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回归自治才能去行政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从今年的两会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发布，舆论对“去行政化”的改革趋势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讨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大家关心的，还是行政权力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干涉太多，导致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严重扭曲，出现了一些难以容忍的腐败以及损害公平正义的事件。那么，制度应该如何纠正和优化？改革的出路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特组织本次讨论，就如下问题，请您谈谈您的见解。谢谢您的支持！ <div> 　　1，近年来，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腐败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有扩大和升级的趋势，有人认为这是事业单位的“行政化管理”所导致的，当然，直接的犯罪诱因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具备的“行政权力”可能会使其私欲膨胀，也使其犯罪行为有了较为强硬的权力庇护。因此，限制行政权力就成为当务之急。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限制在事业服务领域根深蒂固的行政权力？您有何良策？</div> 　　您的回答：“权力导致腐败”，行政化赋予大学不同层级的头头脑脑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因而大学腐败很正常，或者说是完全在预期之中的。要有效限制行政权力，不是去掉几个头衔就完事了；譬如把北大校长和副部级待遇脱钩，法学院院长和处长级别脱钩，这样做根本不顶用。要知道，现在教育部拨给“两校”以及985高校的资源是大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评奖、课题、考核，所有这些评价机制都要求权力发挥作用。你是领导，就表明你享有这种权力，就表明你有将权力兑现为更多的权、钱、色等各种好处的机会；你自己不要，别人都不答应，抢着要给你呢。在这种环境下，有几个能洁身自好的呢？做官就意味着混得好，有几个还会甘心做学术呢？大学行政化是学术腐败的源流，将整个大学的风气都带坏了。它将中国的大学变成官场、市场、情场甚至战场，将学者变成官僚、商人、“公关”能手或管人的“高手”。即便一时做不上官，心里也痒得慌；学者不仅为做官打破头，也为官僚主导的资源分配打破头。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出思想或思想家呢？这样的体制和思维还要争创“世界一流”甚至培养出个诺奖获得者，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回归真正的大学自治，但是只要大学还集中这么多可以自由分配的资源，对所有人都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把教师学者一个个都变成了官迷、财迷、挖空心思、削尖脑袋、拍马逢迎，那么大学自治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去行政化也是不可能的。 　　2，2010年6月6日全文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在改进人才管理方式方面，提出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应该讲，这是在国家层面对“去行政化”的集中表述，也可以看着是一种改革方向，如果这样的改革目标能够实现，必会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改革的阻力不可低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攻破“官本位”的思维枷锁？ 　　您的回答：一开始，大学行政化和“官本位”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结果。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从一片空白起步，需要“大干快上”、早出成果，所以那个时代的成果大都是大学行政领导（譬如法学院院长）带领大伙集体“攻关”出来的。现在这种现象少了些，但是痕迹还在，何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校、院领导掌握的资源比以前还多得多。这样，学术和权力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至“学而优则仕”成了我们这里的常识——你做官，必然表示你学术做到那个份上了，不然怎么会选你做院长书记呢？我们一开始不理解、至今仍然不完全理解，学术是很个人的事情，和别人、和集体、和头衔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经费、设备等资源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关系不大。要让中国的学术真正发展起来，让中国的大学“改邪归正”，惟一的办法就是放手不管。其实任何国家都需要管制，但世界上不论走到哪里有两个地方是最不需要管的，一个是法院，一个是大学。你想啊，都是成年人了，又不是不懂事，法官把案件判好，老师把书教好，有空有能力再做些研究，有什么需要管的呢？但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机构都被管得死死的，所以我们的法院不成其为法院，我们的大学也不成其为大学。 　　3，不管是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还是学术评价机制的扭曲，还是医院等事业机构的官僚作风，其实都在昭示一个问题：社会公平、正义受损，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要解决社会服务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关键是要避免行政权力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请谈谈您的看法。 　　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比这还极端一点——大学根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人为分配的资源。你想，一旦有资源，就要分配，那谁来分配呢？自然是领导。哪怕实行民主分配，让大家选出院长或委员会来分配这些资源，他们一旦做上了也就成了“领导”；换言之，也就得到了腐败机会。所以我认为将中国大学引向邪路的“万恶之源”首先是大学拥有的那么多可支配资源和泛滥的评价机制。看看国外大学教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哪有那么多课题、奖项、评比啊？当然，职称还是要评的，这里行政和人际关系会发挥一点作用，但是做上教授之后就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吸引和骚扰他了。要去行政化，关键在于削减大学实际上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我们总是要评比、要奖励先进、要在学者和法官中间分个等级出来，而所有这些都是行政权力寄生的温床。 　　4，在这轮“去行政化”改革的探讨中，不少人提议借鉴国企改革“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模式。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办法。您对此怎么看？有哪些教训需要注意？ 　　您的回答：有些提法听上去不错，但是实践效果很难说，有的可能也就是领导拿来忽悠一下。国企改革本身似乎就不是什么成功的例子，为什么要作为大学改革的榜样呢？企业可能确实是需要一定管理的，但是高校绝对应该限于最低程度的管理，两者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我们不要总是探讨大学该怎么管才更合理，中国大学改革的当务之急恰恰是探讨怎么不管。只有放松管制才能让大学回归自治，也就是教师和学者的自我管理。现在套在教师学者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核心论文、课题、评奖的要求越来越高，看上去学术越来越“繁荣”，学术成果增长比我们的GDP增长还快，因为大家都忙着出书出论文，实际上是“垃圾论文”堆积起来的学术泡末。请相信我的一个判断：中国没有那么多“学者”，也不需要那么多“学者”；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看上去有一大堆“学问”，才能在大学混着教书的。国外大学的许多教授没几篇文章，很可能一辈子没一本专著，但别人好象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有能力而且自己愿意就多写，没能力或不愿意就悠着点，起码把书教好，没必要制造出一堆规则来折腾自己。 　　5，中国的所谓事业机构非常庞大，很多事业单位从上到下并没有如行政机关一样的上下级关系，这种看似较为独立的组织形式，看起来会给“去行政化”改革减轻一些阻力，但是一旦要“削权”，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力量势必会给改革造成强大的压力。在您看来，我们的改革是应该采取“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方式？有没有另辟蹊径的可能？ 　　您的回答：大学去行政化的社会呼声很高，但是我并不乐观。那些已经做上头头脑脑的既得利益者，肯定是不支持改革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大学内部普通教师的改革动力也不大——毕竟，大多数人自认人微言轻，何况自己说不定也有机会分那么一杯羹。这样，自下而上动力不大，自上而下则根本只有阻力、没有动力，去行政化改革恐怕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出台个什么也难以落到实处。当然，我希望自己的估计是错的，但是中国现实经常让人没办法。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全社会的一种觉醒；等到大家都认识到大学应该如何办学，也许就有希望了。在维持外部现状的情况下，目前大学改革可以尝试决策公开化和民主化，让多数教师参与大学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或许能探索出走向自治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