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蛻變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度過自己89歲生日時的中國共產黨，心里更在意的，是準備迎接它明年的生日，也就是它的90周年，然後就是後年，它的“十八大”。當然，相對而言，歡慶生日時虛張聲勢的派頭很足，而代表大會的政治很現實。 <div> 虛虛實實之中，中共及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還能把握住自己，很難說了。 中共慶祝它建國60周年的時候，特意弄出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為其所謂四代領導序列打頭陣。這一創意展現于世，廣受關注，有興奮的贊揚的，也有反感的批評的，皆因為，它有現實的內容，也有某種昭示未來的涵義。 那麼，在這里不妨也參照那個序列，走一走，看一看，探探虛實。 ■毛澤東“繼續革命” 毛澤東對中共政權的貢獻，是他的“社會主義”實踐。不過，“社會主義”與社會現實之間有矛盾，有沖突，毛澤東于是創造性地發展19世紀歐洲革命中的“不斷革命”，弄出了他那個著名的“繼續革命”。 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論述的社會主義，是在市場經濟中孕育而成，當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失去合理性之後，它取而代之，成為新的經濟形態。這時，階級逐漸消失，國家消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形成新的社會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斷革命”，是因為現實經濟發展尚未“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而俄國、中國等國實踐“社會主義”時的社會現實，也同樣是所謂“苦于”資本主義發展不足，它們的“社會主義”，也就實際距離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預期的社會主義尚遠──這些“社會主義”都無法根除市場經濟，無法消滅階級，無法開始國家消亡的進程。 資本主義發展不足，也就是市場經濟的近代及現代發展的不足。到中共取得政權時，它的思想理論水平，主要體現在它的新民主主義，對于這種不足，在理論上有所把握。然而，毛澤東實際上是把這一理論作為奪取政權的理論，政權到手，他就把它丟到一邊，匆匆忙忙要實踐他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國有體制和計劃體制為支撐，但是，社會經濟本身還只是進展到準備並著手工業化的階段，機械化水平尚低，自動化以及信息化等等，還遙遠得很。這時，市場本來可以借助于大陸的統一，順應工業化進展之勢而蓬勃發展，然而，“社會主義”的國有化與計劃化，壓在它的頭上，它的自由發展，則被視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在現實的生產發展階段上，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生產的社會化，正是隨著市場化而展開，而計劃體制下的生產，因為在當時不是出于經濟必然性，而是體現為黨政機構的行政命令乃至長官意志，它主要局限在一個以行政性為特征的較狹窄的範圍內，其社會化程度其實很低，尤其以黨政官僚的行政控制為其特色。這樣，生產的社會性在市場化進程中展開，遭到“社會主義”的阻礙，體現社會發展的市場化，與體現“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持續地發生矛盾。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獻堪稱博學，對馬克思學說，則實為一知半解。他只知道市場經濟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不了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才能孕育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他不了解，社會主義只能孕育于資本主義內部，不可能運用國家權力就生造一個出來。這樣，他把市場化趨勢視為“資本主義復闢”的趨勢，而現代化進程中自然出現的官僚化，則被他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基于這種偏見，國際上，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蘭改革，以及甦聯改革，在毛澤東看來，都是背叛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實為“資本主義復闢”，而國內持續出現的土地承包嘗試，體現著自由市場的發展要求，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資本主義復闢”──盡管中國未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根本談不上什麼“復闢”。 面對著國際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復闢”的強大趨勢，毛澤東毫不示弱，他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他和斯大林一樣，看得很清楚，他們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學說論述的那種非對抗的社會主義，而是階級斗爭十分激烈的社會，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主要靠政治清洗，而毛澤東吸取斯大林的教訓，依靠群眾運動，掀起大規模的“繼續革命”風暴。 毛澤東執意發動1950年代中期的社會改造，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力實現了他的“社會主義”。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先是在大躍進中受挫，元氣大傷，不到十年，剛剛緩過來，又涌起更為狂熱的“文革”狂潮。 他要“抓革命，促生產”，要把中國人鍛造為“社會主義新人”，要把中國社會改造成為“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斗私批修”，“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折騰來折騰去，他到晚年時終于無奈地承認，現實的中國社會還是“與舊社會差不多”。他看到，市場經濟在計劃體制控制下仍然頑強地存在著，一旦放松控制，它就展現出無窮活力，人們就會把那些空洞漂亮的“革命”口號丟到一邊。 但是，毛澤東決不會承認他的理論不對，相反，他以詩人情懷和政治家的手腕，堅持與現實規律作對。他支持江青的勢力坐大，打垮了林彪，又再次打倒鄧小平，直到悍然鎮壓“四五”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而“文革”也就免不了以失敗告終。 中共的“社會主義”實踐一再受挫，先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災難，然後是19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十年的大動亂。實踐證明，“繼續革命”終究難以持久地壓制市場化進程，而隨著毛澤東逝世，它也就悄悄地消失了。 但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造就了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為共產黨專政提供了經濟支撐。“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造就的“公私合營”，在“文革”中悄悄一躍而為國有，使國有體制得以完善，“文革”失敗後，這一體制延續下來，繼續作為“社會主義”的象征。 不難看出，放棄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並以“繼續革命”維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權力之際，開始了它的蛻變之旅。 中共從批判陳獨秀觀點開始，經過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摸索著走出對“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簡單理解，對中國社會以及中國革命的認識，逐漸具體化。以此為基礎，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體現著中共在思想理論上的深度。中共主要以自己的努力達到這一深度，而後，列寧的《兩個策略》傳入中國，中共驚喜地發現，它與中共自己的理論很接近。這表明，延安整風之前，中共在思想理論上尚相對活躍，頗具活力，這對于其後來取得政權，的確有實際意義。 然而，中共取得了政權，它的“新民主主義”立即暴露出其理論基礎不足的弱點──它對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斷革命”缺乏了解和理解，這樣，它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分析，在與馬克思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相餃接時，容易發生斷裂。 毛澤東論述他的“新民主主義”時，斷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他當時還知道，“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不過，他實際上對于“經過民主主義”，亦即對于這一“天經地義”，其實只是說說而已。他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只是奪取政權的理論宣傳工具，一旦政治勝利在望，就已準備放棄了。 于是，在現實面對“經過民主主義”這一階段時，毛澤東的理論斷裂開來。他不再需要“經過”什麼，他一躍而過，運用權力造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然後就揮舞“繼續革命”的長矛，與“資本主義復闢”拼命搏斗。 “社會主義”罩在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社會身上，計劃體制罩在市場經濟身上，不可避免地，束縛現實發展的“外衣”時而有被撕裂之虞，而中共激進派則以“繼續革命”，企圖迫使現實屈從于其“外衣”。現實表明，中共的“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其“繼續革命”，只是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不斷革命”死灰復燃，它們只能以政治性的權威話語硬性支撐，經不起深入分析，就不得不硬著頭皮，不容辯駁，不許爭論，毛澤東所說即為金口玉言。從毛澤東的論“社會主義”，開風氣之先，造就一種理論脫離實際、回避爭論與批評的學風，後來的鄧、江、胡之類，更一代不如一代。 顯然，中國共產黨的蛻變，在毛澤東時代即已經開始。它口口聲聲“走社會主義道路”，面對現實社會矛盾，則以“繼續革命”來應付。它的理論脫離中國實際，現實中的自由化及官僚化都難以遏制，而它卻拒絕批評，自我表揚逐漸成為常態，“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中共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則實際蛻化為毛氏家族的專政。 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如今被排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意味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革命”激進性已經難以適應中共今日之需要，不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對于中共的統治有著現實的奠基作用，卻是難以否認的。 ■鄧小平“兩手都要硬” 中共以為，對于它執政造成的大災難，象當年六屆七中全會作《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一份類似的決議，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加上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就可以算作對人民做出了交代，承擔了責任。但是，它現在既然是執政黨，它現在擔負的政治責任，其實與當年大為不同，不是一份黨內決議就可以搪塞的。 一個自詡“最講認真”的政黨，執政近30年，就先後兩次造成全國性大災難、大動亂，事後，中共的數千高級干部開會總結，盡管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提出了許多尖銳批評意見，然而，爭議集中在中共本身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在“黨犯錯誤”還是“毛澤東犯錯誤”上糾纏，而對于中共本身對毛澤東專權的無能為力、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執政責任等重大問題，沒有多少反省。這樣，中共通過了一份黨內決議，盡管黨內仍然爭議難平，終究是算作交代，就可以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的偽共和體制，堅持排斥政治競爭。 不幸的是，中國民眾對于現代民主政治還很陌生，未與中共計較，比較有良心的中共官員也只是感嘆中國百姓沒有“打扁擔”，實在是“太好了”。于是，中共仍陶醉在享受“免費午餐”的感覺之中。 然而，“社會主義”光環消退，現實經濟的發展程度的決定意義就顯露出來。人們不在乎市場經濟是否“與舊社會差不多”，于是，一個幽靈，“自由”的幽靈，正悄悄地出現。人們對中共執政地位合法性的質疑、對現代民主政治的了解和向往，就在經濟自由顯示其魅力的同時，也變得揮之不去，驅之不散，漸漸地成為懸在中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鄧小平以務實而靈活著稱。他運用手腕，把改革開放的主導大權抓在自己手里，同時，面對黨心民心的變化，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表明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基本態度。 先前林彪有四個“念念不忘”，鄧小平有“四項基本原則”，對比一下，很有意思。 前者，念念不忘的是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突出政治、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其時，共產黨的領導權自五七年反右以來已經無人挑戰，大權在握，有恃無恐，問題是共產黨自己不斷折騰，要消除對它的任何挑戰，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挑戰。在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方面，中共可謂“進一步退兩步”，它的“念念不忘”與社會實際需要，正在脫節。 後者，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中共產黨領導為其核心。其時，中共的“大躍進”、“文革”一敗再敗，暴力革命得到執政地位之“一勞永逸”的“打江山坐江山”，其合理性消耗到歷史低點。中共為保證其執政地位，不懈地打擊和扼殺社會的自組織功能，致使獨立的社會力量難以生存，但是，無論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只要有開明之舉，自由化即無可避免。于是，中共進入到一個必須不斷重申自己執政地位（或領導地位）的類似螺旋的狀態。執政合法性的現代政治民主涵義，成為它難以擺脫的夢魘。 鄧小平後來指責趙紫陽對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是“一手硬一手軟”，實際是說，趙對改革開放的自由觀念，導致他對“四項基本原則”也以某種自由化的態度來對待。不過，趙的施政理念，其實是很自然的。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實際意味著自由化，而市場自由競爭的觀念延伸開來，政治競爭在現代社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打天下坐天下”、執政地位經暴力革命即一勞永逸，已是過時而陳舊的觀念。這樣一來，“四項原則”看似強硬，但是，政治越開明，它們就越是無足輕重。 而鄧要求“兩手都要硬”，經濟自由化要與政治專政相結合，這當然是極其困難的事情。結果，接連葬送了兩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和平時期，這很有些不同尋常。 經濟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步步向中共逼來。它有抵抗也有妥協，付出的代價可謂慘痛，只是，它有它的堅持，妥協讓步乃至改變的空間，就極其狹小。 其實，自“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經濟“自由化”就如影隨形，農村中有土地承包，工廠里有利潤刺激的所謂“物質原則”。“社會主義”與“自由化”之間難以平衡。毛澤東堅持以“社會主義”壓倒“自由化”，而到了鄧小平成為“核心”的時候，他不能不退而求其次，要求“兩手都要硬”。在“自由化”逐漸佔據上風之際，要阻斷自由經濟對政治的影響，而這樣的做法，又只能是為抵制市場化改革開闢道路。 “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後不久，即通過八二憲法，將城市土地規定為國有土地，這成為改革國有體制的嚴重障礙。可以說，這是“兩手都要硬”的最初實踐，波瀾不驚，順利過關。然後，具體實踐中則出現一次次的波瀾起伏，終于，改革停滯、官倒橫行，引起民間反彈，釀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沖突。 “六四”鎮壓後，“兩手都硬”一度成為主導，清算“自由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退去，結果是倒過來的“一手硬一手軟”，“萬馬齊喑”。鄧小平眼看不妙，不得不拼老命屢次南下為市場化造輿論，才迫使保守派退卻，中共正式確立了市場體制的改革方向。 那麼，實踐看來是證明，經濟自由化與政治專政相結合，實際上根本不可能。 但是，中共就是要挑戰實踐證明了的不可能。 它接受了市場經濟，同時，維持著它的一黨專政，這樣硬性結合，兩邊都有很大變化。中共這邊，借口市場化，對就業與醫療保障等社會主義因素形同放棄，對馬克思學說，更進一步地束之高閣，不再理會，專心致志地以權力與資本交易，從市場化中牟取利益。市場那邊，國有經濟大幅度調整其布局，同時，仍然依恃財政力量投資擴張，在“國退民進”之際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于是，在國有經濟力不能及的地方就任意開放，政府也無意在那里維持市場規則，市場化在行政控制、壟斷下無序發展。 在這種狀態下，表面上“發展是硬道理”，實則經濟增長成為發展的唯一內容，于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再現資本原始積累的瘋狂過程。在中共控制下，經濟自由進入一種極其扭曲的狀態，其特點是，市場力量支持的“國退民進”，掩蓋著“國進民退”潛流，一旦市場化受挫，後者即涌為滔天巨浪，而且順應著全球化趨勢，向國際市場蔓延。 其中的主旋律，是權力通過與資本的交易而豐滿、而膨脹，由此，釀成政治專政的極權化發展。自然，這樣的發展不能不表現為普遍化的腐敗，同時，也還有一大碩果，即所謂“計劃政治”。 “文革”的基本問題，集中體現為“接班人”問題，而在打倒了兩任接班人劉少奇、林彪之後，倉促選定為華國鋒，問題本身依然存在。 毛澤東逝世，“文革”失敗，中共痛定思痛，達成了反對“終身制”的共識。鄧小平態度堅定，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要改變這些制度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看上去都很不錯，然而，不開放政治競爭，這些就只能是大話空話，而其實踐，則只能是對“終身制”做些改良。 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他是中共第二代領導的核心，而比較起來，他與毛澤東，其實很是相象。他們都在多年里受到過壓抑、打擊，經歷過妥協、退讓，而一旦成為“核心”，即當仁不讓，一手遮天。毛澤東崛起時，中共黨內競爭狀態的空間還不小，張國燾、王明都曾與他勢均力敵。而鄧小平崛起，先是“文革”停滯不前，後來則是毛澤東逝世、江青集團失敗後出現一個特殊時期，他因勢利導，先逼退華國鋒，再力壓陳雲，“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方式有所變化的同時，跌入老人制衡的怪圈。 也正是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共黨內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或在中央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或在地方推行改革，以突出政績而在黨內形成威望。他們進入鄧小平“核心”圈子，須老人們慧眼推薦及點頭認可，體現為中共慣例，一時難以逾越，但是，這些比較開明的政治家手中握著權力，若延續時間能夠比較長，則中共改變其蛻變的方向，也不是沒有可能。 問題是，“兩手都要硬”的實踐，不可能風平浪靜，總會出現波瀾，而一旦風吹草動，保守派即興風作浪，力求改變鄧“核心”偏向于開明政治集團的狀態。鄧力群、胡喬木屢次發難都未能完全扭轉局面，而李鵬抓住八九民運興起的機會，再次觸及鄧小平痛處，一擊而功成。然後，又一次在倉促之中，于似乎是對立雙方之外的某處選定了一位接班人。這次是江澤民。 更有意思的是，把江澤民“扶上馬”，其保守表現卻又不能令人滿意，就再選一位，胡錦濤，作為江的後任。表面上，“文革”後的中共擺脫了“家天下”，告別了“終身制”，而這樣的體現長期計劃性的欽點，則實在令人驚訝。 “終身制”不能不打破，不打破則胡錦濤無法接班，但“終身制”的精神又必須延續，否則，選定的“接班人”在其任內，或選定的後任“接班人”的接任，都會有變數──黨內競爭其實是自然存在的，只是被強制地排除或限制而已。 作為“終身制”的一種改良，“計劃政治”，一種有限的“終身制”，就這樣釀造出來。它的“終身”意義有限，不能無限期地延續，而它的計劃性則明顯，亦即排除黨內民主的競爭機制，“核心”在其“終身”限度之內一般不受挑戰，可以順利連任，大體上一朝為“核心”，十年掌大權。早先，鄧小平對趙紫陽就有過讓其作兩任總書記的話，這可以視為這種一任“核心”兩任十年的最初表示。 鄧小平對江澤民“送一程”之時，一度因為不滿意而起了將其廢黜之心，江急忙轉舵妥協而避過一劫。這意味著，老人定下的事情，老人自己可以推倒重來，一旦這老人離去，其選定“核心”的安全性就大為提高，再將其扳倒就很不容易。“終身”也好，“計劃”也罷，中共體制，終究拖著一條不光彩的尾巴。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而例外之事若一再受到遵循，也可以成為常規。鄧小平從華國鋒手中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在胡耀邦、趙紫陽任內，以此顯示其“核心”地位，即使退出中央委員會，也還是不放手，直到江澤民上台。以普通黨員之身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在鄧小平那里看來有些偶然，到江澤民效仿之際，就有了一種慣例之勢，那不光彩的尾巴上，又多出了一縷異常的毛色。 由此，再來看鄧小平所謂“兩手都要硬”，實際上，他真正硬的也是一手，亦即中共的一黨專政。他以中央軍委主席作為其專政的工具，阻止中共黨內的自由化傾向。在和平時期，這樣堅持“槍桿子里出政權”而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只能證明，中共無法進步為一個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的政黨，它在蛻變為一個依靠刺刀的極權集團。 ■江澤民“三個代表” “計劃政治”的一大特點，從一開始就顯露出來，即老人“欽定”其“核心”。這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無論江澤民或胡錦濤，他們與胡耀邦、趙紫陽不同，很難說他們是黨內成長起來的政治領袖，最多只能說，他們是老人們看中的“接班”苗子。 當然，“苗子”未必不能成為政治領袖，問題是，他們必須盡快證明他們的政治實力。 江澤民的特殊在于，他接任中共總書記時，多位老人還在，特別是鄧小平、陳雲都還在，他的處境與其前任胡、趙頗有相似之處，一時還難以自由施展。而在經濟方面，因為對待市場經濟保守而氣短，就連李鵬也被迫對朱**基忍讓。這樣，“江李”居然顯出了某種“無為而治”的姿態。 然而，鄧小平逝世的翌年，江澤民就借洪水而興風作浪，舍分洪而大肆調動軍隊，以臨戰姿態驗證其權力的實際把握。此後，事隔一年多，2000年2月，再從政治思想領域下手，提出他的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其第三代“核心”頭上罩起了光環。于是，這棵“苗子”似乎一下子生長成為一株參天大樹。 所謂“三個代表”思想，其實並不復雜。據江澤民論述，“總結八十年的奮斗歷程和基本經驗，展望新世紀的艱巨任務和光明前途，我們黨要繼續站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勝利前進，歸結起來，就是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口氣很大，但也只是涉及中共自身，充其量是對中共建黨理論歸納出一種新的說法而已。 但是，在中共官方的宣傳中，它可真是不得了——瞧啊，它在理論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新貢獻”，“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標志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的統一與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而其現實意義，在于它“集中概括了我們黨和國家全部理論活動、實踐活動，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準則、根本依據，是指引我們黨和國家新世紀偉大進軍的行動指南”。 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所謂現實意義，而那三條“理論意義”，最後一條歸結到建黨學說，還算沾邊。 對比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那里對共產黨的說明，是將其視為一個在工人政黨中顯示出自己的先進性的政黨—— 它“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先進性體現為，它在工人運動中“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這樣，它“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 這樣來看，共產黨，的確應該有其先進性，不過，這種先進性，是以其遠見卓識而在各個工人政黨中表現出來，而非依恃權力而來。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成為執政黨，它的氣魄，就比馬克思恩格斯大得多了。它成為一個不能容忍面前出現政治挑戰的特殊政黨，其它任何政黨生存的先決條件是，不能爭取執政、必須服從它的領導，亦即成為它的附庸。為此，它提出它的特殊原則，即它領導一切、永遠執政。由此，生出它的許許多多的特殊利益，其中，特別與它原本身為工人政黨的身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它對工人運動的條件有其特殊規定︰工人不得自發組織他們的工會，更不能獨立地組織他們的政黨，一切都由它來代表，服從它的領導（控制）。 這一切，到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確是更為清晰了，更為光彩奪目了。 在身邊智囊幫助下，江澤民以他的“三個代表”思想，在建黨理論上的所謂突破，只不過是再度強調先前甦聯共產黨已有所論述的所謂“全民黨”而已，而其獨特貢獻在于，將中共的“永久執政”地位突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由此而連帶地引出了所謂“資本家入黨”。 依照共產黨的傳統觀念，它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進入到無階級、非對抗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似乎應該有所變化。于是，從甦共開始，有了“全民黨”的概念。現在，中共也在其十六大通過的黨章里這樣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查閱中共掌握政權以後的幾個黨章文本，先前的表述還比較傳統，諸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八大），“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九大）。到江澤民任總書記的十四大，出現了變化，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顯然，其十六大通過的黨章，是順著這個變化而明朗化的。 這樣規定，意義有二，一是“全民黨”，一是“領導核心”，即永遠的執政黨──倘若這個“領導核心”不能執政，即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失敗。可以說，這一觀念對中共而言，早就不言而喻，然而，在自己的黨章里這樣將自己默認為永遠的執政黨，的確體現著共產黨建黨理論的一大特色。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樣的話語，到中共十四大的1990年代初寫進了黨章，體現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中共的應對立場。 中共取得政權，成為執政黨，應該說，直到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受到真正的挑戰。其間，只是在1957年整風之際，毛澤東再三要求人們提出批評意見，才有人大著膽子，秉承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批評了“黨天下”，出現“輪流坐莊”的說法。這種意見依據的是共和制度下的常理，結果遭到中共嚴酷打擊，一蹶不振。 那麼，可以說，改革之前的社會默認中共為“領導核心”，它似乎不必在其黨章里作相應的規定或說明。 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進而正式接受市場經濟，自由與競爭的觀念與精神再度脫穎而出，為自己開闢發展的空間。這樣的變化從經濟中發端，在政治上也有反應，于是，自由化在“解放思想”的氣氛中不斷地沖擊著共產黨專政的觀念。 對此，中共當然是有警惕的。它接受市場經濟時，不僅給它帶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而且修改黨章，明確將自己規定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當時人們苦于“六四”鎮壓後對自由化的空前的壓力，鄧小平“南巡”時一句“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令人們感覺振奮，似乎沒有在意中共的小動作。 然而，永遠執政的黨，看上去要象個“全民黨”，似乎才是名正言順──不再只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更作為全民的先鋒隊。中共與社會階級之間的聯系變得模糊不清，永遠執政的偉業才清晰起來。不過，觀念中這樣繞來繞去，卻繞出一個頗有些尷尬的印象︰不滿足于只是工人的先鋒隊，乃因為工人不一定是“先進生產力”，市場化時代的“先進生產力”，其實是以企業主階層，或資本家，為其代表。于是，“資本家入黨”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三個代表”思想對“資本家入黨”沒有明確的論述，只是含糊地承認，中共必須擴大其社會基礎，也就暗示了“資本家入黨”的實際需要。 “資本家入黨”本身不是什麼問題，共產黨歷來沒有明確禁止資本家入黨，資本家成為黨員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資本家作為個人入黨，畢竟不同于資本家階級成為共產黨的社會基礎。 其實，所謂“全民黨”，只是“社會主義”幻象的一個側面──社會主義意味著消滅階級，則工人政黨也失去了意義，于是，它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執政，就成為“全民黨”。而現實的“社會主義”，不僅無法消滅階級，而且階級之間的對抗性更為鮮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即使它身為工人政黨，也須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然而現實的問題是，它為了它的永久執政，以“全民利益”的名義下，放棄工人政黨或左翼政黨的身份，重組其社會基礎，亦即權力、資本及知識三方精英在它的控制下實現新的結合，組成為權貴階層。 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明確堅持它作為永遠的執政黨，與它重組其社會基礎而轉為右翼政黨，是同一變化的兩個側面，而這個變化，就是它的蛻變。 現代市場經濟，是企業家主導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他們作為企業家，為追逐剩余價值，為使企業有利可圖，必須表現出謀求發展、追求創新的沖動。中共從敵視市場經濟，到接受市場經濟、承認市場體制為改革目標，意味著它的“社會主義”不能不向市場經濟低頭妥協。 奇妙的是，這一低頭妥協卻表現為，把非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套在現實中市場經濟尚在發展的階級社會頭上，“社會主義”成為一個怪胎。中共則以這個怪胎的名義，從工人政黨一躍而為“全民黨”，它的永久執政，以及其它黨派只能是它的附庸，也似乎都順理成章了。 以江澤民時期為一個轉折點，中共明確強調它作為永久執政黨的身份的同時，也承認它已突破作為工人政黨的“局限”。它的蛻變表現為，名義為“全民”實則為右翼政黨，開始把權貴作為自己真正依靠的社會集團。 ■胡錦濤“科學發展” 江澤民喜歡表演作秀，到了讓人討厭的程度，于是許多的人們對胡錦濤寄予期望。江澤民不放手軍委主席職位，遭到輿論譴責，而胡錦濤剛剛表現出一點兒“親民”模樣，即得到一片“胡溫新政”的歡呼。 無奈，胡錦濤其實是個極其平庸之人，他不可能在人們關注的政治改革方面有突破之舉，他能做的事情，是把這架黨政機器的主旋律彈奏得更讓人難以接受。他的平庸，表現為他的墨守成規，將一黨專政從“大國崛起”發展為依恃經濟增長而在全球範圍內挑戰自由市場經濟，將轉向右翼發展為深度依賴權貴階層。與此同時，他也不能不繼續走“創新理論”之路，然而卻越走越有興致，不斷拋出漂亮的理論口號，以包裝嚴峻的社會現實，兩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 平庸之人在“創新理論”方面未必是低能之人，甚至有更大的熱情。鄧小平本不以理論見長，他也不在乎什麼理論創新，一切都講究實用，“貓論”“摸論”之類，都以通俗話語為人所理解。而江澤民，在其任上接受了市場經濟，對于理論創新，有他的實際需求，只是，中共理論家們實在是不懂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本無法創新，結果只弄出個建黨理論範圍內的“三個代表”思想。那麼，到了胡錦濤掌權，中共的理論水平未見有什麼改善或提高，而理論創新不創新也實在意義不大，然而，胡錦濤不甘寂寞。 似乎是為了讓所謂“胡溫新政”真有新氣象，他一上來就口號不斷，新三“民”姿態，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真個是天花亂墜，讓人目不暇接。胡錦濤本人一臉缺少表情的尊容，喊口號作秀的本事，倒是比江澤民不遜色。 具體而言，江澤民還算有開拓創新之勇氣，十四大接受市場經濟，十五大隆重推出“鄧小平理論”，十六大再為“三個代表”思想加冕，一步一個腳印，而且他很是“先人後己”，忙完了鄧小平的事情再干自己的事情，實在勞苦功高。胡錦濤在前人的肩膀上，與時俱進，快馬加鞭，一任之內的十七大，即完成了自己的事情，把“科學發展觀”之類寫入祖譜序列，而且將這一序列隆重命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相輝映，簡直壯觀得不得了。 這樣當然有其好處，即十八大不必在那“序列”上再費心機，可以喘口長氣兒，專心于政治權力再分配，而不太好之處，則是不免造成某種壓力──未來的新“核心”若不能在其第一任內完成對那個“序列”的貢獻，就不免給人以遜色的感覺。 平庸之人在政治權術上也未必是低能之人，而胡錦濤，以其長期準備接班狀態的磨練，不動聲色地操縱局勢，使得“計劃政治”的一代“核心”兩任十年一思想，這一權力周期與理論周期，在他手中穩定下來，對中共這黨機器的運行，有他的實際貢獻。 不過，穩定之中有變數。鄧小平、陳雲諸老已逝，江澤民以及李鵬、萬里諸老，其“老”的意義有所不同，對于新的“核心”之產生，權力之爭的態勢就有變化。有分析說，胡錦濤面對黨內危機四伏的現實，以卸下“國家主席”而爭取三連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有實際的誘惑力，甚至將他的兒子納入接班序列，在“太子黨”已成風氣的中共黨內，也已不是太離譜的選擇。這樣的話，“計劃政治”就面臨新的大波動。 中共內部歷來“山頭”林立，只是它們的政治競爭性尚不明顯，因為在“偉大領袖”專斷的環境里不能不自我收斂。後來，歷史形成的“山頭”逐漸淡化，新的派別悄悄形成，這時，競爭性也更為明顯。胡錦濤是否真有膽魄玩出大的花樣，人們可拭目以待，而無論如何，這種狀況看來表明，實際上出現了一種錯位──計劃體制時代，“計劃政治”在中共“八大”之際本來有呼之欲出之勢，表現為以“集體領導”取代毛澤東個人專斷，卻終于夭折；而到了市場化改革開放，中共正式接受市場經濟之時，“計劃政治”反而成形，但這時，與黨政機器運轉較為有序的狀況形成對照的是，其派別及家族的多元化也逐漸突出，無序狀態如影隨形。如此，中共一黨專政在20世紀才降臨，到21世紀才顯出其走向規範化的模樣，實在是逆天時而悖地利，與現實經濟基礎天生就不適應。 平庸之人對他的黨的蛻變，其實也不失敏感，而且很惱怒很頭疼，只是，他沒有辦法，更沒有魄力改變現狀。 中共的蛻變，以堅持它的一黨專政為主旋律，堅持它作為一個特殊政黨，有其特殊原則和特殊利益，然而，先前一向是罩在“左”的光環之下，而江澤民時期開始于“六四”鎮壓，中國社會的理想主義被浸在血泊之中，而中共在鄧小平的壓力下接受了市場經濟，于是，向右翼政黨轉變日益明顯。它更為強硬地限制民眾權利，拋棄工農勞動階級，投入權貴懷抱。到胡錦濤時期，社會矛盾趨向尖銳化，中共嘴上一套，實際另一套，其蛻變已無所顧忌。 基于經濟增長的“崛起”，使中共躊躇滿志，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際，中國經濟本身，則因為市場經濟剛剛在展開，起伏之間“宏觀調控”頻頻出現，它的周期性似乎正在形成之中，全球危機與其本身危機相互間有影響，卻尚未形成周期“共振”。這樣，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仍能保持增長，中共的得意自大，時不時地溢于言表，當年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感覺，又膨脹起來。況且，這一次，這種感覺有“經濟基礎”作支撐，埋葬全球資本主義的景象似乎真的觸手可及，“中國模式”，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終于在毛澤東之後的第四代領導人面前出現了麼？ 一黨專政固然不大好听，但是，一旦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系起來，居然就“與時俱進”，變成為一種讓人感覺其閃閃發光，實則讓人莫名其妙的“中國模式”。 胡“核心”以其“團派”出身，在這方面有其特點。不久前網上流傳一份“中共內部座談會部分談話”，其中談到，當年傳出毛澤東談論“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身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任重而道遠”的一席話，“我听說後，興奮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後，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參加這場決定誰勝誰負的最後斗爭”。筆者一位友人，畢業于清華大學，當年也有類似的經歷和感受，至今歷歷在目。可以相信，胡錦濤以毛澤東的哲學與抱負自我安慰，以為把毛的說法套在現實中共的頭上，中共的胡作非為就可以合理化，是他的精神勝利法。 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們何以那樣聲嘶力竭地反對“西方式”民主，反對“三權分立”與多黨制。人們看到，它標榜的“民主”是它自己控制下的偽民主。它以黨權執掌行政權，直接控制司法權，而立法權，即使它的黨員官僚已滲透、掌握立法機構，它也還是竭力防範，唯恐立法權以監督而突破其控制，威脅到它的一統天下。至于它所謂“多黨合作”，合作的條件是其它黨派無條件接受它的領導、成為它的附庸，從而生造出一種以“政治協商”為外衣的“主僕合作”模式。這樣的惡劣行徑，在中共官僚眼里，只要它們與“埋葬帝國主義”、“最終解決誰勝誰負”相聯系，就算不得什麼了。 面對市場經濟發展引發的自由化，特別是權利意識覺醒、公民社會逐漸生長，“胡記”中共已經完全失去了左翼政黨應有的本能反應，反而，從它的大小官僚的現實表現可以看出，他們從心底里生出厭惡民眾、敵視公民社會的感覺，唯恐民眾的自由發展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 人們原本對胡錦濤抱著很大的希望。他們當然知道，胡錦濤難以根本改變中共一黨專政的傳統，然而，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要求擴大中共的社會基礎，對企業家有所重視，都有其合理性，其蛻變也多少有些模糊，有些不確定性，因為此時，官僚與資本結合為權貴階層，尚處在不穩定狀態。胡錦濤接手之際，若能以較廣闊的政治視野，運用政治智慧，做出某種調整，其實還是有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扭轉蛻變之勢。 但是，胡溫集團徒有“親民”之表，實則，他們無情鎮壓異議人士，竭力控制網絡輿論，對失地農民和被拆遷市民頻頻使用武力，對權貴階層，則消極坐視，甚至曲意逢迎，讓其成長壯大，羽翼迅速豐滿起來，它們對各種社會事務的影響力之大，讓人難以想象。 如今，80後、90後的崛起，是社會變化中引人注目的側面，而人口老齡化，也是現實的趨勢。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官僚氣已是極其深重。年輕人入黨，大趨勢是在龐大的黨政機器中同化，獨立思考能力減退，趨利逐流蔚然成風。這樣的政黨，難免老態龍鐘，蛻化之勢實難逆轉，不過，社會新生代中黨員與非黨員的差別，很可能是未來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 ■蛻變主旋律︰特殊利益 梳理至此，人們對于中共的一些疑問，看來容易解答了。這些疑問，可以歸納如下︰ ——中共究竟有沒有它的“自身利益”，或者“特殊利益”？ ——中共為什麼堅持其“共產黨”的名稱？ 《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麼就是說，共產黨沒有什麼不同于工人階級利益的“特殊利益”。共產黨是政黨，它會爭取執政，而《共產黨宣言》說得很明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則共產黨執政是為工人階級執政，其中沒有什麼特殊利益。 這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那麼，共產黨存在，不排除其它工人政黨或其它別的政黨的存在，共產黨執政，不排除其它工人政黨或其它別的政黨也可以爭取執政。 而問題就在于，共產黨執政後，無法真正鏟除資本主義，相反，它面對著市場經濟長期發展的現實過程，于是，滋生了它的“特殊利益”，它成為了一個“特殊政黨”。得以執政的共產黨，最初看來或多或少有些不得已，後來就越來越自覺地排斥其它政黨的存在。考茨基當時寫了一本小冊子，《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對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提出尖銳批評，他寫道，“立憲會議可以為了工人的利益實行一切可以實現的事情，而且比布爾什維克單獨地干要做得更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這樣就得要求布爾什維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來干，不能作為一個專政的黨，從上面來發號施令。”布爾什維克以鐵腕排除政治競爭，開了共產黨專政的先例，由此，即開始形成其特殊利益。 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國社會里是一個特殊政黨。 中共的這種狀態，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官方理論界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人們注意到，《學習時報》最近有兩篇文章，一篇是方工的《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一篇是王長江的商榷文章《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在網上，則有章文的一篇評論，《“永久執政”是黨的最大利益》，點產了這一“利益問題”的關鍵。 顯然，方工表達的是他的希望，即中共仍然還是共產黨。他援引《共產黨宣言》的論述，認為中共“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實現人民利益服務，不僅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主張自身利益”，但是，他不能不更進一步，斷言“在我國社會變革的現實中，黨有利益說不符合社會實際”，似乎所謂“中共仍然是共產黨”不僅是其希望，更是客觀現實。這是中共官方理論家的通病，也是他們的悲哀︰無論他們是否真心論述馬克思學說，都要罔顧現實，為中共臉上貼金。 相對而言，王長江是比較正視現實的一位學者，但是，顧了現實，理論那一頭就多少有些顧不得了。王長江的“商榷”直言不諱，直言中共有其“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共產黨宣言》說得很清楚，方工的看法也很明白，所謂中共的“自身利益”，是指同工人階級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這些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而王長江就不得不耍個手腕，回避《共產黨宣言》那個明確論述，硬說“從革命領袖的論述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黨沒有自身利益”。這樣一來，這個爭論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因為，爭論涉及的恰恰是，中共究竟有沒有《共產黨宣言》明確否定的、與工人階級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王長江論述中共的“自身利益”，以它的活動經費為例。他看上去理直氣壯地問道，“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麼？”他說，“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這一針扎下去，差點兒就見了血，只可惜那進針的手停了下來，看來是竟然不願意扎出血來——任何政黨的活動經費都來自該黨黨費，它們與人民財產當然不是一回事，而共產黨若僅以其黨費為其活動經費，也談不上它的利益與工人利益有何不同；但是，中共不同于世間其它的政黨，它的活動經費不以其黨費為限，它自封為“永久執政”的黨，把人民財產視為其活動經費，似乎理所當然，這樣，它的“自身利益”當然是“特殊利益”。 王長江認為，“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當然不錯。問題是，中共的現實利益體現在，中國的工人政黨唯中共一家，正如官方工會在中國唯此一家一樣，其它的工人政黨不允許存在，而其它黨派，即所謂“民主黨派”，則須經閹割才能存在，亦即，它們必須服從中共的領導，必須以貫徹中共意志為自身生存條件。 顯然，排除其它工人政黨、閹割其它黨派，且以國家軍隊為自己之“黨軍”，以保證自己“永久執政”，方為中共的最大利益所在，而這些限制條件，正構成了中共利益之“特殊”。 中共肆意橫行，把個中國政壇弄得如《紅樓夢》所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淨”，然後再鼓動人們渲染，說是，中國沒有什麼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若被推翻則中國必將大亂，其厚顏無恥，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那麼，中共以其“特殊利益”蛻變為“特殊政黨”，在市場化進程中，它縱容權貴階層生長壯大，使得中國徒有“社會主義”之名，難以遏止權貴資本主義惡性發展，這樣一個政黨，何以還不願放棄它的“共產黨”之名稱？這樣做，究竟有何好處？ 答案很簡單︰放棄了“共產黨”之名，則它“混同于”一般政黨，就不能再那樣看上去理直氣壯地高喊“抵制西式民主”、“反對三權分立”，它就不能不正視政治民主化，不能不放棄政治壟斷、面對政治競爭。 現實就是如此微妙︰中共的利益特殊，卻隱藏在“共產黨”名義之下。 《共產黨宣言》講得很清楚，但它畢竟是馬克思時代的文獻，而共產黨的實踐，造成了排斥其它政黨存在的現實傳統。這樣，“共產黨”三個字，在世間似乎即意味著一黨專政，不能一黨專政的似乎就不是共產黨。既然如此，中共好端端地執政，何苦要放棄“共產黨”這塊招牌！ 接下來的問題則是，中共如此這般，遭受過不得了的挫折或失敗，還是強悍得不得了，它的大權在握，究竟有幾分“可持續性”？ 這是一道現實的難題，超出了這里考察中共蛻變的範圍，在這里只能簡略而言之。 中共執政以後，基本就已經不再把歷史規律之類放在眼里，“文革”前就“奇跡”不斷，“文革”中出現一個“奇跡”的高潮。“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奇跡”沉寂了幾年，到1980年代中後期，似乎又有了再現“奇跡”的心氣，而到了1990年代，“六四”傷痛漸漸“被淡忘”，經濟增長的能量在多種因素作用下持續釋放，于是又進入到“奇跡”的高潮之中。 然而，在“奇跡”背後，中國的發展變化展現著它自身的規律。 中國人口在60年里從4.5億增長到13億，增長約兩倍，其中，近30多年實行以行政控制“一胎化”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增長速度減緩，人口老齡化趨勢出現，生育意願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變化，同時，獨生子女普遍化的諸多社會問題也逐漸顯現。 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在其人口迅速增長之際，其城市化進程一度相對緩慢，計劃體制下的工業化進程，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城鄉二元化的格局，爾後，城市化在改革開放年代迅速發展，但仍維持著城鄉居民身份差別的特殊格局。 工業化的進程，在計劃體制下偏重于重化工業化，管制一旦放松，則自然地出現工業結構輕型化的趨勢，而信息化、網絡化更是得益于管制力的局限而蓬勃發展，而近年來，在醞釀“國進民退”潮流的同時，重化工業化再度興起，民營經濟也順應市場化的趨勢而卷入其中。 多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形成之中，民族主義顯示其生命力，同時也在民族矛盾中顯示出某種對抗性。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體制，可以表現為對少數民族的尊重，然而，這種尊重的形式化，以及漢族同化其它民族的趨勢，往往表現得更為強烈，特別是在新疆、西藏地區，民族矛盾較為突出，自治在專政的壓制下愈益萎縮。 中華民族在現代國家的門檻面前徘徊已久。在戰爭結束的和平時期里，在市場經濟全球進程展開的趨勢推動下，其發展能量的釋放是一個極其自然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在計劃體制下受到壓抑，則近30年來的發展變化，是一個“回歸自然”的過程。 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共的管制與壟斷松動，經濟就增長，就繁榮，而中共仍迷戀管制與壟斷，置正常的政府監管于不顧，則致使經濟增長的環境生態代價極其高昂。 中國共產黨很願意讓世人相信，在它領導下，才“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才實現了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奇跡”，而它極其不願意人們關注的是，它對政治折騰的持續痴迷、它對市場的諸多壟斷與管制，一直是市場經濟難以正常發展的嚴重障礙，也一直都在扭曲著市場經濟。 中國共產黨處心積慮地打擊和壓制獨立的社會力量，將一切可能對其執政地位形成威脅的發展變化都扼殺在搖籃之中。這樣一個龐大工程，造成了憲政、法治的荒蕪狀態。中共將其標榜為“抵制西式民主”，實則，僅僅為了它的一黨專政而已。這樣，中國數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奇跡”被突出，挫折被淡忘，民眾得到的實惠，在巨大的國家財富面前，相形見絀。 中國人在一百年前推翻了皇權專制，一直未能實現憲政，法治進展緩慢，陷入了黨權專政的怪圈。現在，中共維持其黨權的意志很堅決，民眾對于憲政、對于法治，則總是顯得猶猶豫豫，左顧右盼，心神不定。 那麼，“奇跡”正未有窮期，若要見證歷史規律，的確需要耐心。 ■結語 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歷經數百年，至今仍顯示著活力，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市場經濟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趨勢逐漸清晰起來。由此來看，這樣那樣的“社會主義”實踐，其實都只不過是這兩大趨勢在運動中蕩起的一堆浪花而已，看上去五光十色，免不了還要落下去，順應社會深層運動中的主旋律。到1980年代中後期，對歷史順序變化懵懵懂懂的共產黨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進程，不得不正視政治競爭，而這時，它們的競爭力早已萎縮，接二連三地丟掉了政權。 而中國，在這個階段上跌跌撞撞，百年間的發展十分曲折，未來何時能走出這個階段，還渺茫得很。出現這樣的狀態，特別是因為，在全世界多數共產黨對歷史規律低下頭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拼死抵抗，不惜調動數十萬軍隊，悍然對和平示威的民眾大規模使用暴力，將民主運動浸在血泊之中。 然後，它顯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試圖淡化矛盾沖突，同時，以發展市場經濟、刺激經濟增長，緩和矛盾沖突，延續它的一黨專政。 中共這樣做，成就極其顯著，代價極其高昂。 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以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勞動者低收入、民眾低人權為其特點。即使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在中共堅持的國有體制支配下，仍然步履維艱，而黨政官僚的腐敗、社會分配的不公，同樣難以遏制。 同時，中共自身，也在付出蛻變的代價。人們看得很清楚，蛻變正在成為中共的主旋律。它堅持一黨專政，維護權貴利益而與民眾為敵，在市場經濟全球化與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奏出它的極具特色的音調。 這一過程，目前還在繼續，將來如何，可拭目以待。</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