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Aug/8302010xd.jpg" width="400" height="297" vspace="8" hspace="8" align="textTop" alt="" /> </div><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 ">从左至右：谢韬、谢韬夫人卢玉、丁子霖</span></div><div> </div><div>噩耗传来，夜不能寐，尽管数日前得知病人已处於深度昏迷状态，应该有所思想准备，但一旦证实他真的走了，我们实在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连日来，老人那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那豁达、热情、爽朗的健谈，一切都宛如在眼前、耳边。</div><div>我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与谢校长的通话是在2008年12月下旬。那天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恰好是他亲自接的，我竭力用平缓的语气告诉他，蒋培坤在无锡因冠心病引发脑梗，经当地市急救中心抢救数日已脱离危险，刚回到北京，现在住在北医三院……还未及我讲完，他连声说道「我去看他，我去看他」。我忙劝住：「这么冷的天，您岁数大了，千万别去，还是等他出了院，我们去看望您和卢大姐。」</div><div>孰料，未及十天，就传来了谢校长病倒住院的消息。从卢大姐那里得知，他的发病过程、症状，竟与蒋极为相似——也是冠心病引发大面积脑梗。我在电话里不断安慰卢大姐：「没事的，蒋昏迷了三天三夜不也醒过来了！现在已能下地行走了。」卢大姐更是乐观自信，还反过来劝我说：「谢校长常犯病，他能挺过来的，你别着急。」并嘱我一定要照顾好蒋，先别来医院看望——当时谢校长住在复兴医院。</div><div>我们之间不时地通过电话相互询问病情。待谢校长从复兴医院转到北京医院，蒋的病情也有了好转之后，一天下午，我终於来到北京医院他的病榻前，他靠着枕头坐在病床上，直视着我。我拉着老人的手，连声问着：「谢校长，我是丁子霖呀！你认得我吗？……」突然，他笑了，笑得是那样地纯真、甜美，就像这几天网上流传的他遗照上的笑容一模一样，连眼睛也都在笑。这时卢大姐风尘仆仆地进了病房，见了谢校长的模样，也高兴地说：「他这样笑就说明他认得你了，他从发病以来始终说不出话来，平时也不常笑的。」</div><div>为老伴的病，卢大姐到处延医求药，总盼着奇迹出现——谢校长还能像以前几次那样病愈出院返家。</div><div>北京医院的治疗对象是高干—特高干，像谢校长级别的病人是很难受到院方重视的，更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无奈之下，大姐又将他转到西苑中医院，辅以针灸、中药等治疗。此时卢大姐在单位的一次体检中查出患了不治之症，也住进了同一医院。</div><div>2009年9月我在离京返锡前一个雨后的下午，来到了西苑中医院病房，这次所见，已大不如上次了。谢校长双目紧闭，昏睡着，身上插着许多管子，我从护工那里了解他的病情，黯然神伤地慢慢离开了病房，没想到，这竟是我与这位深深敬重的老人最后一次见面。他是否知道我前去探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他还能坚持……，我现在真后悔未能在他一息尚存之际多去医院看看他，——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总以为这位历尽坎坷的坚强老人，生命力之顽强，是常人很难想像的。这几天我老是想，那一位手持宝剑，随风飞舞的身影，是不会倒下的，然而，没有想到，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卢玉大姐和谢韬校长，已先后离去，两位老人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div><div>悲痛之下，我找出四年前写的一篇旧文，略作删减，附於文末，以志纪念。题目改为《我们与谢韬先生的个人交谊》：</div><div>谢韬先生早年从事新闻工作，中共建政后，转到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的资深教授。在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他涉嫌罹祸，被定为该「集团」的骨干分子，送进了共产党大牢，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平反」。</div><div>上世纪70年代末，谢韬先生劫后复出，并於1982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人民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四年后任满，终因生性耿介，脱不了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股「书呆子气」，难以适应在人民大学这类党政干部一统天下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遂於1986年离开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该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两年后离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学定居。</div><div>在谢韬任人大常务副校长期间，我与他曾有过一些接触，但仅仅是「工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蒋培坤从人大语文系转到哲学系美学研究所，就是他多次劝说一手促成的。然而，我们与谢韬的个人交谊，则始於1989年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那时，北京实行戒严已有多日，军队已兵临城下，危机一触即发。那天傍晚，人大东校门广场人潮如涌，人声鼎沸，大家都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降临。随着暮色渐暗，很多家长穿梭於人群之间，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外出的孩子能尽快归来。在这个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的人群里，就有我和谢校长。我等候我的儿子归来，他等候他的孙子归来。他身体不好，柱了一根枴杖，就站在我的身旁。开始我们还说话，议论一些学潮的事，后来听说戒严部队开枪了，也就再顾不上说话。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惧、担忧甚至绝望之中度过的。</div><div>第二天清晨，终於等到了结果，谢校长的孙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个共同记忆。</div><div>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来往渐渐多了，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的心目里，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老头，既善解人意，又豁达开朗。然而，89 年那一场空前惨烈的劫难，不仅给我、也给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托人捎话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精神状态稍稍好转后，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说话不多，多半是面对面地坐着；有时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为了打破沉默。</div><div>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点。那年5月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采访，驳斥了李鹏散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谴责了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我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整肃对象，很多原来同情过我、甚至来家里看望过我的师生、同事和朋友，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回避我，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也宁可绕道而行。然而，谢校长却不，他从别人的议论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他听我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然后爽朗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做得对！做得对！丁子霖，真没有想到你还说得很有分寸的。」他松了一口气，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没有错，我放心了。」看得出来，他赞同我的做法，却又担心我遭到进一步的整肃。为了宽慰我，他常常对我说：「学生是爱国的，没有罪，这个案一定会翻过来。」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体。那时，他似乎对重新评价「六四」很有信心。也许，这是从他劫后重生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个「乐观」的判断吧。</div><div>此后，我和一些难友开始了寻访、救助其他「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同时联合这些受难者投入了群体性抗争。由此，我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愿意接触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谢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总是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向他介绍寻访死难亲属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从我的介绍中，记住了一个叫「吴国锋」的名字，因为这位死者是人大的学生又是他的同乡，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时候去看望这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在几年前他回成都的时候，他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把那位难属请到了他的寓所，详细询问了吴国锋遇难的经过，鼓励他耐心等待，「六四」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