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82010hs.jpg" width="370" height="500" vspace="8" hspace="8" align="left" alt="" /> </div><div>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一改“不谈政治”的宗旨，主动参与政治活动。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刊物《努力》和不公开的小组织努力社，是胡适及其朋友参政论政的重要机枢。《努力周报》创刊于1922年5月，1923年10月停刊。据胡适1960年回忆：“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以前。在君（丁文江）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象是我提议的。” [２] 更准确地说，努力社滥觞于1921年5月21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文伯（征，为新银行团的秘书）来谈。少停，丁在君来，蒋梦麟来。我们四人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我拟了一个组织大纲，大家都表示同意。” [３] 而明确定名为努力社和决定出版《努力周报》的记录则见诸同年7月8日的日记 [４] ，比他后来的回忆略早。这个社的成员，除胡适、丁文江、蒋梦麟和王征外，确定无疑的还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张慰慈等人；而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div><div><br /></div><div> 理解努力社和《努力周报》，不能忽视一个背景：进入20年代，新文化运动正在急剧分化。在主要流派中，《新青年》中以陈独秀为代表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共产国际的主张化为自己的纲领。《少年中国》中演化出国家主义派。控制着《晨报》、《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等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梁启超派（研究系），也亮出自己的纲领。</div><div><br /></div><div> 面对分化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局面，胡适在1920年12月间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可以考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我秋间久有此意”。 [５] 组织努力社和出版《努力》实现了他考虑多时的愿望。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结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组织和所办报刊为数不少，但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旗下的组织和报刊。《努力》的思想趋向体现着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潮的深化和发展，对当时的舆论和后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影响颇大。其后的《新月》和30年代的《独立评论》就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应该说，它的成就与不足，都体现着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经验。</div><div><br /></div><div> <strong> （一） 思维方法变革的深入</strong></div><div><br /></div><div> 把20世纪中国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起步和反复探索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勋之一是推进了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思维方法理性化。《努力》在新的形势下坚定地继续推进了这一过程。胡适认为：“《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 [６]</div><div><br /></div><div> 在《努力》宣告停刊之际，胡适说：“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努力》的副刊）里讨论古史的文章。……《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 [７] 这个结论也许体现着他个人的偏好，但不能说毫无根据。</div><div><br /></div><div> 后发展的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形形色色的狭隘民族主义折磨。19、20世纪中国许多挫折（当然不是全部）或多或少与在民族虚骄情绪支配下，不能冷静、理性地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全局息息相关。清理民族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思想革命的重要内容。</div><div><br /></div><div> 胡适他们为什么要批评梁漱溟、张君劢？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有要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字眼，但着重点是要回归儒家，排斥西方现代文化，取消“算帐的生活”和牟利的“意欲”。说到底，他是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修改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抛弃民主和自由。在他稍后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关于科玄论战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科学主义”，却忽视了三个重要情况：</div><div><br /></div><div> 1．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双方说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科学派强调它同样可以用科学方法分析；而玄学派关注的焦点是人生目的的自由选择。</div><div><br /></div><div> 2．不论当时还是毕生，作为思想家的胡适都把个人自由摆到首位。在论争中，科学派包括胡适在内多次谈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无非是重申了F·培根等人的认识论观点，也与否认个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后来流行混淆认识自由与政治自由，把认识论中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作为否认公民自由的依据，那是愚民的诡辩，不是什么“科学主义”问题。把“科学主义”的帽子扣到胡适头上，实在不伦不类。</div><div><br /></div><div> 3．这次论战不应脱离持续已久的中西文化论争的大格局去考察。张君劢归根到底要反对的是有普世性的现代文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欧美百年来文化之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此三者，与吾上文所举我国立国之方策……正相反对者也。”“然吾确认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从而应该回归中国传统的“寡而均，贫而安”和以理学为内容的“内生活修养”中去。 [８] 因此，尽管张君劢热衷宪政，但他在解析他的宪法草案的《国宪议》中就开始鼓吹去掉他所说的危险的西方赖以立国的网罗，回到古代中国以自给之农业为基础的寡均贫安状态中去。他没有意识到这等于摧毁了宪政存在的基础。他与梁漱溟一样陷入了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的狭隘民族主义泥淖。</div><div><br /></div><div> 中国这样的文化古国，任何思想变革都不能不牵动传统文化。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吸收西方学术成就，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卓有成效。胡适这个时期的新建树在于把“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打鬼”（清理过时的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手段，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局面。古史讨论中，古史辨派破土而出，是胡适力倡的“拿证据来”的理性思维催生的成果。人们对他们提出的各项观点，褒贬不一；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任何历史问题本来就不应也不可能有统一不变的结论。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一学术流派以独创性的层累造史理论，彻底摧毁了笼罩在古代中国的人造迷雾，为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扫清了重要障碍。赞成或反对这一流派的史家都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从而推动梁启超等人梦寐以求的“史学革命”成为现实。 [９] 更重要的是这一讨论体现了理性对盲目崇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击。</div><div><br /></div><div> 对中国人思维方法冲击最大的可能是胡适对西方列强与中国关系的分析。与流行的帝国主义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混乱根源的观点相反，胡适提出两个极具挑战性的论断：</div><div><br /></div><div> 1．西方列强不是中国的乱源。在列举一系列迄今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反驳的事实后，胡适写道：“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近年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局势，以致“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晓得那第一条路——征服统治中国——是做不到的了。” [１０]</div><div><br /></div><div> 2．“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在列举人们所说帝国主义压迫的七个表现后，他认为这一大部分是本国政治上了轨道后可以自然解除的。“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际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１１]</div><div><br /></div><div> 由于写下这样的文字，人们没有少将买办之类的字眼往他头上扣。不到十年，九一八的枪声似乎也戳破了胡适对列强的期望，而给论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不过，这些既没有损害他用毕生言行写就的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也不能因其中包含的失算而掩盖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国内政治的深刻内涵。八十年过去了，历史的严峻结论是：国际关系当然是利益的博奕，蛮横、强权所在皆有；但任何国家不走出外因论的思维误区，不着眼于扫除内在的民主、法治的障碍，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和长治久安，更谈不上人民的自由和福祉。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观念变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发展与衰退后面是理性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选择。</div><div><br /></div><div> <strong>（二）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strong></div><div><br /></div><div> 作为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带来什么？胡适以“独立的政论家”自诩，认为“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的武器有两种。第一是造舆论。……第二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 [１２] 两者结合，启迪公民自觉，并形成对朝野吃政治饭的人的强大压力。说到底，他们是力图培植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民主、自由、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化，坚决揭露和批判与之相反的旧政治和旧文化。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采用新的制度…——用总统代皇帝，用国务院去代军机处……还有更根本的就是采用新的理想，承认新的价值”。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就是革命的元勋，起义的伟人，何尝是有了觉悟的，又何必是有觉悟的。他们所代表的依然是旧有的理想，信仰与价值。他们是共和的仇敌。军人，政客，官僚，那一个不是代表共和的仇敌的？” “所谓‘新文化’运动一部分就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改变那心的态度。” [１３]</div><div><br /></div><div> 这个“观象台”的贡献之一是高悬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和奋斗目标。</div><div><br /></div><div> 该刊第2期，刊发了蔡元培、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１４] 。这是努力社及其朋友的政治纲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为“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围绕这一目标，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div><div><br /></div><div>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div><div><br /></div><div>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div><div><br /></div><div>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div><div><br /></div><div> 与此同时，他们申明：“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而且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此外，他们还就当时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如南北议和、国会、栽兵、栽官、选举和财政等等），一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所有这些主张都以保障自由、法治和宪政为基本出发点。</div><div><br /></div><div> 这个纲领体现着胡适他们一贯的观点。</div><div><br /></div><div>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李大钊和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大声疾呼：“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于是，他们提出争自由的三大主张：</div><div><br /></div><div> 1．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制限的法律”。因此，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管理印刷业条例》、《预戒条例》和1919年《管理印刷业条例》都应立即废止。因为这些条例“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的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把《约法》明文规定的公民自由化为乌有。同时 ，为了不让执政者以戒严为名，侵犯公民自由，“这种重大的问题，断不可让行政官自由处置。应该要求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不得滥行宣布戒严。”</div><div><br /></div><div>2．“这几年来，行政官厅和军警各署对于人民，往往不经法庭审判，擅自拘留，或擅自惩罚，把身体自由权利剥夺净尽。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div><div><br /></div><div> 3．“这几年来选举舞弊可算是达到极点，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 [１５]</div><div><br /></div><div>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这个宣言的继承和发展（当时，李大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保障公民自由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是一致的。）。</div><div><br /></div><div> 应该说他们坚持的“政治改革的三项基本原则”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一些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争自由的各项主张则体现着民初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反抗统治者破坏宪法摧残公民权利，并力图引入英美法系的优长（如实行人身保护令和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补救大陆法系之不足的努力 [１６]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些也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可是，当时重申这些观点和主张，却意义深远。</div><div><br /></div><div> 窃以为其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div><div><br /></div><div> 第一，把政治观点和制度的变革摆到首位。</div><div><br /></div><div> “改良政治必须从改良社会入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思潮，影响很大的《晨报》、《益世报》也以此质疑他们的主张。他们大义凛然地说：“办《晨报》、《益世报》岂不是社会事业吗？你们为什么封闭了好几次？”“教育界为什么一点没有生气？教育界中学术思想为什么不发达？……我们如果按着良心说话，便不能不说是‘受恶政府的妨害’。”因此，应该首先寻求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变革。而他们的主张“不止要求‘人’的变更，并且要求‘制度’的变更。……怎样是宪法的政府，怎样是公开的政府，怎样是有计划的政府？都要用法律定为制度”。 [１７]</div><div><br /></div><div> 第二，意味着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经受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震荡。</div><div><br /></div><div> 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历历在目，十月的炮声和“劳工神圣”的呼喊震撼全球。面对如是局面，还要不要坚持自由、法治和宪政民主？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选择。</div><div><br /></div><div> 胡适并不讳言，他谈政治虽因国内政治腐败而起，也因受到包括十月革命后开始在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舆论界”的刺激。曾是自由主义思想领袖的陈独秀进入20年代后，作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再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div><div><br /></div><div> 1．“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 [１８] “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那便大错而特错。” [１９]</div><div><br /></div><div> 2．“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 [２０]</div><div><br /></div><div> 3．“中国的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叙不可。” [２１]</div><div><br /></div><div> 用阶级观点去界定政治形式，界定公民的等差，从而否定自由、法治和民主政治，并按等差剥夺公民的全部或部分自由，这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信念，陈独秀不过复述了通行的观点。有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并不赞成剥夺殖民地、附属国“资本阶级”的自由；但依据阶级分析方法，要革命必然要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其它人的自由也要依照无产阶级专政或开明专制的需要予以限制，问题仅在范围的宽窄而已。</div><div><br /></div><div>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基本文件表明，这些观点也是参与建党的有关人士的共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个共产党党纲》第三条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它党派的任何联系。” [２２] 如果仅仅是夺取政权过程中要排斥知识分子和其它党派，尚不失为足以激励义烈精神的勇敢尝试，可是其本意是建立“苏维埃管理制度”后，仍要把他们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1922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确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２３] 那么，不是工农享不享有这样的自由？工农享有这些自由又真的是绝对的吗？</div><div><br /></div><div> 按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答案是否定的。</div><div><br /></div><div> 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界定“国民革命……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而与地主土豪和奉直军阀一起列入应予打倒的半封建派的竟有梁启超的研究系、“老民党”、“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派”和“大学教授”及“各种宗教徒”等共13种人！ [２４] 。而比陈独秀提出这些主张更早，身兼国共两党重要职务的毛泽东在被誉为开创了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断言：“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是大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而“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则与“小银行及钱庄”、“小规模的工厂”业主和国货商属于 “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的“中资产阶级”。 [２５] 这些人的自由自然是不予保障的。</div><div><br /></div><div> 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召开。众所周知，这次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请他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用英文起草，而由廖仲恺译成中文；会议中的讨论没有太大的修改。它信誓旦旦宣布：“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但又规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方能享有这些权利。于是，只要党认定你不属这个范围，你的公民应有的基本自由就被勾销了。它还确定：“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而孙中山亲自拟定在这次大会通过作为当前行动依据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更只字不提公民的自由权利。 [２６] 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延伸，而与孙中山原有的观点又有许多切合点。从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开始，这些主张一一付诸实践，逐步推向全国。人们后来痛斥国民党“封建专制统治”，无非就是实行诸如此类的主张。国民党动辄以实行“总理（孙中山）遗教”为其合法性的依据。笔者曾经比较系统地梳理过孙文的政治思想，指出其中反对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个人自由的成分，早在他联俄、容共以前已经形成。那些思想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自他参加并担任要职的秘密会党。 [２７] 这些反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观点长期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 批判者称之为“封建专制”（中国大陆对中国中世纪主流专制政治文化的习惯称呼），并非空穴来风。</div><div><br /></div><div> 不仅如此。曾经振聋发聩的启蒙大师梁启超1920年欧游归来，心灵亦为欧战的后果所震慑，进一步加大了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与自由主义的距离。他汲汲向公众发布的信息是：“试思数年以前……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 [２８] 接着，他将旗下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更名《改造》，重写发刊词，藉此宣布自己新的政治主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宣布：“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 [２９] 1927年5月，他又重申：“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３０] 他认为这是由中国国情特殊决定的：“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群众之过渡。” [３１] 二是认为：“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它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３２] 这比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和实行平均主义的主张早很多。这些都体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震撼。与此同时，他雄心勃勃，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修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用他的话来说是：“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正等着中国人拿中国传统文化去“超拔”他们！ [３３]</div><div><br /></div><div>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遍及全球，只有选择自由、法治和宪政的国家才经受住了各种波折，实现了持续不断的自我更新和社会比较健康的发展。不幸，在20年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只有以《努力》为代表的少数，才坚定不移地把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看作无可代替的社会运行机制。人们感到遗憾的应该是：为什么致力于保障公民自由的呼声那么微弱，那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居然没有把自由、法治和宪政作为关注的中心？</div><div><br /></div><div> 胡适他们的纲领一发表就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在赢得一大批支持者的赞许和提出各种补充修改意见的同时，也招致不少批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概括起来就是周恩来所说的：“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３４]</div><div><br /></div><div> 现在看来，这些批评混淆了两个问题：目的与手段。胡适他们是主张渐进——逐步改革的，但也表示：“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主张“各行其是，各司其事。” [３５] 显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宽容大度。不过，这个纲领的意义，不在手段的争议，而在描绘出一个应该建立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革命也罢，改良也罢，问题是你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和社会运行机制？</div><div><br /></div><div> 这个自由主义“观象台”的另一贡献是通过抨击丑恶来树立新的政治文化。从曹锟贿选到南北政府和议会的各种违法勾当，一一受到他们的严厉审视和批判。</div><div><br /></div><div> 说一件人们人们较少提到的例子。1922年11月19日，总统黎元洪根据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的来信，竟下令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检察长居然遵命执行；后来又根据黎元洪托人带来的口信，将罗氏释放。此举引起全国报刊的猛烈抨击，《努力》更是不遗余力。胡适、丁文江和高一涵等纷纷发表文章剖析这一事件。</div><div><br /></div><div> 他们指出，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违反法治，破坏宪法（《约法》）的闹剧。根据《约法》，总统提出和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根本没有国务员副署。议长称发出要求逮捕罗文干的公函不是个人行为，意即是代表众议院的；可是，众议院从来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正副议长的行为违反了《议院法》，议员却没有要求依法交付惩戒委员会审查，而以一哄而散了之。逮捕后竟让犯罪嫌疑人住在检察长办公室，让亲友穿梭不断的会面，直接违反了《看守所暂行条例》。最后，又以某位官员传递总统的话而将之释放，也完全是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大怪事。 [３６]</div><div><br /></div><div> 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在此之前，警察厅奉吴佩孚之命拘捕了财政部次长钟世铭，且一直得不到正式审判。交通部也用“勾通逃犯，鼓动工党”的名目请总统下令逮捕招商局负责人；如此等等。“总之，上自总统，下至极小的官吏，总觉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国家又怎样能有法治，人权又怎样能有保障呢？” [３７]</div><div><br /></div><div> 这一事件的高潮是法院宣告不予起诉后，教育总长要求再议，罗文干再次被捕。蔡元培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离开北京，实行不合作主义。他写道“国务员匆匆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什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３８] 徐志摩大声疾呼：“到处只见‘贱卖灵魂’的招贴”之际，“我们应该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胡适的结论则是：“这个国家太浑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 [３９]</div><div> </div><div>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言行，也受到他们的审视。1922年6月16陈炯明所部粤军围攻总统府的事件发生后，胡适作出非常精辟的分析。他首先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事件的性质：“孙文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４０] 后来孙氏的追随者极力诋毁陈炯明，胡适又入木三分地说：“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４１] 这些言论发表后，遭到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长时期的猛烈攻击。胡适进一步分析：“我们的主张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们不曾完全了解孙派用秘密结社来办政党的历史。……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但“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在现代的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 [４２] 时只今日，“陈炯明叛变”仍是台湾海峡两岸各种书刊的常用字眼。这正好说明政治文化变革的艰巨性。</div><div><br /></div><div> <strong>（三） 面对专制统治的文化抗争</strong></div><div><br /></div><div> 从规模说来，《努力》不过是一份小报。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它有不可抹煞的作用。简单点说，就是在20世纪中国大转折的前夜，成为用自由、民主、法治对抗专制的嘹亮号角，影响颇为深远。在这一时期，当然不是只有《努力》在坚持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原则。辛亥革命以后，除了一些政党的党刊、党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所办的愚弄老百姓的报刊，涉足政治、经济的民间报刊大都程度不等愿意为自由、法治和民主呐喊；《努力》不过在其中特别敏锐、深刻和坚定的少数报刊之一而已。</div><div><br /></div><div> 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把统一和割据之争视为中心。多年来，为此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不首先用武力打破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统一，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不无疑问。国民党用武力基本统一了全国，可是经济发展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快，政治腐败的局面并无二致，而公民的自由度却大大削弱。而被目为军阀割据的地方，却并非一无是处。陈炯明不是至今仍被称为军阀吗？他治理广东，着意建设“模范省”，禁赌禁毒、办教育（包括着手筹办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推行县长和县议员民选、推行司法独立、按照现代市政制度组建广州市和汕头市……成绩斐然。20世纪上半叶，广东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台，政绩堪称伯仲者只有1929—1936年间执政的又一“军阀”陈济棠。孙传芳全权委托丁文江建设“大上海”，“要使上海租界四周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历史只给了他八个月，他却成功地把原来分散的五个区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符合现代市政要求和颇为清廉的市政机关，积极进行了市政建设；并且成功地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建立了上海临时法院，铲除了一项国耻。 [４３] 他如阎锡山在山西，新桂系治理广西……都有为人称道的建树。而从政治学的角度考量，权力分散，地方自治，使中央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恰恰有利于防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制统治；在各省又让民众比较容易监督军阀、政客，加速制定省宪（当时已有13省已制订或开始订立宪法 [４４] ），逐步实现民主；这些都可以为通过“联省自治”实现统一，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制度奠定良好基础。</div><div><br /></div><div> 统一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应该首先追问是在什么基础上的统一？胡适他们在20年代努力的正是为正确的统一奠立思想文化基础。毋容讳言，胡适曾对国民党政权有过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很快就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批判锋芒，在人们熟知的人权论战中淋漓尽致揭露了国民党反自由、民主、法治的本质，宣告“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４５]</div><div><br /></div><div> 有没有这种批判很不一样。所谓启蒙，所谓思想解放，无非是通过各种途径让人们了解现代社会运行和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学生是通过阅读胡适而冲破思想牢笼的。胡适不愧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著作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完成以前，薪火相传地传播自由、法治、民主的基本知识，是实现思想文化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化的基本途径。特别是处在当权者蓄意从教科书和其它书刊上滤尽这些基本知识的环境下，学人是自觉担负还是推卸这些任务，是十分严峻的选择和考验。从《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努力》、《独立评论》到《观察》，一脉相承；加上其它书刊的配合，体现了百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对专制、愚昧的抗争。</div><div><br /></div><div> 没有这种抗争和现代政治常识的普及，就没有知识阶层及其它国民中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不会有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国民党从30年代起断断续续、装模作样说要实行宪政和“还政于民”；也不可能有共产党和毛泽东大谈天赋人权和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从而吸引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 [４６] 尽管在专制主义传统和农民思想包围下，这些都是美丽的肥皂泡，抗争一再以失败告终，介绍有关知识的努力受到严厉的压制乃至镇压，但从长远看，种子是要发芽的。</div><div><br /></div><div> <strong>（四） 传统与现代间的政治行为</strong></div><div><br /></div><div> 总结20世纪20年代胡适他们的活动，也许可以概括为“思想深刻，行动失败”八个大字。失败的原因何在？撇开客观环境不说，从主观找原因，有两方面是不能忽视的：</div><div><br /></div><div> 1．士大夫传统与“为盗贼上条陈”。</div><div><br /></div><div> 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像是胡适他们的政治活动方式。他们立足于在现有框架下进行改革，鞭笞和建议并用。在自由主义者当中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胡适的这些活动还带有中国士大夫的特点。例如，对家乡事如从省长到其它官员的安排，办学、地方文献及一般政事都十分关注，但都是通过与大员或其它有关人士的私人交往去施加影响。且看1922年8月14日的日记： “上午……与安徽代表李光炯谈话。”晚上会见吴佩孚身边人物后，又留下这样的记录： “他对于安徽省长的问题，颇肯容纳我们的意见。” [４７] 同年9月2日：“程铸新请吃饭，在座的都是安徽同乡。我们谈安徽教育的事，决计请洪逵君去任教育厅长，抚五去任第一中学校长。” [４８] 9月22日：“同抚五、一涵、明甫、知行去见孙汉尘，谈安徽省议会及省长事，他一口答应帮忙。” [４９]</div><div><br /></div><div> 全国性的政事，他同样喜欢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去推动。北洋军阀时期，与王宠惠、顾维钧、汤尔和等等总理、总长吃饭、私下交谈的记录不绝于书。胡适虽然在《努力》停刊之际悔恨这是“为盗贼上条陈”， [５０] 但后来还是乐此不疲。国民党当政，依然公开批判、私下献策交相为用。汪精卫当行政院长，干脆给他一本密电码，随时联络。 [５１] 与蒋介石的沟通渠道，同样畅通无阻。王世杰的一封密信说：“适之兄所言留学规划及孟君事，已面告介公，并面告教育当局矣。”又一封信写道：“尊电主张河北应有妥人坐镇，主张外交公开，均极是。日昨志希（罗家伦）飞川，已托面达蒋先生矣。” [５２]</div><div><br /></div><div> 我们看到的是乡贤加国师的形象。他贡献给国人的是现代的政治纲领；而其政治活动方式仍旧可以看到士大夫的遗风。他们无法逃脱转型期社会的制约。</div><div><br /></div><div> 2．论政与组党。</div><div><br /></div><div>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胡适他们的政治活动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强大的政党作为依靠。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组党。《我们的政治主张》一面世，读者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答复是：“由理论上讲起来，我们既然要成立好政府，当然要组织‘好政府党’。但是实际看起来，时机还没有全到。”“我们能不能组织政党，就看我们能不能由本身筹划政党经费。……但是‘不名一钱，谋生且不暇’是我们想做好人的通病。现在要教我们提议《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人来担任党费，恐怕目前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５３] 今日话当年，我们只好说一句：书生论政，口敏行迟，莫此为甚！</div><div><br /></div><div> 要提出政纲的人拿得出足够的经费才能组党，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恐怕都组织不起来。其实，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20世纪中国政治活动客观条件最为良好的时期。言论、集会、结社和信仰的自由度之高是这一世纪空前绝后的。工商业者和知识阶层组织之坚强和众多，参与政治的主动性之高，也是空前绝后的。仅就20年代初而言，他们不但随时对内政、外交问题发表各种言论，而且积极发起或参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1921年10月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与会一百五六十人，来自14个省、3个特别行政区的商会和教育界的代表，决议之一是通电各省议会，定期召开“国是会议”。1923年6月13日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上海工商学各界和各同乡会代表开紧急会议，直斥曹锟为“民国罪人”，提出国民自决，组织国务委员会，各种税收暂停缴解北京当局等主张。十天后召开的上海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更通过决议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有代表国家的资格，曹锟没有候选总统资格；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国会一切行动概属无效；组织民治委员会。《努力》立即表示：“我们对于上海总商会的几条议决案，当然都极端赞成。” [５４] 当今一些学者说：“决议的口气之大，令人吃惊，这那里是一个社会团体的口吻，分明是一个即将执政的组织在发表政见宣言。” [５５] 有的史家干脆称上海总商会为“准政党”！说“在长期与租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上海人已习惯用‘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谈论自己的权益问题”。 [５６] 应该指出，这不是局限上海一隅的现象，其它大中城市也程度不等生长着类似的市民文化和以商会、教育会为代表的市民组织。各地商会属下通常还有武装——商团和救火会等福利机构；加上有大体上是独立、自由的舆论系统；组织现代民主政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div><div><br /></div><div> 当时，梁启超及其研究系也在考虑组党。但辛亥革命后一再加入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政府，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政治声誉，他们不得不考虑从进入大学讲学入手，培育新的骨干。其追随者张君劢反对发展牟利之工商的主张，也与民众的趋向相距太远。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开始走出困境的国民党走的是极端革命路线，但力量还不足支配国内局势。这些都为自由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div><div><br /></div><div> 时机稍纵即逝。1927年后，一党独大或两大武装集团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新文化运动前后生气蓬勃的景象一去不复返，自由主义者就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了。这是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性失败。</div><div><br /></div><div> 这个失败，并非偶然。就胡适个人而言，确实有治学与从政作何选择的问题；但努力社或其朋友和追随者中愿意全力从事政治活动的大有人在。最直接的因素是精英主义思想。胡适在《努力》的最后一期说：“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 [５７] 俯视民众，终于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改革为中心的主张后退。他们当中最有组织管理才能的丁文江更直截了当说：“天下的事情，没有那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 [５８] 于是，行动的方针是：“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５９] 尽管他同时说要“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可是，没有规模较大而坚强的政党，少数几个精英不管怎样努力，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例如，他们号称观象台，却没有察觉剥夺自由、民主的黑风正在南方翻滚，正处心积虑以此统一全国。一再拉响警报的反而是章士钊！这就是历史的反讽。</div><div>导致这一重大失败的最深层的原因是中国这块土壤不利于自由主义者的成长。传统文化吞噬了第一代启蒙大师严复。梁启超他们也是在追寻永恒不变的传统道德、均贫寡安、圣明君主的开明专制等千年梦幻而与自由、民主、法治拉开了距离。捆绑胡适手脚的不也是士大夫遗风吗？</div><div><br /></div><div> 2001年7月19日改定于广州中山大学</div><div><br /></div><div> 相关注释：</div><div><br /></div><div> [１]</div><div><br /></div><div> [２]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册第4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div><div><br /></div><div> ?[３] 《胡适的日记》第6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４] 同上，第131页。</div><div><br /></div><div> [５] 耿云志 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div><div><br /></div><div> [６] <胡适之的来信>，《努力》第75期增刊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７] 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第75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８]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0~11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div><div><br /></div><div> [９] 参阅袁征：<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的作用>，网刊《世纪中国》2001年7月北京。</div><div><br /></div><div> [１０]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１１] 同上。</div><div><br /></div><div> [１２] 胡适：<政论家与政党>，《努力》第5期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１３] 孟和：<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努力》第41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１４] 见《努力》第2期。以下引此文不另注明。</div><div><br /></div><div> [１５] 《晨报》1920年8月1日。</div><div><br /></div><div> [１６] 参阅拙作：<一个不可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世纪中国》2001年1月12日。</div><div><br /></div><div> [１７] 高一涵：<政治与社会>（答《晨报》、《益世报》记者），《努力》第3期第3版。</div><div><br /></div><div> [１８] 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１９] 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同上第67页。</div><div><br /></div><div> [２０] 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同上第50-51页。</div><div><br /></div><div> [２１] 陈独秀：<答张崧年>（1921年7月1日），同上第137页。</div><div><br /></div><div> [２２] 原件是俄文本，来自共产国际历史档案。中译本见《百年潮》月刊2001年第6期封三。</div><div><br /></div><div> [２３]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２４]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1—262页。</div><div><br /></div><div> [２５]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半月刊1925年12月，全文见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出版部编：《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60期第17-22页，1981年2月。</div><div><br /></div><div> [２６]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1、17、19、3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２７] 参阅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1998年。</div><div><br /></div><div> [２８]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div><div><br /></div><div> [２９] 梁启超：<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div><div><br /></div><div> [３０] 梁启超：<与梁令娴等书>（1927年5月5日），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div><div><br /></div><div> [３１]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年3月10日），李华兴 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738-7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div><div><br /></div><div> [３２] 梁启超：<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div><div><br /></div><div> [３３]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第733页。</div><div><br /></div><div> [３４]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第246-247页，时事出版社1999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３５] 《努力》第4期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３６] 涵（高一涵）：<国法何在！>，《努力》第30期第2版（1922年11月26日）。</div><div><br /></div><div> [３７] 胡适 丁文江：<这一周>，同上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３８] <蔡元培的宣言>，《努力》第39期第4版。</div><div><br /></div><div> [３９] 《努力》第39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４０] 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４１] 同上，第12期。</div><div><br /></div><div> [４２] 同上，第16期。</div><div><br /></div><div> [４３] 参阅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册第477~4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div><div><br /></div><div> [４４]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154~15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４５]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第5册第580页。</div><div><br /></div><div> [４６] 参阅笑蜀编：《历史的先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div><div><br /></div><div> [４７] 《胡适的日记》第426、429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４８] 同上，第445页。</div><div><br /></div><div> [４９] 同上，第464页。</div><div><br /></div><div> [５０] 《努力》第75期增刊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５１]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1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div><div><br /></div><div> [５２]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563、564页，黄山书社1994年安徽。</div><div><br /></div><div> [５３] 宗淹（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努力》第6期第4版。</div><div><br /></div><div> [５４] 永（任鸿隽）：〈上海总商会的议决案〉，《努力》第59期第1版。</div><div><br /></div><div> [５５] 徐鼎新 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31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div><div><br /></div><div> [５６] 李天纲：《文化上海》第66、6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div><div><br /></div><div> [５７] 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第75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５８] 宗淹（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第67期第2版。</div><div><br /></div><div> [５９] 宗淹：《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同上第7期第3版。</div><div><br /></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