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月25日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畅通，四十多位老中青记者、作家、学人，早早地来到北京西一家餐厅，参加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办的餐叙活动。</p> <div>一间长长的餐室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布横幅：“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民、推手”。餐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主持，先后在会上讲话发言的有国内外著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旭培、学者丁东、任彦芳、梁晓燕，还有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李锐、杜导正、李普、戴煌等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杨继绳先生转述了他们的寄望。<br /></div> <div><span style="color: #0000ff"><img height="433" alt="" hspace="8"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Sep/9272010927a.JPG" width="649" align="textTop" vspace="8" border="0" /><br />这是出席9月24日北京记者、作家、学人，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行的餐叙的合影。背面横幅是“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友、推手”。</span></div> <p><span style="color: #0000ff">从左自右（后排起）黄钟、郭玉闪、丁东、聂宽、戴晴、萧默、姚监复、王建勋、焦国标、王克勤、李琼、尹慧、谢朝平、郭道晖、辛子陵、田大畏、任彦芳、杨继绳、铁流、贾西津、郭宽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师等，未显示出的有展江、孙旭培、梁晓燕、史黎晴、何志毅、黄秀丽、范铭、张铁志、吴薇、王志安、焦蓓、贺信、龙平川、周泽、上官缴铭、刘凡、钱昊平、陈建、刘常、曾金燕、博绳武、俞梅荪、马文都等四十多人。</span></p> <p> </p> <p><span>在他们激情洋溢的讲话发言中，一致谴责渭南警方跨省抓捕作家谢朝平的严重违法行为，是对共和国宪法的挑战与践踏，无视人世间的道德底线，把公权力变成了贪污官吏的工具，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家丁，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此一幕后黑手，建议中纪委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大家认为 “渭南书案”的发生发展，更感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遗憾的是作为“记者之家”和“作家之家”的中国作协、记协一直缄默无语，对记者、作家谢朝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从不过问。他们早已不是民间群众团体，是个不则不扣的官办机构，因此不会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更不会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疾声呐喊：“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span></p> <p><span>他越说越愤怒，最后握拳挥手喊道：“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span></p> <div><span>他“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span> <div> </div> <div><v:shapetype id="_x0000_t75" stroked="f" filled="f" path="m@4@5l@4@11@9@11@9@5xe" o:preferrelative="t" o:spt="75" coordsize="21600,21600"> <v:stroke joinstyle="miter"></v:stroke><v:formulas><v: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v:f><v:f eqn="sum @0 1 0"></v:f><v:f eqn="sum 0 0 @1"></v:f><v:f eqn="prod @2 1 2"></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v:f><v:f eqn="sum @0 0 1"></v:f><v:f eqn="prod @6 1 2"></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v:f><v:f eqn="sum @8 21600 0"></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v:f><v:f eqn="sum @10 21600 0"></v:f></v:formulas><v: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v:path><o:lock aspectratio="t" v:ext="edit"></o:lock></v:shapetype><v:shape id="_x0000_s1028" style="margin-top: 60.75pt; z-index: 251658240; margin-left: 82.5pt; width: 414.9pt; position: absolute; height: 276.6pt" o:button="t" href="ckd" type="#_x0000_t75"><v:fill o:detectmouseclick="t"></v:fill><v:imagedata o:title="P1080438" src="file:///C:\\DOCUME~1\\Kuide\\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v:imagedata><w:wrap type="square"></w:wrap></v:shape><span>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把《大迁徙》作者谢朝平推上了讲台，他首先感谢全国各地记者、作家、学人对他的支持 ，感谢中央和高检领导对此事的关注，使他能走出渭南公安看守所。他说：“在渭南监狱里，我从办案警察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了监狱外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支持我，正是因为有这股正义力量的支撑，走进看守所，我才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豪情。我在监狱里才能够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那30天。才能够突发奇想，准备在逮捕证上写下：“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政治冤案的腐败权贵和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的语句；才能毫不胆怯地告诉办案人员：你送我回监舍，我愿意把你的牢房坐穿！现在，我也才能自豪地告诉各位：不管是作为记者、作家还是检察官，30天来，我都无愧于这些职业。”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昌盛，民族复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经济腾飞，科技发达，还需要精神文明，需要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需要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保护，否则，无法可依，记者、作家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腐败官员凌辱记者，流氓地痞殴打记者，被披露的丑恶分子雇凶杀害记者而不被追究的可能，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事情，渭南这种“焚书坑儒”的事情，临渭公安制造文字狱的事情就会去年有，今年有，明年也会有……对此，作为这一因言获罪事件的受害者，今后，我愿和大家一起，为推动我国新闻立法作出自己的努力。”</span></div></div> <p><span>博绳武摄 胡佳先生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span></p> <p><span>他的发言结束，“为自由而战”现还在狱中的胡佳先生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接着名作家任彦芳宣读了铁流先生拿出一百万储蓄建立“铁流新闻基金”的奉献词，并由铁流先生将首笔5000元“铁流新闻基金”当场给了蒙难归来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span></p> <p> </p> <div align="center"><br /><strong>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strong></div> <div align="center"><strong>2010年9月25日辛子陵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strong> <div><br /> </div></div> <div align="left"><span>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span></div> <p align="left"><span>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span></p> <p> </p> <p><span>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span></p> <p> </p> <p><span>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span></p> <p><span>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span></p> <p><span>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span></p> <p><span>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span></p> <p><span>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span></p> <p><span>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span></p> <p><span> 2010.9.25</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