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身份危机与历史解题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时下，“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多有议论，有关“经验是什么”、“模式是什么”的争鸣蔚为大观，围绕着中国有何特殊性有何普遍性，各门各派聚讼不休。“中国是什么”？史学家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就是要从历史中发掘答案。 　　“中国”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关于中国的反思，古已有之，而“我者”之确认，往往需要外在的“他者”作为参照。如果说儒家长期以来的“内华夏、外诸夷”的夷夏之辨为过去提供了有效的“中国”认识，那么历经一百七十余年的欧风美雨后，“中国”身份再次模糊起来，我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身份困扰。 　　今日之身份危机固然没有鸦片战争后“亡国亡种”乃至被“开除球籍”般严峻，但于我们安身立命需要的迫切性依旧不减。亨廷顿说，非西方国家要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西方化，抛下自身传统模仿西方，努力向西方看齐；一旦在第一阶段里很好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后，这些非西方国家又会强烈地回归传统，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去西方化”和复兴“本土文化”中去。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处于两个阶段交接时期，官方文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知识分子呼吁社会科学“中国化”，普通大众已经平常看待舶来之物，海外人士也努力调整心态重新审视中国。于是，“天下观念”、“朝贡体系”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不断被重提，“文明―国家”图式被想象成与“民族―国家”相对，“天人合一”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良方。 　　只是往者不可及、他者犹难追，先哲的旧思想尚未创造出合宜的新形式，外来的新思想也没完全被吸收内化，“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非古非西的观念，既无法用超国家体系的文明体来概括，也不能以民族自决的主权国家来描述，它所呈现出来的还主要是基于近代独立富强要求的政治共同体。 　　“中国”的历史解题 　　许倬云先生说过，“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以史为鉴”之要义就在于认清自己，它也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如果我们暂且抛开现世的纷扰而进入长时段的观测，“中国”在不断变动的内外分际中依稀可辨，“我者”总在众多的“他者”间显现，并且一脉相承。 　　在许倬云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以文化为内核，以亲缘团体、精细农业与文官制度为三原色，又如有机体一般沿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阶段循环演进。“中国”这个“我者”靠着连绵不绝地吸纳“他者”，才会像梁启超所言，从上古的“中原之中国”扩大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之中国”，再到秦汉之后的“东亚之中国”，直至乾隆以降的“世界之中国”。各种文化间即便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对立与斗争，也抵挡不了因频繁接触而引发的交流与融合。许倬云正是按照历史中的我他互动思路，重新勾勒了“中国”主体的轮廓。 　　先看文化之间的“我者”与“他者”。至史前时代起，华夏就不是“中国”之惟一，其与夷狄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转化，蛮可化华，华亦可变蛮。殷商是诸夏的“他者”，“楚秦吴越”是周人之“他者”，它们又先后融入中原，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秦汉是“中国”主体形成时期，隋唐则在一波长达三百年的我他大混合之后，成为“中国”之集大成者。自宋代以后，“中国”开始偏重内向凝聚，无法像往前那般开张堂皇。普世性的“天下”观念在汉唐时期或可有较具体意义，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仅为亚洲诸文化之一，“天朝上国”理想孕育的只是列国体制下的国族认同。及至近代经过八个项目的改辙转舵，“中国”看上去已是面目全非，以至于要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再看文化之内的“我者”与“他者”。即便是大一统时期，“中国”文化亦可按照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正统与异端等方式分出异质性的“我者”与“他者”。许倬云认为，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体系以儒家为主，佛教进入之后转为多元。陈寅恪先生曾言，“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现有伊斯兰文化、蒙藏文化等诸多“他者”同列“中国”之内，我他之分更是无法一言以蔽之了。在许倬云看来，无论文化之间的“他者”，还是文化之内的“他者”，其最后都进入“中国”之内，老树开新花，熔铸出下一阶段的“我者”，此亦即每一时期我们所要寻找的“中国是什么”。 　　许倬云好以江河汇流来比喻文化之融合，对“我者”之“中国”持续接纳“他者”的能力赞誉有加，认为“中国”文化之要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而是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这也正是其如此推崇儒家思想之所在。然而许先生并非意在为保守主义张目。作为一名“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追求于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在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双双陷入僵化之期，试图为解决当前此起彼伏的“文化冲突”提供历史借鉴，而当前之要务，是文化大中国理念与人文普世价值的重建，以使中国“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