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訪殷海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八月台北的季风雨下得那么突然，又那么爽。 這雨，一時半載還停不了。打着伞問了好多人，七拐八彎才找到大安區温州街18巷中的一条小巷，巷子一边停滿了汽车，走到巷底才在长滿青苔的墙上看见一块舊舊地牌子“殷海光故居”。前段時间正好在看一部好长好长的台灣連繼劇《光陰的故事》，场景于此极为相象。小巷里的故事純朴真实，看着那矮矮熟悉的小门，想到里面可能走出來人，說不定還是劇中熟悉的角色。院子靜靜的，雨還在下，上下湿透了，我切切地問“殷海光在家嗎？”。 台灣有一个令人非常尊敬的女人龍應台，她敬重殷海光，台灣有一个令人非常厭惡的男人李敖，他也敬重殷海光。所以，殷海光是个迷。到殷海光住过的地方感受一下气场，是我多年向往的。 在台北的鬧市中保留這么一幢房子实属不易，朝野两党均沒有腦子发熱把他拿來開发賺錢，因為，他們知道，“殷海光”這三个字的份量。台灣今天有良好的政治格局，寬松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丰衣足食的和諧社会，与這个獨立知識分子最早启蒙，最早反抗集權政治分不開.如果說蔣经国死前留下了“開放党禁，開放報禁”的政治遺產，那么，這笔遺產是以殷海光為首的一批台灣獨立知識分子賞給他的。 這幢房子建于昭和二十年（45年），房子不大，規模和質量相當于墨尔本中等偏下的HOUSE，小门進去便是客廳兼書房，一间很小的睡房，其中一间還是殷海光女儿大了擴建的。當年，国民政府剛剛迁台，一个台大著名教授生活尚切如此，普通民众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房是傳统日式木板建造的，门窗樑基本保持原样，只是后居者因需要对后面进行了一小间的加建，大体格局没动。 殷海光，湖北黄冈人，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读清华哲学所， 1956年，殷海光夫妇搬进了这所房子，在此居住直到1969年过世。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夫人就搬了出去，赴美定居。台大又把这处住宅分给了另外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很尊敬殷海光先生，所以在他的刻意保护下，使这处故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现在的故居里，已经没有了多少当年殷海光的遗物，只是按照当年的格局恢复了一些原来的面貌。这所房子从外面看不小，走进去才感受到其中的狭窄和局促。在这里，陈列着一些殷先生的生前用品、书房、史料、文件资料与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在小小的书房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壁画，画着一个顶天立地的书架，提醒观众这面墙壁前曾经有一个殷先生的书柜。故居还有多幅殷先生照片，其中有一个大幅照片，听说是殷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殷海光低着头，左手拄腮，表情严肃而痛苦。这应该就是殷海光的姿态，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在思考着痛苦。 故居留下的实物巳经不多了，只留下一把铁锹，许多照片都反映殷海光在他的院子化了不少功夫。院子边上，他挖了一条小河，被殷海光称之“愚公河”，连着小河的是一个微型的小水池，在小河边种上树，在池子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这个小水池是他的小女儿夏天戏水的地方。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山名为“孤凤山”，上面摆着他用精心做成的石桌和石凳，成为“殷夫子读书台”，这个台湾最卖座的教授，不知这片挤在高楼间的小天地，给了殷海光多少思想或灵感？ 国民党大陆败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自49年后，与迁台后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像殷海光这批民国知识分子至少保留了一点点“士气”，他们的内心是清高的，他们的脊梁骨是直的，他自已说“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如何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殷海光指出：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专制政府是很难容忍殷海光这类知识分子的，尽管他的课堂人满为患，尽管他的家中高朋满座，尽管他的咖啡四溢飘香，殷海光的自由精神以及强大的影响，早已不见容于当局。当局不断地对他进行迫害和监视。1966年，国民党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设“柏林墙”，整天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殷海光失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当局要殷海光闭嘴。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们还是找到了国民党输掉大好河山的重要证据，这个同样是列宁式专制政权实在有点“太仁慈”了。在中国，随使置个罪名，把他打成右派或反革命，送到夹边沟，或者直接象林昭拉出去毙了，干干净净，杀一个，杀十个，杀一万，杀十万，有何区别，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不杀殷海光？ 故居的客厅显然有些小，和当年段海光拍案怒骂有点对不上号。1966年，当局对殷海光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诱骗他断绝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许多人看来，这种以官逼范的形式，二千年，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失败过，包括孔子、李白，中国有能力冲去诺贝尔奖的知识分子，如果明天封个官当个走卒，或去管管厕所，在“官本位”的当下，少有不乐意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能挺着腰杆做一名不媚的知识分子，实在需要一点勇气，包括走笔至此，不识几个大字的我，很难象殷海光一样一直与政府保持距离，因为这个距离，在中国大陆你会丧失一切，甚至生命，在台湾，情况好点，但会失去荣华富贵。在故居的照片中，你怎么都找不到殷海光的脸上写着富贵。 来这儿访问的人可能很少，怀着敬仰心情来朝拜的更少。花园的石板上都生了青苔。今天的台湾，殷海光存在的意义巳经大大降低了，人们至少不要为自己的信仰和自由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生命。台湾人在社会政治转型中享受着不完美、也不遗憾的和谐生活。殷海光走了，但殷海光为台湾知识分子树立了道德坐标，并在他们腰上狠狠顶了一把。 掌灯了，雨停了。小巷外的小吃摊开始热闹起来。我在想：殷海光如果没思想，只管当布衣，那么他可以轻轻松松在这儿做一名食客；反之，殷海光一无所有，大不了在这儿卖馄饨，蚵仔煎，也能糊口，回家倒也近。可以断定：台湾的独裁与大陆的独裁，好象也有差距，不一样。歌剧中的《江姐》竟然能在国民党的狱中“含着眼泪绣红旗”，今天，你跟我到秦城监狱试试看。独裁居然还能分出文明和野蛮，这是对台湾另一种的认知。 观察殷海光有意思，仔细观察台湾更有意思。 2010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