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任何有点成功体验的人都不会否认才华的重要性；任何有点管理经验的人都会意识到人才的难求。千年前，刘备为了得天下，三顾茅庐而得一相才；今天全球化的知识社会更使各国求贤若渴，展开了人才争夺大战。</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精英体系：多元开放或垄断封闭</strong></div><div><br /></div><div>由于智商、教育、经历等关系，人们在能力上有很大差异，表现在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上面。财富、家庭背景、人脉关系的差异又带来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不同的长相和谈吐等又造就千差万别的人格魅力。由于以上诸多差异，人群自然分为上、中、下三等。我承认，人们在机会上、人格上和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但即便在民主社会，精英阶层或集团一定会自然出现。德国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仔细研究了德国最民主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后，悲观地得出了“寡头政治的铁律”，亦即在任何组织中权力最后都会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由此可见，精英不可避免，问题的实质在于它是寡头的还是民主的。所谓精英就是那些对公共事务行使较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的人群。健全的民主的精英体制一般由国家政权内的精英和社会精英两部分组成，他们既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又是一个动态的、而且内部还有良性互动的关系的复杂体系。</div><div><br /></div><div>从多元性来看，一个社会应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宗教和军事等多个精英群体；它们有各自的选拔进入渠道、升迁表彰机制，也有不同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地位。比如，如果以“仁义礼智信勇”为简单的衡量标准，恐怕政治、经济精英更需先有“仁义”，文化教育精英更需要先有“礼智”，军事精英更需要先有“信勇”。相反，中国今天的社会有一个以权力本位垄断各行业的精英体系：所有的精英体系的地位都最终归于行政级别；握有行政权力的政治精英形成“赢者通吃”的霸局，去攫取经济精英的财富、争夺教育文化精英的头衔和证书、抢占娱乐文化精英的风头。今日中国，以权力为资本去攫取财富，然后以豪富的经济基础去执掌权力，已经不是个案了。至少江绵恒、李小鹏、胡海峰走过的是同样路径。官员在职读博士、书记成“博导”、部长变院士早已蔚然成风。江绵恒拿了洋博士回国做老总，捞足票子而后做官，做上官又去争院士，引领风潮，用事实正面回答了陈胜、吴广的天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div><div><br /></div><div>从动态性来看，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出场的应该是不同的精英团体。比如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出尽风头的是政治精英们；纽约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讨论又由华尔街的精英主导称霸。我曾出席参加过好莱坞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放眼看到的是争奇斗艳的影星。而在中国，“各位领导”总是出现在最重要的、最抢眼的场合。任何集会总有为领导保留的主席台。这种“官一统”的毛病还带到了国外。记得我在瑞士的少女峰参观，去年看到了黄山与之结为姐妹山的标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徽和黄山两位书记的“党政标准照”。今年，我再度登上少女峰，发现玉照高挂，两位依然故人未去。我不知道黄山旅游局是否统计过，自从这两张不怎么刺激人们访问黄山欲望的照片挂出去后，黄山的国际游客量出现了急剧滑坡。如果已经发现却不知缘由，我这里就给个答案。</div><div><br /></div><div>民主精英系统的动态性还表现在，它废除了血统上的世袭制，它内部具有鼓励和接纳流动的“社会升降机”机制。这一机制是开放的，所以它不同于寡头制。民主的精英体系主要依赖开放的、唯才是举的教育体系。曾几何时，中举、上大学成为中国贫寒家庭社会升迁的主要渠道，所以造就了今日的温家宝和李克强。但“太子党”、“富二代”带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共产党日益依赖血缘和精神“双世袭制”，贫富分化造成的城乡新贫阶级等现象，反映出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曾有的精英流动已日渐停滞。</div><div><br /></div><div>从精英内部的良性互动来看，精英的整合与和谐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尽管民主国家也有反体制的精英，但精英层的主要分化还在“小国家”内和“大社会”中的两大群体之间。精英们各施其职，引领和帮助大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最大限度的自治。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我们看到体制内（国家权力）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巨大裂痕和敌视对立。随着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精英流失到民间社会，权贵精英对民间精英恨从胆边生，不断肆意骚扰、寻衅进行围剿。艾未未、王力雄、唯色、艾晓明、韩寒、郭德纲等都是例子。</div><div><br /></div><div>可怕的是，执政精英内部也展开了自我厮杀，最高权力之间的派系斗争充满血雨腥风。成克杰、胡长清成为刀下鬼；陈希同、陈良宇成为阶下囚。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党国接班人的卡位战已经打响，“反腐”和“打黑”都被用作杀手锏，又将会制造出新的一批刀下鬼和阶下囚。政治精英对行政官僚精英的挤压反映在党权高于行政首长权上；政治精英对经济精英的掠夺反映在最近的“国进民退”现象上；政治精英对学术精英的侮辱几年来都有增无减，集中反映在假文凭现象、党委治校和宣传部管学术等弊端上。被枪决的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和司法局局长文强动用警权对数十位来渝影星、歌星雁过拔毛、强迫陪睡，又提供了权力精英对娱乐文艺精英侵犯的最新案例（毛对孙维世、上官云珠的迫害则是老账了）。近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撰写“方舟子与唐骏、章子怡是一路货色”一文，再次显示党棍的霸道，携“祖国与人民”，一杆子打了海外的民间知识精英、本土的经济精英和演艺界精英，并辱骂了广大国人。林治波这样写道：</div><div><br /></div><div>“无论方舟子、唐骏，还是章子怡，还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崇洋媚外的影星、歌星、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大款们，都是一路货色：他们不但自己崇洋媚外，并且深刻洞察了解国人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并且对这种劣根性加以充分利用，从而成就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所谓事业。是的，他们的确成名成家大发横财，但他们的身躯里包藏着一颗虚弱、自卑、庸俗甚至肮脏的灵魂，靠着这样的灵魂，他们不可能成就真正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伟业，而只能胀起一个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虚幻的泡沫，随时随地都可能破灭。”</div><div><br /></div><div>如果连可爱的而又无政治野心的国际巨星章子怡都成为官方喉舌讨伐的对象，郭德纲成为官方“反三俗”整治运动的牺牲品，人们也只能见惯不惊了。</div><div><br /></div><div>可见，今日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内部分化加剧、矛盾冲突升级的危机。而且，体制内精英还面临着日渐深刻的外部危机：民众对它的不信任和仇视；已经净身出户的民间精英对它的道德蔑视和在创造力上表现出的胜于体制内精英的优势。</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民粹主义的态度</strong></div><div><br /></div><div>六年前我去上海参加“转型期中国与秘密结社国际研讨会”，许多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晚上在出租汽车里，我和司机进行了漫无边际的闲聊。对我这样一个长期居住海外而又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出租司机成为我观察中国的窗口之一。这位司机生活在社会中下层，而且正为房子、孩子和票子忧虑重重，他对一系列的社会不公进行了抨击：从飘升的上海房价到永无宁日的道路建设，从泛滥的色情业到恶化的治安，从大学教授教德下降到学生的天文数字般的学费，最后轮到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官僚。他的结论：“如果毛主席现在从水晶棺里走出来就好了！把这些贪官一个一个统统杀掉！”</div><div><br /></div><div>我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年，而且几乎每年都会回到上海。仅2004年就去了三次。我自认为了解上海和上海人。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橱窗，被认为是中国管理得最好、干部素质最高、人民生活数一数二的城市。秉承吴侬软语的江南文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又最不具有造反闹事的胆量。当一个“杀”字从这个上海出租司机口出，我可以理会中国现在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已经紧张到白热化程度，而且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为严重的挑战。四年后上海滩上的“杨佳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白热化的一个例证。</div><div><br /></div><div>官民矛盾激发此起彼伏的“民变”。例如，东北下岗工人的游行，四川万州和开源、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的暴乱，中西部农民、银行系统下岗员工的上访请愿，和至今尚未休停的法轮功活动、维权活动、地下教会活动；西部的新疆回族和藏族的抗争，等等，部分释放出中国民众的愤懑。在此大背景下，许多人开始怀念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曲调：“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事实上，十几年前“毛泽东热”就已涌动，“新左派”也从毛泽东思想的武库中寻找弹药，以人民的名义讨伐新贵阶层。我的一些并非“新左派”的学界同僚也认同以下结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的蕴酿阶段；目前的体制和社会危机，没有一场社会大革命是不可能解决的。有人已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民主”的口号。</div><div><br /></div><div>我完全没有任何保留地认同从下层阶级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并同意在上述许多事实上分析出的结论。我不赞同的是解决问题的激进取向和暴力方法。我的观点是：除去经济增长率不论，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打造出了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可持续性发展都有赖于这一阶层指引方向、引发动力、造就规范、和卫道守成。我们必须珍惜这一成就，精心呵护这一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新阶层。毋庸讳言，这一阶层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它的一些成员也经常以某些俗不堪言的行为或自私思维模式招摇过市。但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上下层阶级关系的融合不会从精英阶层（尤其是有别于党政权力精英的社会精英）的再次被摧毁找到答案。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我们如何推动中国精英的嬗变，尤其是如何鼓励社会精英与权贵精英不要绑在一起；如何协调和平衡中国上层建筑和下层结构的关系。而这一平衡必须以打造稳固和倡变的精英阶层为前提。</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毛的反精英实践</strong></div><div><br /></div><div>在《万历十五年》和《黄河青山》等一系列著作中，已故历史学大师黄仁宇指出：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危机都可归结于其上层建筑和下层结构的紧张和冲突。以上百年为例，蒋介石试图通过打造一个上层建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他忽略了了对下层结构的维护和控制，最终失去了政权。毛泽东则通过积极营造和控制下层结构来与蒋介石争夺政权。</div><div><br /></div><div>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出于对上层结构成员的不信任，毛泽东将以儒家哲学熏教的文人雅士、拥有土地的乡村绅士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统统以革命的名义消灭掉。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资产阶级公私合营等运动后，蒋介石留下的上层结构灰飞烟灭。剩下的残余分子则必须不断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完成工农化的改造。对于共产党自己亲手缔造的新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后来表现出了同样的不信任。“反右”是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上层建筑的第一次大手术。以后又有“四清运动，”最后发展到号召全国的老百姓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冲击和改造官僚体制。期间，政府被军管，后又让位给“工农兵”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公检法”被砸烂，“文化革命”在无数地方成了社会垃圾的盛大节日。握笔的、握琴弓的和握音乐指挥棒的纤纤细手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最大威胁，其所有者统统被归入管制、镇压、消灭之列。中国历史上经过“欧风美雨”洗礼最深的优秀学者被驱出校门、赶进了牛棚。大学成了“工农兵”的天堂，其入场券则为父母在社会底层受难的深度和他们手上老茧的厚度。社会流行的风尚是“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说话。”礼仪和社交场合的谦恭之词是“我是大老粗，不会说话。”孩提时的我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被强制参加运送粪肥的劳动，目的是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培养“脏才美，资产阶级灵魂最肮脏”的观念。正如已故相声艺术家侯宝林所言，一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大革文化命”。中国最优秀的精英文化遭到千年未有的浩劫，人们最基本的美丑观遭到扭曲。</div><div><br /></div><div>毛泽东作为发动底层运动的大师，通过无休止的革命和运动消灭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真可谓动中求静。毛泽东的政权也在西方享有“动员型和运动型体制”的称呼。这一体制彻底实现了他年轻时的理念：“痞子革命好得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绘画，不要那么温文尔雅。”共产党革命的实质是毛泽东领导了一批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升迁从而与上层建筑无缘的底层民众，用暴力获得社会升迁。出于维护合法性的需要，也因为气质上的不合，再由于“自卑后的自狂，”毛泽东领导民众鄙视他们无法融入且被接受的精英文化，最后彻底砸烂之。毛泽东摧毁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在他弥留之际，他一方面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梁山水泊英雄；他在政治体制上的遗产是一个充分动员骚动不安的下层结构，一个支离破碎的上层建筑。</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邓-江的精英重建</strong></div><div><br /></div><div>邓小平作为毛体制下官僚体制的运营者和呵护者，受尽了毛泽东民粹主义之苦。因此邓小平复出后在设计中国制度走向时，他关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首先通过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把骚动的民众驯服住；其次，通过恢复高考、强调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打造一个政治精英层；最后，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恢复了知识精英层和经济精英层。社会精英层的恢复和稳定是邓小平对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贡献。他的治国理念是要最终确立上层建筑与下层结构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平衡，在上层建筑的主导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div><div><br /></div><div>总体来说，江泽民为核心的“江-李（鹏）-朱（熔基）”体制体现了邓的逻辑。“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和写进党章，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提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全面提升干部的文化教育水平，等等，都巩固和整合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在江泽民执政的的十年中经历了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发展和整合的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先让农民受益，而后让工人受惠；那江泽民的十多年统治就是让有知识、有资源的人群受益。这不仅是过去半个世纪闻所未闻的成就，也是“江-李-朱”体制试图“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必然步骤。</div><div><br /></div><div>然而，“江-李-朱”体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严峻的是吏治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在朱镕基主政期间，他下了几帖猛药：房改，教育付费，社保改革，国营企业下岗，和1994年的税制改革。凡是种种，都加剧了地方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和官员民众的心理紧张。城市的职工下岗问题和房屋搬迁问题，农村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全国的流动人口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空前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对朱镕基这样一个自诩为“为百姓办事”的“清廉”总理，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而这些矛盾在官吏腐败基本失控、贪黩虚假之风盛行政坛的背景下，就更加凸现出来。全国“民变”因而此起彼伏。</div><div><br /></div><div>后来的“胡（锦涛）-温（家宝）体制”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和危机。他们提倡的“亲民“和”以人为本“的政策，”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显示出了正确的方向，如果切切实实地落实，也可能会产生出一些积极效果。人们明显感到了在“胡-温体制”下反贪力度加大了。我的在上海做官的同学和朋友也告诉我，每年新年临近，他们都忙于走访基层和贫困户，分发柴米油盐、现金、购物卡，问寒问暖。国家干部也开展了扶贫帮教（每人拿出上千元去帮助双亲都下岗的中小学生），国家机关也开展了对口扶贫（帮助本地区和外地的贫困地区）。如果这些事情都能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借此照个相上镜头，做做表面文章，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精英的形象也会有所改善。时下中国流行 “和谐社会”一词，如果整个精英群体都能意识到下层社会是他们生存的外围环境，多给他们一些人文关怀，对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多一点规束，多做些“拔一毛儿利天下”的善事，中国就会离“和谐社会”近些。</div><div><br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精英阶层：反动还是进步？</strong></div><div><br /></div><div>人们常说中国有上、下两张皮。做好这两张皮的文章不容易。在上海参加的“转型期中国与秘密结社国际研讨会”和我自己对黑社会问题所作的研究都让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除去非组织化力量引发的“民变”之外，大量下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利用黑社会的形式和权力来敛财致富。中国社会的黑社会化和中国精英阶层的“流氓化”和黑社会化都已从暗流变为“邪恶的常态化”（我这里借用阿伦特的术语：the banality of evil）。如果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不想与黑道同流合污，而又想继续生长进化下去，选择只有一个：必须提升自己的素质，不断进取变革，以回应来自下层的要求和化解下层发出的挑战。</div><div><br /></div><div>中国今天上层建筑与下层机构要想达到和谐，努力必须来自于两个方面：上层精英必须有远见、勇气和大度接受并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下层阶级必须有耐心接受变革中奉行的渐进主义。上层精英首先必须推动自身精英体制的变革：权力精英必须通过民主选举获取合法性，自身转化为民主精英。当民主选举取代暗箱选拔成为政治权力精英产生的制度手段后，它会终止专制的中央权力造成的官员与民众的异化和对立，保留政治精英于本土。重建地方精英体系、恢复中国几千年的乡绅阶层传统也是重造中国地方自治的制度基础。政治权力精英必须尊重经济、文化教育、娱乐体育、技术行政官僚、宗教和军事事务的相对独立性，尊重各个领域的本行、本土精英。国家精英和社会精英必须地位平等。体制内精英必须停止对反对派精英的围剿。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引用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科南的话，“每个体面的事业和生活各行当都有基于业绩卓越而产生出自己的精英、自己的贵族。” 精英的多元和平等由此可见。它应该成为健康民主精英体系的基础。</div><div><br /></div><div>如果上层社会精英（尤其是权力精英）无法推动自身的变革和升华，同时无法推动和促成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它就必然会丧失法统上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如果它再对下层的疾苦漠然视之或对百姓动辄“以死惧之”，下层社会必然会从中国“官逼民反”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下层无序力量的涌动和膨胀只会召回中国惯有的“顺民”走向“刁民”而后成为“暴民”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冲击势必会拖垮专制的共产党体系；但也存在这一个风险：它会彻底地破坏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改革成就，但却未能摆脱“王朝循环”。中国人民今天仍然在努力摆脱毛泽东留下的负面遗产，但也有许多的政客文人在竭力为毛泽东招魂。中国的民主转型必须避免堕落为“痞子革命”；又一次的“痞子革命”只会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新的无穷灾难。</div><div><br /></div><div>如何看待精英的重要性，有人会跟随黑格尔的说法：民众就像无数的零，再多也没有意义；只有前面加上精英引领，犹如零前加个一，才会有意义。也有人会采纳马克思主义“人民崇拜”的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高贵者最卑贱，最愚蠢”。其实我们不必走向极端。柏拉图在论述政治家时谈到：当我们鞋坏了，我们会找鞋匠；当我们推车坏了，我们会找机械工匠。但当我们的国家治理出问题时，我们每个人都跳出来，认为自己可以为王治国。如果“人人皆可为舜尧“这在两千年前行不通，今天的知识社会下更会是死路一条。莫斯卡在《统治阶级》（Ruling Class， 1939年，第460页）一书中写道：“当统治阶级无法通过从社会的底下层汲取新鲜元素，以获得新鲜血液和新的生命重造自己，从而应对时代变化的需要，国家就死亡了。我们还看到，如果把大众个人整合为集中和有严明纪律的并为公共利益奋斗的道德力量日趋萎缩，亡国也不远了。一句话，理念和情感是政治肌体维持团体精神、产生集体行动必不可少的；如果他们丧失了影响力和不再被尊重，新的理念和情感又无法产生来替代老的，作为死亡前兆的老衰就降临政治肌体了。”</div><div><br /></div><div>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一个高质量、奉行进步主义的民主精英阶层。他们应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财富的创新机制、道德价值的护卫者、高雅文化文艺的赞助人、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整合的桥梁。历史上的威尼斯和英国都曾出现过积极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进步的贵族。如何做到这一点，中国所极力模仿的新加坡有经验可提供。六年前，我在我女儿就读的一所新加坡小学墙上看到这样一句话：“Sustain meritocracy and incorruptibility!” 译成中文应是：“维护英才治国和德行纯洁不染！”中国社会要维持英才治国；而中国英才必须维持德行纯洁不染。这应该是中国精英阶层与社会民众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也是协调上层建筑与下层结构的根本原则。</div><div><br /></div><div>中国多的是痞子，少的是贵族 （十九世纪英国式的开明贵族）。西人有言，三代才能造就贵族。中国的社会精英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打造和成长，它还需要一两代时间才能成熟、最终发挥积极的主体效应。</div><div><br /></div><div>在中国面临大变局的重大历史时刻，请呵护中国的精英阶层，给他们施加适当的外在的压力，促使他们积极自我更新和转型！我们没有必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当然，面对不确定的历史变革，中国的体制内精英也必须自爱自重，明辨历史，争取在民主化过程中完成华丽转身；而不要骄横狂妄，更不要自掘坟墓、走向集体自杀道路！</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