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hengying.JPG" width="640" height="48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祖国就是人类，本文作者摄）</span></div><div> </div><div>这幅画上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在中国废君主立共和的孙中山，另一个是古巴共和国国父何塞马蒂。画家是古巴哈瓦那民间历史学家吴帝胄。吴帝胄把这幅画赠给另一个古巴民间历史学家加西亚，后者把它悬挂在自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画上的名言分别是孙中山借用孔子的“天下为公”和马蒂的“祖国就是人类”。在这幅画像的背后是两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一个志同道合的事业和一个令人深思的感悟。吴帝胄和加西亚都是快八十的人了。他们年轻时都是革命者，志在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投身于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甚至世界革命。但退休之后，近二十年来他们却把余生完全奉献给了古巴华人历史研究，聚焦于哈瓦那中国城和中国社区，力图用历史叙述复原一个被革命摧毁，被权力话语忽视和遮蔽，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长期消失的少数族群的真实面貌和昔日辉煌。这幅画上的文字表明，这个晚年的事业不但凝聚了他们对革命的深刻反思，而且把他们在精神上带入一个超越族群认同，摆脱意识形态巢臼的普世主义境界。</div><div>2009年加西亚和吴帝胄合作的部分成果以<<华人在古巴–1847至今>>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 Lexington Books ) 的书名在美国以英文出版。英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两位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不但翻译了这本书，而且是书的编者，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帮助西方读者理解此书的背景和贡献。这本书出版后，英国的<<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找我写书评。我在班国瑞的介绍下和加西亚通过电子邮件建立了联系，并于2010年三月前往古巴对两位老人进行了采访。</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2.jpg" width="500" height="374"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合著）</span></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从外交官到历史学家――加西亚的人生经历</strong></div><div> </div><div>加西亚（西班牙名Mauro Garcia Triana）出生于一个西裔的工人家庭。他在高中时就加入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运动，1959年以前担任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拉斯维拉斯省的地下学生组织负责人。革命胜利后，1960年，他还在大学读国际关系，被卡斯特罗政府委任为古巴驻玻利维亚的高级外交官，在驻在国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大力扩散古巴革命的影响。他的极左立场引起驻在国不满，1961年回到哈瓦那，任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2年到1966年他任古巴第一任驻北越大使，之后回到哈瓦那担任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7年到1971年任驻中国临时代办；1972年到197５年任驻东德大使。此后他先后在外交部和古巴科学院从事和亚洲事务有关的研究。1991年退休后，他致力古巴华人历史研究，前两年历尽艰辛用西班牙文在古巴出版了《古巴华人和中古关系》。这是这个领域一部资料性很强的著作，但由于它处理的是一个“正史”以外的领域，只印了三百册左右，也从来没有进入公开发行渠道，只是私下馈赠给同道，和一些在中国问世的历史著作的命运很相似。</div><div>（图片：加西亚和胡志明。胡志明膝上是加西亚的幼子。）</div><div>加西亚的中国缘是由文化大革命促成的。1967年1月，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文革行为导致了和苏联警方的冲突，全中国掀起了反苏狂潮。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内的中国职员向馆方提出参加反苏示威，和大使馆官员发生冲突。古巴大使馆擅自改变了部分中方职员的办公地点，将他们的东西搬出，解雇了中方翻译。中方职员于是“造反”，指责古巴大使“挑战中国”，如此对待中方员工是“法西斯”，发起了罢工，向馆方提出翻译复职，中方人员搬回原办公地点，中国职工的权利必须被尊重，古巴大使要道歉这四项要求。古巴驻华使馆日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召见加西亚询问对策，加西亚说除了道歉，其他都可以接受，于是外交部紧急将加西亚派往中国解决问题。加西亚到北京后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在和中方会面时他叮嘱还在火头上的古巴大使不要开口，一切由他来应付。除了回避要古巴官方正式道歉的要求，他基本上迁就了造反派的要求。问题解决后，古巴立即召回了大使和参赞，加西亚以临时代办身份主持大使馆的工作，一直到1971年春。因此，他实际上的身份可以说是大使。</div><div>加西亚因缘际会，在华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不但是他外交生涯中极不平凡的一段，而且我感觉到这段生活在他晚年对革命的思考中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文革代表了整个60年代国际范围内左翼思潮和极端主义的巅峰，古巴与此同时也发起了和文革类似的“革命攻势” （1968—1971，笔者在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革命攻势’：古巴的文革和大跃进”一文详作介绍），吸引了众多西方左派的眼球。加西亚从1967年3月到1971年4月在中国，没有切身经历这个“攻势”，但根据采访中他对古巴革命史和现状的评论，我感觉中国的文革在他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不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段，而是给了他一个特殊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他对我介绍了很多文革的细节，例如造反派对外交机构和很多国家使馆的冲击，整个外交使团内部对文革的态度，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使节每个星期都聚会商讨局势等等。有一次他在首都机场被中方人员拦住，强迫他读毛泽东语录，他设计脱身，留下一个低级外交官去应付。但最有意义的一段是他帮助中国官方把井冈山会师由当时的“毛林会师”改回“朱毛会师”，并由此受到周恩来的接见。</div><div>朱德和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文革期间由于林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朱德被批为“老军阀”，“朱毛会师”一度被篡改为“毛林会师”。好学的加西亚对中国革命史十分熟悉。1971年元月2日，周恩来破例前往古巴大使馆参加古巴国庆招待会，这是周恩来开始调整受文革冲击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步骤。加西亚抓住机会向周恩来提出在他离任前到中国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走一走，中方批准了。文革期间外国人不能随意离京，外交官去外地离也要特批。在江西参观期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一再要求他对中方的工作“提意见”，于是他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受文革影响的历史问题，例如为什么南昌起义纪念馆被关闭，在井冈山究竟是朱毛还是毛林会师。他告诉中方人员，古巴也有过类似的对历史的处理问题。有一次卡斯特罗出席一个纪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维里亚的会议，会上古巴青年团的负责人重读了埃切维里亚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时的一份声明。但卡斯特罗发现这个干部故意漏掉了原文中类似于“上帝保佑我们”这样的语句，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干部，要他重读这句话，还说了一段大意是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话。中方外交部官员把加西亚的意见上报后，周恩来批转给毛泽东。毛林当时的矛盾已经深化，毛于是批示，要求改回朱毛会师。这段改来改去的历史，后来在官方所谓“林彪事件”的叙述中非常重要。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4.jpg" width="500" height="606"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1971年4月初周恩来接见加西亚） </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3.jpg" width="600" height="454"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 <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加西亚和中国外长陈毅在宴会上。） </span></div><div> </div><div>加西亚在文革的一个特殊时刻起了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件事早就记载在一些中国外交官的回忆文章中，尽管细节上有出入，也没有卡斯特罗谈埃切维里亚那一段。这段故事我很多年前就读到了，由此也知道了加西亚这个名字，在为《中国季刊.》写书评时立刻就想到这两个加西亚是同一人。在采访中，加西亚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在1971年4月初他离任前和他的谈话，这是对中方材料的重要补充，对研究文革历史应该有一定意义。周恩来感谢他帮助中国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并就他被中方人员要求读毛泽东语录一事表示歉意，说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密码的控制。周恩来介绍了文革中国内的情况，针对军管的情况说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中去，军人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周说中国现在不再坚持一个“好的反帝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好的反修主义者”这个说法（即“反帝必反修”），意为中共可以和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发展关系，例如古巴。周恩来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谈了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尽管当时中美在越南战争中实际上在直接对抗，周恩来强调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越南。他还告诉加西亚：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层展开接触（当时离基辛格秘密访华还有好几个月），中方想让古巴方面了解这个情况。加西亚根据当时古巴官方的立场说尼克松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尼克松英文名字中的X在古巴报纸上从来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个符号。周恩来纠正说：尼克松不是法西斯，美国永远不会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们还谈到了当时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即现在的孟加拉）引起的印巴战争和国际冲突–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而印度和苏联支持东巴独立，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并和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联手。加西亚说他认为东巴要求独立是东巴民族主义问题，周恩来承认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说中国必须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5.jpg" width="600" height="403"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加西亚1971年在湖北武汉参观。照片上很多中国人都手捧《毛主席语录》。）</span></div><div> </div><div>前往一个在很多方面处于非理性的混乱无序中的国家就任，而且是匆忙之间走马上任解决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对于很多外交官来说可能很难会培养起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感情。但加西亚不同。在中国的特殊经历给了他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机会。尽管自己曾经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并为此被迫离开第一任外交职位，他对中国的文革还是绝无好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对我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不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每周聚会，商讨如何对付中国。加西亚说他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对他的苏东同僚说他来中国是为了保持和发展中古关系。当中美开展“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和中国队进行“友谊比赛”时，苏东阵营没有高级外交官出席，但他去了，中方注意到了，周恩来和他见面时也提及此事并表示谢意。中国方面对井冈山会师一案的纠正和周恩来的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的谈话，让敏感的加西亚觉得林彪的地位有问题了。在和我的交谈中，尽管事隔多年，他仍然为自己当时准确的判断而骄傲。</div><div>加西亚在中国任职的后期，正是周恩来试图扭转中国由于文革而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局面的时候。周既想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关系，又想和美国发展关系，这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是难以两全的，事实上也给中国和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周给加西亚很高的礼遇，在会见时可以说畅所欲言，但这并没有起到他期待的结果。加西亚回国后，古巴方面不久就对基辛格访华一事对中国大张挞伐，一度有望改善的中古关系又急剧降温。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古巴加入苏联的全球战略，将军队派往非洲，和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发生直接冲突，被当时的中国称为“苏联霸权主义的走卒”和“反华小丑”。19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边界战争，而越南一直被古巴视为最了不起的反美英雄，所以哈瓦那勃然大怒，不但召开数十万人大会谴责中国，而且把当时中国领导人称为“希特勒式的角色”。这个政治环境对对华友好的加西亚显然不利。他告诉我说，一些人指控他“亲华”。这和他在结束了东德大使的任期后没有再担任外交使节，而是安排去研究国际问题有没有关系呢？我没有问，只是猜测而已。</div><div>从革命者到佛教徒—吴帝胄的人生经历</div><div>吴帝胄（西班牙名Petro Eng Herrera）有一半华裔血统。他的父亲吴国祥原籍广东新会，上个世纪初移民古巴，是哈瓦那的小商人，也是知识分子，为当地华文报纸写稿，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也支持古巴的民族主义革命，还是古巴独立战争领导人的密友。吴帝胄的母亲是一个十分貌美的西裔护士，不顾家庭反对和吴帝胄的父亲结婚，但不幸在吴帝胄五岁时就去世了。吴帝胄有一个兄长，抗战时期奉父命回中国参加中国空军，成为飞行员，还受到宋美龄的接见，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吴帝胄从小就受父亲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国海军舰队访问古巴时哈瓦那中国社区倾城出动，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少年吴帝胄就是乐队中的乐手。中华民族主义之外，吴帝胄也深受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华社的影响。自20年代起，古巴华社先后成立过工农反帝大革命同盟，新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出版左翼日报<<光华报>>，并和古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过密切联系。古巴共产党人甚至想在古巴建立和中国国共合作类似的统一战线。50年代中期，在他父亲的杂货店里工作的吴帝胄（当时20出头）就加入古巴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会中工作。1959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成功后，他带头成立华裔民兵队，以20年代哈瓦那华社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黄淘白的名字命名，帮助新政权接管中国城。1960年秋当古巴和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吴帝胄的民兵队在接管国民党在哈瓦那的外交和党政机关以及各项产业中一马当先。黄淘白民兵队后来并入古巴正规军，吴帝胄进入古巴内政部工作。</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6.jpg" width="600" height="473"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吴帝胄着军装1959年）</span></div><div> </div><div>照片说明：吴帝胄是右起第一人。卡斯特罗声称他的“七二六”运动是民族民主革命，以恢复宪政，社会公正和经济独立为目标，以此建立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夺取政权后掌握武装的“七二六”运动逐步表现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倾向，引起了很多人的猜疑和不满。吴帝胄就被认为是共产党人，为此仇视他的人在照片上他的脸上和身上打了叉。照片摄于1959年，卡斯特罗正式宣布他是“共产主义者”是1961年4月。</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7.jpg" width="580" height="596"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吴帝胄组织的黄淘白华裔民兵队出发去接管哈瓦那中国城</span></div><div> </div><div>1974年，吴帝胄的人生经历发生重大转折，他被古巴内政部开除，原因是有人指控他亲华。出于对苏联援助的依赖，古巴在中苏对立中支持苏联，和中国关系自1965年开始恶化，如上文所述1971年中美开始接近后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古巴的华社深受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很多在古巴党政军机构中工作的人被迫放弃华裔认同，回避和华社的来往，也有人为他们的华裔身份受到歧视和迫害。吴帝胄失业一年多，才被安排进文化部担任一般干部。吴帝胄本来和在中国大陆的兄长一直保持联系，但在70年代的气氛下出于恐惧而中断，后来再也没有彼此的音讯。除了受中古关系的影响，在华社内部吴帝胄也成为极左分子的目标。古巴华社内部的极左分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亦步亦趋，在华社内挖反革命，吴帝胄因参加1946年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当时他还是少年）而被批为“国民党分子”，他的父亲由于和革命前华社各方面的复杂关系也被戴上“国民党”的政治帽子。</div><div>1991年吴帝胄退休后，以民间历史学家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华裔对古巴民族独立，政治革命，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历史材料。此外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他用绘画的方式叙述历史，其风格有些类似于原始主义画派，用粗旷的线条和亮丽的色彩把1959年革命前五彩缤纷的哈瓦那华社表现得生气勃勃。他告诉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佛教徒。这是一幅他画的“慈航普渡”：释迦牟尼象很多佛像上那样坐在莲花宝座上，但下面多了一棵加勒比海常见的棕榈树。</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8.JPG" width="480" height="64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style="border-top-width: 0px; border-righ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本文作者摄） </span></div><div> </div><div>向民间揭示真相—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古巴华人历史研究</div><div>吴帝胄和加西亚晚年都投身于古巴华人史的研究并因此成为密友。他们的族群身分和人生经历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曾经是理想型甚至狂热的革命者。吴帝胄说他11岁时就参加了哈瓦那华社中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加西亚则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左翼学生组织。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了呢？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古巴华人史作为研究对象呢？</div><div>我在采访中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十分简明：这是为了历史的公正，恢复华裔在古巴历史叙述和民族构成中应得的地位。那么，华裔究竟对古巴有过什么样的贡献呢？</div><div>华人于1847年开始前来古巴，取代即将取得自由的黑人奴隶，大大减轻了废奴运动在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使得古巴经济在奴隶制废除后能继续发展。1870—80年代，大量从美国西部过来的华人加入了创建哈瓦那中国城的活动。这些人在美国小有积蓄，但受到1870年代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而选择离开美国。20世纪中期，哈瓦那的中国城在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旧金山的中国城，拥有数千大小商家，华裔成为古巴经济中最活跃的少数族群。在政治上，出于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愤恨和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大量华工和小业主参加了古巴民族主义者马蒂领导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从马蒂的战友，古巴开国元勋之一的奎萨塔（Gonzalo de Quesada）那里赢得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的赞誉。奎萨塔早在1892年，即古巴独立前10年，就写下长文赞扬参加古巴独立斗争的华裔的贡献。1931年古巴政府和华人社区在哈瓦那海边建立了“旅古华人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但由于“918事变”。哈瓦那华社没有举行揭幕和庆祝仪式，而是把这个机会留到1946年中国抗战胜利后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海军第一次访问古巴，他们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和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民族主义革命之外，从1920年代开始，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古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很多人加入了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即1962年以前的古巴共产党）。50年代下半期，大量华人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目的是恢复被军事强人巴蒂斯塔中止的宪政，实现社会正义，争取古巴经济独立。古巴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生活的贡献有它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海外华人总是尽量避免卷入当地政治冲突和纠纷，很少有华人在它国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中象古巴华人那样积极。</div><div>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华人社区以哈瓦那中国城为中心，区区两万人口（常驻）不到，却拥有4家报纸（起码有两家日报），数十个拥有自己活动场所的民间社团和一个代表华社整体的中华总会（由各社团选举产生），4家影剧院，众多的文体俱乐部，一家银行，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墓地，还举办各种和中国文化或者拉美文化（例如嘉年华日）有关的庆祝活动。因此，整个华人社区在古巴（尤其是哈瓦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9年古巴人口有600多万，华裔只有一万多。），中国城因其繁华而有“加勒比的小巴黎”之称。</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9.png" width="600" height="448"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 <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旧哈瓦那中国城的药房） </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0.png" width="600" height="57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旧哈瓦那华社的戏剧活动 </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1.png" width="600" height="431"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1948年嘉年华会上华社一个社团的舞龙队 </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2.png" width="600" height="414"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旧哈瓦那《光华报》》印刷厂的排字车间</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3.png" width="600" height="333"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 <span class="Apple-style-span" style="color: #0000ff; ">1946年中国海军舰只访问哈瓦那。水兵列队在街头行进（上图）</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4.png" width="600" height="331"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受到戎装打扮的侨胞学生的热烈欢迎（下图）</span></div><div> </div><div>历史作证：华人在古巴不是外人，不是埋头挣钱万事不问的打工仔或小店主，也不是用炫耀和卖弄自己族群文化的奇异特色博得主流社会青睐和宽容的少数族群，而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个重要的族群。在华人社团场所，孙中山的画像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旗帜与马蒂的画像和古巴共和国的旗帜并列悬挂，体现了华人对中国和古巴的双重民族主义情感。华人参加马蒂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他们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这个革命许诺的恢复宪治和民主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历史细节是：推翻巴蒂斯塔的联合阵线一建立新政权，就通过了以被巴蒂斯塔中止的1940年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共和国新宪法，确认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华社在一周之内就迅速翻译出版了这个新宪法的中文本《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其第一条就是古巴是“共和国家，以共同享受政治自由，社会正义，个人和集体福利和人类团结为本”。毫无疑问，国家最高权力的独揽和共和制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巴蒂斯塔当初也不得不声明共和宪法的中止是暂时的。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由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产生的《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很快就在掌握了枪杆子的政治权力下变成一纸空文，现在则完全被遗忘了。</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5.JPG" width="480" height="64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中文版（本文作者摄）</span></div><div> </div><div>但是，这样一个对民族历史作出卓越贡献并具有鲜明的民主共和意识的族群，在今天的古巴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1959年古巴革命后，在经济收入上高于平均水平的华人社区成为革命的对象，私人产业从银行商店到街头小贩先后全部被国有化，整个社群在经济上被釜底抽薪。失去财产的华人社区各个民间社团和文化事业也置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下而大大萎缩，例如4家报纸革命后就被关了两家，到60年代末只剩下光华报一家。就这唯一的一家自7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常常因为没有纸张和缺乏资金而暂停出版。我在报社印刷厂采访时，看到挂在印刷机上的是一张印到一半的两个月前的报纸。在阅读华社团体自70年代以来的会议记录中不时可以有关光华报停刊和复刊的讨论，说明它一直困难重重。曾经是社区财产的墓地也被国有化，但政府却不承担任何维护责任，古巴工人进入墓地种树，今天很多个人墓穴已经被树根从底部拱起而断裂或粉碎。作为社区空间的中国城今日之衰落和破败，令在记忆中仍然保有昔日“小巴黎”印象的人触目惊心。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华裔族群意识的消失。今天全古巴只有200个左右垂垂老者还可以说是“华人”，他们是1959年革命以来的活化石，还能说一些广东话，识一些中文。中华总会馆今天号称有3000会员，但据会馆秘书长周卓仁先生告诉我，这只不过是个纸面上的统计数字。这些人多半是华人和西裔或非洲裔婚配的后代，自60年代以来华社在古巴的地位和华人的遭遇早就造成了他们和这个族群的特有文化和传统的隔膜。虽然节庆时期或者当有中国代表团来访时他们可能被找来应景，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懂汉语或广东话。可以预计，如果没有新鲜移民血液的输入，华人社群在古巴很快将真正成为历史。</div><div>后冷战时期中古重新建立战略性关系后（始于古巴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政府1989年的“六四平暴”），古巴政府开始修正对华社的政策，设立了哈瓦那中国城重建项目，由一个政治局委员主管，尤其是对哈瓦那中华总会馆的内部装修投入了大量资金，今日这个会馆里面可以说很富丽堂皇，形形色色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哈瓦那时就被带到这里参观。逢年过节中国城里也常能看到舞龙和其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演。此外还给华社以私人和团体开设餐馆的特权。因此，华裔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种忌讳。一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就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转而成了权力的受惠者。当然，这种在官方主持下的复原离昔日哈瓦那“小巴黎”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今日游览哈瓦那中国城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条在“中国城”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以为这就是“中国城”了，从而加深了华人只会开饭店，华人在居住国的文化点缀就是过年过节舞狮子和耍龙灯这些族群和文化偏见。这样一种重建已经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新的东方主义”的议论和批评。</div><div>在古巴官方历史叙述中，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华人和华社一直是个禁区。官方以促进族群融合，创造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古巴人”为理由回避和压制对古巴华人史的研究。这种态度加上中古的敌对关系，更加剧了华社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自1990年代起，受中古同志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古巴官方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华裔历史的叙述和研究。但是这种叙述和研究仍然有着难以逾越的禁区，这就是革命前古巴华社究竟有多么繁荣，革命后华社又为什么迅速消亡。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有中文版并加入了中国的“红色”怀旧话语）就是一个事例。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出版社“探路者”的编辑对三个身居高位的古巴华裔将军的采访。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次由有古巴官方身份的人出面对华裔的历史贡献以大张旗鼓的方式作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正式结束了这个话题作为禁区的历史。但在编辑的处理下，全书被革命（解放）话语主导，不但书名，内容也在于强调古巴革命并没有“终结”。它说古巴革命给华裔带来“新生”，因为革命实现了阶级平等和种族平等，例如在拉丁美洲找不出另一个华裔当上将军成为政府高官的国家。这种论证不过说明“官本位”绝不是中国特色，而是由所有崇拜政治权力的社会所共享。华裔既然如此从革命中受惠，那么又如何解释哈瓦那中国城的消失呢？三位将军基本上回避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归咎于“生老病死”。此外，全书的重点在于古巴华裔对“革命”的贡献，而非华社在1959年以前的全貌。对古巴华社的消失感兴趣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很难得到实质性的答案。</div><div>在这个意义上，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工作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意义。在《华人在古巴–1847至今》这本书中，华人对古巴独立和革命的贡献固然是一个重点，但全书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华社1959年以前作为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是如何繁盛的全貌，不但那些社团组织和报刊俱乐部的来龙去脉，就连有多少洗衣店多少水果摊和理发店这样的细节都无一遗漏。它对华社文化的丰富和社会活动的积极也有全方位的描绘。任何一个具有起码的常识和理性的读者在读完全书后都会对那个被革命话语百般诅咒的时代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很难相信那是一个被华社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所统治的社会。对哈瓦那中国城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的具体过程，两位作者在古巴当今的环境下虽然还不可能专设一个章节来揭露，但在很多地方或是点明或是暗示，那就是因为革命，国有化和对华裔族群意识的压制。因此，1959年的革命带来的与其说是种族平等，不如说是族群消亡。或者说，革命话语在概念上把族群消亡偷换成了种族平等。</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6.JPG" width="640" height="48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吴帝胄和加西亚展示吴创作的表现１９５９年华社盛况的绘画。画面表现了吴帝胄记忆中1954年华社一栋主要建筑落成时的欢庆场面。（本文作者摄）</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292010cyh17.JPG" width="640" height="480"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图片：吴帝胄描绘的华社墓园和祭祀</span></div><div> </div><div>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左翼史学自我标榜“向权力诉说真理”，听上去很有站在道德高地的气势，但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变成了“帮权力掩盖真相”。《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就是这样一种史学的范例。相形之下，“向民间揭示真相”是一种更朴素更明了的诉求和目标，这就是吴帝胄和加西亚的选择。青年吴帝胄和加西亚参与了摧毁旧古巴，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但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却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试图在文字和画面上重现那个被摧毁的旧世界的一个场面甚至一个角落。吴帝胄笔下的旧中国城阳光灿烂，连墓地和祭祀都用了强烈的色彩来表现。在他眼中华社生活一事一景都可以入画，连磨药的石碾和秤药材的量具都描绘得趣味盎然。两位老人带我前往和昔日哈瓦那华人社区历史有关的很多地方，目光所及之处无不引起他们深深的叹息。在哈瓦那一处由于防止古巴人从这里偷渡去美国而被关闭的港湾，加西亚告诉我50年代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码头是如何热闹，夜晚灯光是如何灿烂，人流是如何熙熙攘攘，难以相信今天会变得如此死寂。吴帝胄则沉浸在儿时父亲带他来这里在清澈的海水中游泳和钓鱼的回忆中。在哈瓦那市中心最著名的景点国会大厦 的对面，马路旁边在破烂的挡板背后存放着十多个锈迹斑斑的废弃的火车头，周围又没有铁路。我看了十分不解，这就等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面无来由地出现这么一大堆废铜烂铁。我问他们为什么这这样一个旅游者摩肩擦踵的地方会出现这么一个煞风景的场面，他们都很茫然，但我又觉得他们对此类现象早已习已为常。两人简短交谈几句后，加西亚意味深长地用英文对我说：“I’m gonna”。我立刻明白，这不是他的话，而是最高领导人信心满满要摧毁一个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时曾经的口头禅，意为“看我 的”或者“什么都会有的”。</div><div>历史的潮流和普世的追求</div><div>加西亚和吴帝胄两位老人的选择和志业其实是全球范围内后革命和后冷战时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挑战官方或者主流历史话语，重写国家历史和重建民族记忆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工作具有普世性。在思想层面，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幅画揭示了更深刻的普世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用最朴实的语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公正”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会心的读者自然能明白它在当时当地的含义；而“祖国就是人类”则在身份认同上超越了任何狭隘的族群意识，体现了精神和心灵上“世界公民”的境界。吴帝胄的身份既是华裔又是西裔，一生经历了源于族群身份的追求和困扰，但在晚年得出这个感悟，并把这个感悟和加西亚分享。加西亚和吴帝胄不同，他虽然没有族群身份的困扰，但他却把这幅画展示在自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说明了吴帝胄的感悟在他心中的共鸣。他晚年投身于发掘和拯救一个和自己的族群身份无关的少数族群被政治湮没的历史和被权力压抑的记忆，这本身就闪耀着普世精神的光芒。我告诉加西亚，这幅画表达的境界让我很感动。我向他顺便提起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他听了十分会心，说他完全理解这样的争论具有什么样的背景。</div><div>超越族群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是非，追求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把吴帝胄和加西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孙中山和马蒂这两个自己国家民主共和制度之父的追求。后人评判历史和现实，应该以此为参照。</div><div><br /></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