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一种对自我经验的反动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无论如何，我相信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都是政府有意识地退出部分市场领域，让民间力量切入，引入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竞争，才促成了30年的发展。这应该是各个阶层能够接受的共识。否则，30年前所谓解放思想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就没有具体的历史意义了。换句话说，过去30年，有条件的国退民进，才是发展的主旋律。而现在，如果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成为了当下发展的方法论，甚至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到了一种反向操作的时候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层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口号言之凿凿，岂有走回头路的道路。所以，我的问题只能是：既然中央政府并没有倡导“国进民退”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实际的经济演进竟然背离中央政策而去呢?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也许是政府好心办了错事。 　　又要提到经济危机了。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与美国一样，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医治萧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旦中国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应对萧条，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或者我们干脆就直接说，这些巨量的信贷资金必然只能流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 　　一个饶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当国有企业们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也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能够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div align="center"> 　　一以贯之的“国家能力”方法论</div> 　　这正是今天“国进民退”的景象!不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金融危机。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引子。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在发展，所谓的“国退民进”就是一个局部想象，所谓的“国进民退”才是必然轨迹。 　　大概是10年前，深得政府信赖的经济学家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我猜测高层肯定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大国崛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绍光应该是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第一届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是同窗学友。日后，李在政界稳扎稳打，王绍光则成为耶鲁大学的博士和教授。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 <div> 　　我个人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著作有兴趣，是因为我在各种主流媒体里，始终能读到了他们的影子。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可以却与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当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国家能力”被彰显到一个极高位置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我的意思是说，3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是落后于国有经济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是的，这些年我们是看到民营企业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 </div> <div align="center"> 　　重商主义是一个陈旧的陷阱 </div> <div align="left">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div>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常识，比如自由竞争，比如权力多元，比如企业私有制度，我们所要做的，应该不是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常识，尊重历史。 <div> 　　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的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继续纠缠“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就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基本的实证勇气了。 </div> 　　经济再次提速必须以国有资本的退出为前提 <div align="left"> 　　这些年，有两份文件看上去总是温暖人心。一份每年打头，一月刚到，文件就传播于大街小巷和广袤田野，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言辞恳切，大有文件所到之处三农问题迅速解决之势;另一份则与发展私人经济有关，从早期说的，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或者是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干脆说，“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div> 　　这样的文件反复出现，本意当然是奔着风起云涌的国进民退现象而去，虽然文件言之凿凿，但成效并不显著。最明显的，也是当下的局面，便是国进民退蔚然成风，中小企业纷纷关张。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主导的抓大放小过程中，那一批被政府主动放弃的行业和企业，纷纷由私人企业占领，按照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主要经济态势，就是由这一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在运行。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比如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2亿的农民工，90%都在中小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中小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大力发展由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而绝不是眼下的国进民退。 　　此情此景，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体系应该出现的局面，相信也不是政府经济决策层乐于看到的态势。所以，全国工商联的主席黄孟复就说，国进民退肯定不是中央的意思，所以政府会在国进民退一路高歌的时候，再一次出台文件，沿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的私人经济和私人企业。 　　但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必须大声说出一个事实：当国有资本过于强势，对民间资本的准入政策，就仅仅是一个姿态。这正是问题的本质之所在。如果我们愿意回顾由上届总理朱镕基主导的抓大放小政策，便不难发现今天的问题。所谓抓大，显然是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所谓放小，是将民间资本引入到并不重要的产业领域。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政府允许的产业领域自由竞争的时候，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那些由政府自己定义的重要行业也越来越强大。当两个看上去不太相关的市场体系在分别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之间的融合、竞争便摆在人们的面前。毫无疑问，在强大的国有资本面前，民间资本显然是弱小的。即使完全剔除行政层面对自由竞争的干预，仅仅就规模而言，中国的民间资本至少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和国有资本抗衡的能力。何况，中国的所谓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党政力量在市场运作中的一个影子，这种由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局面，由来已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 　　结论并不复杂：只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真正退出，民间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才有空间。舍此一点，任何醒目的文件或者言辞，最终都只是一个幌子。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案例。比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都愿意沿着农民土地产权有限确立的路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如果我们沿着政府退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便可举一反三，得出令人开阔的结论。因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产权、贸易权、分配权完全由政府控制，几乎每个公社都像一家产权不清晰的农贸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产权体系和资本来源，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政府彻底退出农村经济的生产、贸易和分配领域，将资本权利和生产权利完全交给了农民。由此，一直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市场和企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它的主旋律，就是一种以家庭为单元的自发秩序，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自由竞争。 　　今天，中国民间资本面临的困境，和当年中国农民面临的困境非常相似。所以，具体到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我想说的是，这份文件一开始就画地为牢、自相矛盾、彼此内耗：“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两个毫不动摇，看似四平八稳，实则忽略了市场的逻辑，背离了自由竞争的整体性。这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错误，其次是对开放历史的一种偏离。民营资本的勃兴有赖于国有资本的退出，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原则坚持违背这样的常识，但短期之内民间资本将不可能做大做强，再好的文件也只是一套说辞，再好的梦想也只能是黄粱一梦。而在长期来看，一个民间资本不能做大做强的经济体，最终的结局，毫无疑问是萎缩，是失败，是零和游戏，是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