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商业奇才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本人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令他成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对象。</p> <p>陈先生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蒋介石几次请他做官，却都被推辞了。国民党上台后，宋子文开始以官方参股方式控制民营银行，陈不得不利用与孔祥熙的交情谋求自保。</p> <p>遇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陈光甫仍以大局为重。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韬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他于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p> <p>1947年4月，陈光甫在蒋介石坚邀下出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部分在野党派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陈光甫和上海经济界都认为“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他抱着一线希望参加了政府。而国民党方面的状况则是：“求统一，就不得不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就不得不向外国借钱；要借钱，就不得不改组政府，至少也得表面上换个样。美国政府说得很清楚，钱可以借，一党专政要结束，政府要改组。”</p> <p>他在日记中憧憬：“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宪法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争天下”，国民党执政二十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实施宪政，原因有二：一是执政表现差，“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失尽民心”；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还政于民的表现”。但又担心民主选举制度被滥用：“大家想办法，玩手段，目的在获选。在现今的恶劣环境中，结果当选的必多是些无知无识的土痞流氓。”</p> <p>陈光甫“三句话不离本行”，调侃道：“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本身已经没有这能力，于是非向美国借款不可，于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于“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陈光甫日记》，1947年4月23日）。</p> <p>1948年战局大变，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陈也在日记中抱怨：“全国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为吾在各地观察之结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p> <p>陈光甫判断出中共将胜，担心“一边倒”。他1948年12月抵达香港后，读到英文报纸上刊载的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陈已准备长住香港，此刻又觉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开始注意搜集中共政策，尤重经济政策。</p> <p>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沪上各界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陈光甫参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断释放善意。毛泽东托人送来《毛选》一套，陈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老友章士钊、黄炎培、李济深等连绵劝归。1950年4月，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在港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等出席，他们商之于杜月笙后，委托专人与会。此举引起国民党的紧张，加大了对去港经济界人士的压力。出于种种顾虑，陈一直称病观望拖延。</p> <p>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总经理资耀华推动下，率先导入公私合营机制。陈光甫仍为董事长，但逐渐失去对银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陆资金，于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注册“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即将全行业公私合营，陈要求资耀华去香港汇报，资未答复，旋即被隔离审查。随着经济政策的激变，陈担心的苏俄魅影终于降临，20世纪中国民营银行的历史就此在大陆终结。</p> <p>2010年9月7日风雨读书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