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与人肉的滋味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歉收的大荒年不至于饿死人，这都只是缘于人祸所导致！无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饥荒导致饿死人的惨剧从未发生过”    《 Development as freedom》-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着 </div> <div> </div> <div> ～～～～～～～～～～～～～～～～～～～～            没想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竟然这麽快就成为电影题材；本届威尼斯影展有部特殊题材的的参展影片，就是由中国旅法导演王兵执导的「夹边沟」；由于，它碰触了敏感的政治议题，可能因而无法在中国上映。       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此地，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被打成右派的分子被送到这裡，接受劳动改造。当时，逢中国大饥荒之际，约1500人被活活饿死。中国作家杨显惠着有《夹边沟记事》一书，纪录下这段悲惨的历史。       从中国史上人口的变化可归纳出一个规律：只要过上30年的太平年头，中国的人口就有成倍的增长；然而，于正史记载从西元前2世纪起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至少曾出现过百馀回“人相食”的时期；换算起来，2000馀年间，每每不到20年就有一个“人相食”的时期。          ～～～～～～～～～～～～～～～～～～～～～          2000年，中国天津作家杨显惠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此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杨显惠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倖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在甘肃临洮，夹边沟倖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而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相走告：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夹边沟，除了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硷荒滩；因此，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4～5百名劳改人员，由于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至于，为什麽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硷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和凤鸣和其夫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倖躲过一劫。          据倖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 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煳煳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煳煳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噘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隻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他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贼骨头》裡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熘熘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澹澹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麵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马铃薯），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于是，他们乘机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当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最后，只有牛天德活下来！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髮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彙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屁眼）鬆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鑽沙包”。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发生了最为惊世骇俗的“活人吃死人”之一幕；由于，“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无肉仅是皮包骨；于是，他们的胸腔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因为，飢饿使得活人开始吃死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着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採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着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实际上，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        “其实，农作物歉收事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之外；即使，当农作物歉收时，饥荒也可以通过确实的资源再分配的政策来抗衡。”《Development as freedom》阿马蒂亚•森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饥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这是唯一的解释。但是，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饥荒分析领域里，向如此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天灾（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的观点。       阿马蒂亚•森曾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他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他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他其经典名着《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深入地比较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係与规律；其立论，看似十分具有创意，但却是充满可行性。       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爱尔兰、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的饥荒后，阿马蒂亚•森得出结论：“无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饥荒导致【饿死人】的惨剧从未发生过”。</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