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在北大的四年中，听过多次讲座。大多是校学生会组织的，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办公楼礼堂，晚上七点开始，常常两个小时左右。 </div><div><br /></div><div>在听过的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侯仁之先生讲的“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这不光因为我是学地理的，更因为侯先生讲的实在好，两个小时里，坐得满满的礼堂简直是鸦雀无声。记得另一次讲座，一位教授讲唐诗，一开始礼堂也挤得满满，可不一会儿，人们呼噜呼噜的退场。北大学生很挑剔，决不肯浪费一点时间。那次我倒没退场，反而跑到最前边，伸开了胳膊坐着，两边座位都没人。 </div><div><br /></div><div>还说侯先生，他一开始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城会出现于此，并且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他提到一种解释不对，又一种解释还不对，那到底为什么？侯先生卖了个关子，讲起他五十年前，还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从南方到北京求学，坐着火车行驶在大平原上，一天，两天，村庄，农田，一望无际。直到又一次暮色降临，到达了北京，这时他看到了西边和北边的群山，感觉像是坐了一艘轮船，一直在大海上航行，直到山边靠岸停泊。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多年之后，当他在外国人的书上看到了一个词：北京湾，头脑中马上又浮出了这个印象。若海水上涨几十米，北京小平原不就变成一个三面环山的浅海湾了么？三千年前的北京虽然不是海湾，却也被沼泽、水淀封锁，从南面只有沿太行山东麓的唯一通道，最后渡过永定河才能到达北京小平原。那个古渡口所在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卢沟桥。过了古渡口，路分三条，西路走海淀过南口，盘旋西上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中路向北经古北口，直上内蒙高原，东路可达海边，再北出山海关进入东北大平原。于是，像许多世界名城的诞生一样，在永定河古渡口边应当出现一座城市了。 </div><div><br /></div><div>仔细想想，侯先生那么一席话，核心内容不过是：北京城所以诞生并发展，因为这里是交通大动脉上的咽喉处。不过，若这么直接一说，还有谁愿意听呢？侯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以五彩缤纷的画面来展示学术概念。老先生肚里的东西也多，从“蓟”开始，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的北京，蒙古骑兵的刀光，后海的江南粮船，海淀的“淀”和“甸”，太多了。 </div><div><br /></div><div>侯先生个子不高，但底气十足，一拍桌子带倒了暖壶，又手疾眼快一把扶住，全场轰然一笑。他极善渲染，赛过说评书的。比如讲到北京的皇家建筑：“你可以写诗、画画儿，用各种方式去颂扬皇权。可是通过一个城市的建筑和布局来烘托、来突显皇权的威严，在这一点上，北京可算是登峰造极。整个城市就围绕着一个思想、一个主题：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侯先生的绘声绘色让一座明朝的北京城突兀在眼前，那正南正北的街道，那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不论身处城里的哪条街道哪个百姓的院落，都能抬头看见雄踞全城中央的景山顶上，那皇权的象征，金碧辉煌三重顶的万春亭。写到这里，侯先生抑扬顿挫的声音似乎又响起在耳边。 </div><div><br /></div><div>当年北大学生太珍惜时间，尤其是理科的。像我们班，没几个人舍得去听与课程无关的讲座。我肯定是班里听讲座最多的。因为我想，那可都是顶尖的大学者，机会难得。再说咱虽然考上北大，可除了数理化，其它知识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水平。那年（１９６６）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后来三年初中（７０届）更没学什么玩意，高中干脆取消了。此时听听讲座，多少补一点。 </div><div><br /></div><div>记得那次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讲怎样提高英语四会（听、说、读、写）能力，我们班的可去了不少。那天的小礼堂爆满，最后连讲台上，就在李教授身边也坐了不少人。事后有同学评价说，论精彩比侯先生的讲座还差了一截，不过呢，听李先生的讲座是“做正功”，听候先生的是“做负功”。这是模仿班里Ｍ的说法，凡“干正事”，就是对所学课程有帮助的事，叫“做正功”，而与课程无关的事，聊天、看报、看电视，叫“没做功”。如果某事太吸引人了，太让人分心，以致影响了学习，就叫“做负功”，比如看了一场好电影。所以，说侯先生的讲座是做负功，等于说太精彩了。 </div><div><br /></div><div>还有一次是宗教研究所的副所长（可惜日记中没记下他的名字）讲关于基督教。那次也是听众爆满，还差半个小时就没座位了。后来窗台上、走道上、讲台上全都坐满了人。最后结束时，学生们竟不像往常那样争先退场，而是长时间鼓掌。平心而论，那次的成功主要在于宗教知识太有吸引力了。１９４９年之后宗教一直受打压，尤其是基督教。我们这些新中国长大的青年对宗教所知甚少，光是那些名称就让人糊涂，什么基督教、耶稣教、天主教，都谁跟谁呀？这次的讲座算是给理清楚了：从犹太教开始，如何发展出基督教，后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相争分化出罗马的公教会（天主教）和另一边的东正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又从罗马公教会分出了新教（中国人称之为耶稣教）。讲座涉及到每个教派的主要特点，旧约和新约是怎么回事，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意思，基督教在中国的四起四落。总之，这是一次基督教知识大扫盲。 </div><div><br /></div><div>接着又是一次关于伊斯兰教的讲座，对我也是一次扫盲，还真弄明白了几件事。比如，伊斯兰教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它就是靠战争发展壮大起来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先后打仗６５次，其中２７次亲自上阵。还有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过去辱骂回民的人说猪是他们的祖宗。实际人家是嫌猪太脏，传说穆罕默德率军征战时遭遇过一次猪瘟，还死了不少人（古代的“猪流感”？）。 </div><div><br /></div><div>随后又是一次关于佛教的讲座，是任继愈先生讲的。主要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化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任先生名气不小，但讲的一般，当然包含的知识量也不小。 </div><div><br /></div><div>还有一次是民国史研究所（？）主任孙思白先生讲［民国史及人物纵谈］。记得此讲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正题”之外的。比如他讲到民国史不好写，最难就在“如实写”。他没有明说“共产党歪曲历史”，而是温和地点到一些事，比如共产党讲抗日战争不讲国民党的抗战，实际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牺牲巨大，讲北伐只说叶挺的独立团，实际上比起整个北伐军来独立团的战绩很有限。这是１９８０年，能说到这步已属不易。其实就连孙先生自己也难免“头脑僵化”。比如有个学生提问，蒋介石是否一无是处，对蒋是否也应该一分为二？孙先生明显生了气，几乎有点激动了，说：是啊，蒋也有好的一面，他个子很高，声音很大，…。．言外之意蒋就是个１００％的“坏蛋”。 </div><div><br /></div><div>其它还去听过几次讲座，但没留下多少印象，只是在日记中有记载。比如：电子所所长吕保伟讲的［空间科学技术］，北大一位教授讲的［世界经济地理］，音乐学院一位姓马的先生讲的［柴科夫斯基和他的音乐］，未来学会一位先生讲的［试论共产党面临的问题］，题目很引人，但讲的却“循规蹈矩”。我在北大听的最后一次讲座是在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已经快毕业了。那次是宁德厚先生讲的［神曲之王亨德尔］。 </div><div><br /></div><div>快三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得当年每次去听讲座时那种“暂得一时闲”的愉快心情。不过，就在开始前的几十分钟里，（我每次都提前至少半小时去，怕到时没有座位了），还是要拿出个生词本来背英文单词，因为前后左右大家都在那么干。直到讲座开始了，才真正把功课完全扔到脑后，跟随着讲演者进入到一片未知的疆域里。那是一种享受，比看书强多了，只有一个多小时，演讲者必须拿出些精华来。而他们又是各自领域的顶级学者。不过，有些讲座我还是放过了，一是讲座常有，就不觉得那么宝贵了，二是功课的压力，尤其是快考试的时候。 </div><div><br /></div><div>三十年回首，真希望时光倒流，再把大学四年重过一遍。这次咱就要一个不拉，所有的讲座都去听。 </div><div><br /></div><div>（未完待续） </div><div><br /></div><div>□ 寄自澳大利亚</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