代化的学术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重建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他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思想中，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近代”已然存在，并已准备就绪。对战后日本学界盛行的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础上的主流学术框架提出了挑战。例如，他认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是一种以讹传讹、缪种流传至今的“错觉”：   “……我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发现的社会主义与之不同，毋宁说在宗族的相互扶助的传统之上，有所谓社会主义。而这种东西若用话语来表述的话，是共助主义，毛泽东无非是把那种宗族意义上的共助机能扩大至国家规模而已。或者说，应该由因主张不存在阶级制而与毛泽东终生对立的梁漱溟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原本所谓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并不存在。问题的主轴究竟何在，答案应该从对何为当前中国研究的应有课题这种主体的追问中产生。”   作为对主体性问题的系统追问，沟口于1989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④]一向被视为代表作，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沟口发现，大凡关心欧洲的中世纪和古代的日本人，其本人意识到与否另当别论，在其关心的深层，多少都横亘着一个欧洲的近现代像。换言之，日人对欧洲中世纪和古代的关注，往往以这种对近现代欧洲的想象为触媒，或为后者所激发。而与这种情形相对的是，日人读中国的古典，无论《史记》、《唐诗》或《碧严录》，基本上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文本阅读，阅读行为的背后，绝少有对中国近现代或古代的知识与关怀。或者说，他们对上述文本的阅读，仅仅是囿于日本的文学意识或禅宗世界的行为，并非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唐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   这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一个事实，与明治以来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价值论”有关：近现代中国在“文明价值”上不仅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甚至连日本也不如。于是便有上文所述的反映在近现代外国语教育政策上对中国的“差别”。沟口注意到，这种畸形的“去中国化”的“阅读中国”现象，实际上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动机系根植于日本内部事情的“主体性”有关，本质上折射着近代以来“日本化”的甚嚣尘上。譬如，战前日本出版的以日文解释中文的词典，清一色称“汉和辞典”，而不是今天通称的“中日辞典”。   因此，沟口主张，真正自由的中国学，其目的既不应仅置于中国及其自身的内部，反过来也不应被中国及其自身所消解；中国学应该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毋庸赘言，“作为方法的方法”，一反此前作为目的论的“方法”，先于为什么而知的问题，优先于知本身。而以中国为“方法”，客观上则意味着以世界为目的。如此，可期从根本上矫正过去那种“去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学”，从而为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开辟了道路。   作为战后“知识左翼”阵营的一员猛将，沟口追求知行的统一，其思想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尽管其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沟口作为首倡者及重要成员，与中国学者孙歌、台湾学者陈光兴等人共同推动的旨在通过对话厘清两国在战争认识和历史观上的问题点，以期正本清源、求同存异的所谓“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讨论项目，产生了超越国境的“辐射”效应。正如在日本国内，该学术项目被称为“知的共同运动”一样，尽管实际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人数有限，但由于彼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中日关系的紧张状况，尤其是两国知识分子指向性异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加上日本政府国际交流基金会连续6年的学术资助，使该项目的影响大大溢出了学术的边界，事实上演变为一场知识运动。   回过头来看，这场知识运动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呈露了中日两国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对某些重要命题的认识落差。沟口生前曾谈及其在北京召开的该学术项目第一次会议上所遭遇的尴尬：当时的主题是“知识人的使命感”。对这一颇宏大叙事的命题，包括沟口本人在内的日方成员有相当的抵触，甚至反感。“知识人”是一个在日本战后历次社运和知识风潮中早已“死语化”的名词，被称为“知识人”有种造作感，令人脸热心跳，遑论“使命感”。尤其对年轻学者来说，自诩“知识人”，无异于“假大空”，有种置身于特权阶层的虚幻感，他们宁愿称自己为“庶民”（日文，小老百姓之意）。可另一方面，站在中方的立场，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出发，说自己不是“知识人”（或“知识分子”），便等于放弃对现状的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最终还是日方妥协，接受了所谓“知识人的使命感”的命题。尽管自我感觉有些“浮”，但确乎更契合该学术项目深层所暗含的问题意识。   但既然是一场知识运动，必然有过于精英化的问题，难以真正“掌握群众”。别说群众了，甚至连知识精英以外的精英也未必“掌握”。据笔者的友人、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回忆，1998年春，在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主题学术讨论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讲的加藤嘉恭大使把日语的“日中知的共同体”误解成了发音雷同的“日中血的共同体”，并当场借题发挥，一番“日中两国是鲜血结成的共同体”云云的阐释举座皆惊……   过度的精英主义，使这场名为“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实验无疾而终。从其后出台的、借助两国外交、政治力量得以推进至今的、诸如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等学术工程的成果来看，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知识“交集”委实有限。这种勉为其难的现状反过来也折射出那场15年前的知识运动的“理想主义”一面。   ——————————————————————————– [①] 即事务性工作的窗口，大致相当于秘书长。 [②]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半官半民时代，对华贸易在中方的认可、授权下，基本上由一些日本民间的对华友好的小商社垄断，称“友好商社”。这些商社的创始人、老板中，有很多是前八路军的俘虏，或在延安当过“日本八路军”者，对红色新中国有极强的心理认同。 [③] 即大学的研究生院。 [④] 《作为方法的中国》（「方法としての中国」）：岩波书店，1989年6月30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