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机器人——答孙雁教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作者按语：我曾在《纵览中国》上发表过“快乐的机器人”一文（2010.09.26，<a href="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262">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262</a> ），后来纽约城市大学的孙雁教授在国内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络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题为“请夏明教授不要乱打棍子”（2010.10.03， <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172">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172</a>）。孙教授将文章寄给了我，在此我做出回复，并寄给政治学的同行们。 </div> 各位大家并孙雁教授： 很高兴接到孙教授的“批判”，这也正是我在发出原稿《快乐的机器人》时的初衷。我说“供大家批判”，并非客套而已；同时，我的“大家”之称也并非“党言语”指“群众”，而是“大方之家”。 孙教授与我是同乡、同行和同事，我们可以有机会在纽约面对面切磋、明辨，但孙教授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必须回复，一是对孙教授表示我的尊敬，感谢她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我的文章上；在此时也要澄清一个误会：我的文章并非针对某个具体个人，而是批评一种现象和趋势。作为一个学者，我们是生活和工作在“知识共同体”里面的，我们必须承担“知识的责任”（Epistemic accountability），接受同行的检审和批评。我的作品和言论不享有豁免权。 孙教授的评论涉及非常多的问题，为了不歪曲她的意旨，我就在她的评论下写上我的回复，供各位看官评判。 • 此文口气好厉害! 把“大多”的海归学者和“许多”的海外华裔学者, 通通打成“政治奴隶”和无脑“快乐机器人。” 不愧是四川老乡, 敢说敢为。 •  夏明的回复：我的原文是“太多”，不是“大多”。一点之差，谬之千里。我的原文没有“政治奴隶”和“无脑快乐机器人”的说法。我所说的机器人是从“社会性”与“原子化”、“单向度”和“双向度”（“肯定”和“肯定/否定”）、理性和合理性、服从接纳和批评精神角度讲的。其实我说的“快乐的机器人”很多是大脑极发达的、智商极高的，只是他们少了一点社会批评和人文关怀。 • 你提出的问题很敏感，打击面也很大。作为你的同事，更鉴于学生不时的询问，不得不回复。（我们私下无纠葛；夏明的 tenure and promotions, 我都出过微力）。下面说的，完全就事论事。 •  夏明的回复：我没有“打击一大片”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作为政治学界的一元，我没有免于我的批评武器指向自己的特权，所以我时常检审自己是否陷入了“快乐的机器人”的角色。“快乐的机器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是否对中国政治失去了批判能力，我是否对美国民主失去了批判能力，我是否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失去了批判能力。我想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品都应该被检审。我自己在挣扎并感到孤单和恐惧，所以希望更多的学界朋友能分享各自的体验和经验。 • 贵文称, 华裔移民学者不能像犹太裔移民学者那样成为西方学界泰斗, 有两项主要原因：缺乏超越性追求和个人内心自由。意思说，犹裔学者决不会任政治奴役，为专制政府开脱。那么请问: 有任何美国的犹太学者或泰斗,站出来批评过他们同样忠于的以色列吗？以国的人权纪录，中国还远攀不上吧? 你好像也不知道，美国有所犹太人创办的大学，90年代有件不小的公案。一位批评以色列的（非犹太）年轻教授，因其政见被拒tenure。后将学校告上法庭。 •  夏明的回复：我的原文显然不是说：1. “华裔移民学者不能像犹太裔移民学者那样成为西方学界泰斗。” 我的原文是：“中国留美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已奋斗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中国国际地位在提升，而且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华裔学者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卓越贡献？如果我们与犹太人相比，这一差距令人震撼。二战期间大量犹太学者逃离欧洲来到美国，二十年之内，在美国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有犹太裔国际大师、学术泰斗级人物出现。”我的意思显然是指大陆留学背景的学者中至今未能产生可与犹太裔相比的学术泰斗，并不否认今后会产生。 2. 我的原文是说“缺乏超越性追求和个人内心自由”是成就大师的两项必要条件，并非指充要条件，也非“两项主要原因”。我想这是有区别的。 3. 我绝无意思说“犹裔学者决不会任政治奴役，为专制政府开脱”。任何族裔都有平庸的、邪恶的、和为专制政权服务的人们。作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提到她自己的道德不安，不是因为纳粹德国的邪恶，而是她的同事和朋友跳上了“第三帝国的历史快车”。 4. 对于“有任何美国的犹太学者或泰斗,站出来批评过他们同样忠于的以色列吗？”这一问题，请看“Jewish Critics of Zionism and of Israel’s Treatment of the Palestinians， by Edward C. Corrigan / April 16th, 2010” （<a href="http://dissidentvoice.org/2010/04/jewish-critics-of-zionism-and-of-israels-treatment-of-the-palestinians/">http://dissidentvoice.org/2010/04/jewish-critics-of-zionism-and-of-israels-treatment-of-the-palestinians/</a>）。不仅我们熟知的卡夫卡、弗洛姆、爱因斯坦、阿伦特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虐待有批评，乔姆斯基也并非如孙雁解读的把以色列的责任全推给美国（见下）；我的老师的老师Richard Falk（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坚决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我给出的文章还列了许多现在活跃的犹太教授对以色列的批评。 5. 我和孙雁教授有一个重大区别是：我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一个成熟民主国家；孙教授认为，以国的人权纪录远远不如中国。民主并非要大家自杀，所以阿拉伯人几次主动进攻以色列都以失败告终。我不是说以色列完美无缺，所以我们看到无数的犹太大师批评以色列。但我们不能不思考，只有7百万的犹太人被上亿的阿拉伯人围攻，能够取胜，是否民主和专制体制的对比带来了某种差异？如果我们接受孙教授的判断，以国的人权纪录远不如中国，那么以色列就早已亡国了，因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大饥荒饿死的人多。 • 连最善攻击美国政府的Chomsky,也不例外，把以色列的错推到美国身上。相反,由(非犹太人)泰斗Mearsherimer and Waltz写的那篇致命的文章,在美国都不能发表。海外发表后，便在美国一片‘种族主义”叫声中遭到封杀。请也读读国会议员Paul Findley写的亲身经历和遭遇（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against the Israeli Lobby）, 看看犹太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及有关言论自由的控制（包括学界）。了解一下美国是如何真正抄作的，再来给我们上道德课好吗？ •  夏明的回复：我没有能力给大家上课，更没有权力强迫大家接受我的意见，我没有政治权力为后盾的说教讲坛，所以孙教授认定我在给大家“上道德课”，是把我发表的观点与“党国的洗脑和政治教育”等同了。我的个人行为与国家机器行为显然不同；同样道理，“犹太集团”的行为与“美国政府”的行为也不同。在民主制度下，我们可以用法律来阻止政府对个人的歧视和迫害，但我们不能用法律来改变社会和个人对他人和他人文化的歧视。后者是公民社会长期努力的目标。总之，尽管一个政治学家无力改变所有人的行为和思维，但他/她必须努力改变政府和国家的行为、政策。 • 2.       如果你已是美国公民, 照你自己的逻辑, 不是该以你内心自由去批美国的缺点吗? 中国政府的确做了不少错事, 但最坏也没坏到长期入侵他国，施异国平民以化学武器（越战），至死异国平民数百万计（越战，伊战）? 你助拍的川震片, 是不是错位了? 该拍的应是伊战的平民死亡? 美国盟友以色列对邻国土地的掠夺? 还有Katrina之类的？跑到人家国家去揭短，算“超越”吗？ •  夏明的的回复：我和孙教授又有重大分歧了。孙教授认定，中国政府的确做了不少错事，但再坏也没有坏过美国。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仅仅做了不少错事，还做了更多的恶事、犯了许多的罪错。无论从国体、政体、政策层面来看，美国都是西方民主的拱顶石，她代表的理念和体系高于专制体制，显然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孙教授认定我参与拍的《劫后天府泪纵横》是错位了。首先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合作伙伴Jon Alpert到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古巴、柬埔寨和世贸现场、Katrina拍片，他的“Alive Day Memories: Home from Iraq”就是批评美国政策的。其次，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是认定自己为“世界公民”的；所以，知识分子无祖国。我们最高的忠诚对象是学者为之奋斗的知识真理。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和罪错都是知识分子穷追不舍的批评对象。我在美国教过“美国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妇女与国家”和“政治社会学”等非中国类课程。我的教科书包括David Harvey、Amartya Sen、Susan Strange、Richard Falk、Chalmers Johnson、Loch Johnson、John Perkins、John Bellamy Foster/Fred Magdoff、E.Schumacher，也有Daniel Egan/Levon Chorbajian 的“Power: A Critical Reader”。任何熟悉西方政治学文献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书和作者对美国体制和政策的批判。所以我想告诉孙教授：在美国做教授的最大喜乐正在与此：我可以用我内心的自由去批评美国。如果孙教授没有这样去做，那就失去了很多的情趣。美国的伟大正在于此：她用批评自己的新移民使民族和国家伟大。中国难道不该用自己的华裔学者批评自己、从而真正做到“大国崛起”吗？ 说道《劫后天府泪纵横》一片，它被奥斯卡奖提名，对我来说是人生和学问上的一大成就。当然孙雁教授认为这是丑化中国来在美国骗取荣誉。其实早在2006年在孙雁之前我就提升为正教授，对我来说，名利真不太重要了。我不解的是，孙教授的教授是堂堂正正得到的，他人就是骗来的。孙教授可以把自己的成就看作个人的努力结果，在美国绝没有人要你感谢国家、感谢党。可我是把我的成就看作美国给我的礼物，我知道，当时我作为系里二十几位教授里面两位正教授之一（当时我正好41岁，博士毕业9年），这样的荣耀在党国之下的中国我是得不到的。 我和孙教授还有一个差别是：她习惯向下比，参与的是“the race to the bottom”；我总想“见贤思齐”，希望个人、社会、和国家会改进和升华。我们政治学界共同认定的大师马基雅维利在“Prince”书中说过：“A wise man ought always to follow the paths beaten by great men, and to imitate those who have been supreme, so that if his ability does not equal theirs, at least it will savour of it.”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道德水准定位于世界的最低点，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北朝鲜、缅甸和伊朗来安慰自己。但即便这三个国家也与中国有一点不同：他们在二战后都举行过全国大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有过。 尽管孙教授后面还要谈到“多重国籍”和“多元国家认同感”，她显然不愿意我作为美国公民跑到“人家国家去揭短”。孙教授对、又不对。中国对我来说确实是“人家的国家”—党国的国家。我作为一个华裔政治学教授最大的悲哀是从未在中国投票选举过自己的领袖。我想孙教授如果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恐怕连完整投票权也未享受过吧？如果孙教授还享受过公民权，恐怕也是在孙教授认定的比中国还坏的美国吧？！ 既然我们做研究不跟从党国就成为“揭短”，所以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可以拘捕宋永毅、王飞凌、徐泽荣，拒绝Perry Link、Andrew Nathan入境? 在孙教授的“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她说道自己的“family’s background”不会造就一个“treacherous daughter”。所以她研究腐败用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看到的公开材料，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尽管她也虚惊一次）。但她认定(p. xii)：“Henry Wu，the so-calle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based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was arrested in China “for sneaking into prisons and hospitals and fabricating evidence for his foreign-funded programs. His use of false identities and his covert activities were widely reported in the Chinese media.” 且不说孙教授把Harry Wu（吴弘达）的名字没有搞清楚，难道她的研究就不是“foreign-funded”了吗？CUNY显然不是党国的一个分支机构吧？如果说吴弘达有问题出在Hoover Institution上，我们有多少华裔政治学教授拿过它的fellowship？我就知道五、六个。如果一个研究中国腐败的学者根据“the Chinese media”(恐怕不是海外华文媒体吧？)就赞同对吴弘达的指控，难道孙雁教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认定她就不会遭遇我所提到的上述学者的困境？孙雁教授也希望我们马上接受官方宣传的表面价值吗？ 如果说孙教授出了两本书不容易、很光荣，我要说，她的书是用电脑写出来的；但吴弘达的“Bitter Winds”、《劳改：中国的古拉格》和《劳改：中国特色的罪与罚》是用他的血写出来的。没有几个中国学者像他那样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 记得在宋永毅被捕后，我在营救他的网络签名行动中写道：This is a litmus test for the research of freedom for all Chinese scholars. We cannot lose on this case.  基于同样的心境，我认为我们在面对刘晓波被恶判后必须有所选择。 • 3.       如果你仍是中国公民, 那末顿悟到内心自由后，是不是达到了比其他华人更高的成为泰斗的条件？费正清中心4月份开了个研讨会，反思西方社科理论的“普世性”是否因中国的异军突起而受到挑战。他们从中国请来的学者，算得上是你骂为“新左”。哈佛糊涂了？居然不知一流学者和“机器人”之分？看到Lynn White对中国研究界的综述，对海归和你骂的被奴役学者罗列和赞美也不少（但可能忘了你）。也瞎眼了？ •  夏明的的回答：二十多年前，我的心态是战胜对手，今天我没有这种心态了。一个学者的成就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在于不断看到和克服自己的缺陷。我在追求内心的自由，但并非没有障碍和诱惑。所以我不敢声称自己已经顿悟，更不敢自认为有了“比其他华人更高的成为泰斗的条件”。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既非千里马，更不是伯乐，所以“瞎眼了”倒是非常可能。但孙雁教授低估了我一点：我的文章既是反思，也是拷问，而绝非如孙教授所猜测的“但可能忘了你”。迄今为止我所得的荣耀早已超过了我的贤德。我的价值不在于夏明重要与否，而在于我选择做什么事业和思想的载体和器皿。如果我的文章目的是与孙教授争高低，那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了，而且是一个更为可怕和可悲的“愤怒的机器人”。 我批评“快乐的机器人”，是因为学者的快乐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孟子教导说：“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我想孙教授不会简单到认为我是有酸葡萄心理吧？我既为上海市和深圳市委组织部培训过无数批干部，也为公安部的西湖论坛做过有关黑社会的报告，也为奥运会写过防范黑社会的专题报告；至今我还是中国四、五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特聘教授。如果我是一个无用之辈，我拒绝诱惑和和谐只能是扭捏作态、故作多情。正因为我有能力和条件做“快乐的机器人”，而且我也知道其中的诱惑和代价，我才能行使自由选择，聆听内心的声音，选择一个对得起自我的生活。所以，我的文章不是要任何人像我一样地活，而是要活得对得起天地、良心。前者是“超越性追求”，后者是“个人内心自由”。 孙教授又犯了一个错误：她说西方社会科学界认识到“中国的异军突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或中国学者”的异军突起。我也没有说过“新左”的问题。我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在批判虚假的、夹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哈佛是否会糊涂，我不得而知。但既然孙教授认定美国不如中国，哈佛大学又凭什么就一定要比中国大学更有权威认定成功？如果孙教授认定他们是一流学者，我没有反对意见，尤其听起来好像孙教授也身在其中。 • 4. 华裔文科学者中，原芝大的Tang Tsou, Ping-ti Ho在西方学界里也是顶尖或泰斗。不错，可能因为他们来美早，脑子还没被共产党洗过。可是，Tsou也有文章为天安门事件“开脱”（批评学生），Ho则是有名的“汉化”捍卫者 (In Defense of Sinification)。而改革后来西方的华人学者，业绩比上不足，比其他族裔移民还行吧？尤其是我们没有英联邦移民的语言优势（如印度人）。你贬低一大片华人学者的同时，也把比华人业绩更差的移民族群都打击了。 •  夏明的的回复：邹傥、何炳棣、余英时都是我心目中的大师级华裔学者；正如孙教授意识到的，他们都先是由国民党政权培养而后来美的。邹傥的“totalism”正是我们今天中国问题专家需要深刻领会的概念。何柄棣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批像西方介绍中国的汉学家，他们（还有胡适、辜鸿铭、林语堂）在向西方引介诸子百家、孔孟学说的成就至今还在几百家孔子学院的成就之上。为什么他们无论“西化”还是“汉化”都比今天在美的华裔学者要强？为什么我们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成就（所以我们侈谈向海外推广儒家文化，毫无意识儒家文化早已在大陆销声匿迹）？为什么大陆对他们缺乏全面公正的介绍？这些问题正好支撑了我在《快乐的机器人》中的论点，我也引用了余英时的观点。他就是一个拒绝做“快乐的机器人”的绝佳榜样。为什么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三十多年拒绝踏上故土？有报道写道：“举目当今，在海外的知识界像余英时这样基于个人信念而绝不和中共妥协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的。” 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余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是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但余先生痛心地看到：“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 当我们把自己与我们的先辈相比，我们当感到汗颜。那我们与其他族裔相比呢？既然孙教授说印度裔有语言优势，那我们就不说Amartya Sen、Jagdish Bhagwati、Ranajit Guha。在阿拉伯裔学者中有萨伊德，拉丁美洲研究中有依附论学派和BA （官僚专制主义）学派，东亚研究中的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也非从中国研究中产生。我们必须记住：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各个大学在中国研究项目上投的钱、雇的人和出版的书超过其他的地区研究。如果对于这样的成就孙教授感到自豪，我们又不同了。 当然我必须指出，既然孙教授说我打击一大片，我有必要告诉大家，当我读到陈志武、黄亚生、史宗瀚（Victor C. Shih）、何清涟、高文谦、杨国斌、朱学渊、裴敏欣等人的著述时，难免不生仰慕之心。但即便这样的学者经常也遭遇我在“快乐的机器人”里提到的沈大伟的处境。黄亚生就提到：每当他提出国内政府官员不能认同的观点时，他这位在密执安、哈佛、MIT任职的教授就会听到：“小黄，你不懂国情”的教训。为了避免我们学者在原子化的孤独状态中萎缩下去，我们必须发出声音、芝焚蕙叹。更重要的是，相比起身处国外的学者，国内的学者，比如王力雄、唯色、廖亦武、余杰、张博树等人，更需要我们发声同情。每当我想到那些身陷囹圄（比如刘晓波、谭作人）和面临骚扰（比如韩寒、艾未未、谢朝平）的学人时，我是没有勇气和自信为我微不足道的成就引以为豪的。我时常为我的胆怯和无能感到痛苦。 • 4.       你批评华人学者在国家认同感和国籍上的虚伪。可是国籍这种私事, 你怎么清楚? 况且美国政府允许多重国籍, 所以多元的国家认同感，都是可自愿的吧? 再说, 全球化下, 跨界跨国认同感形形色色，麦卡锡时代的眼镜该摘下了吧? 学界对transnational identity的研究，其实也挺多。连泰斗亨廷顿, 九十年代中也在Foreign Affairs写过篇文章，说美国没有整个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因为每个族群都在推动有利本身利益的外交政策。如果你反对这种多元，也就是反对民主本身。 •  夏明的的回复：我对华裔学者在国籍上的批评主要是指：如果我们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我们有责任让中国的同仁和民众知道我们的利益局限。我们许多学者尽管由党国公派出来并早已在1989年烧了护照，但今天动辄口头上高高挂起“我国政府”、“我国人民”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比如，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中国专制的危害显然对我的影响要比对国内的民众要小得多；同样地，激进的、失败的民主化转型对我和国内民众的影响也是如此。作为海外学者，如果我们不能和国内民众同甘共苦，我们必须做到减少专制和转型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重痛苦。许多人避免明晰自己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为的是左右逢源、中、美、台通吃（社会学博士高瞻为此进了两国的监狱，至今未获自由）。“通吃”在大陆是很风行的。史宗瀚在“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一书中写道：“My host told us to order whatever we wanted; he was entertaining clients upstairs and would put our expenses on the same tab. He seemed very practiced in this billing method. He then left to discuss the sale of state assets with his clients. Halfway through our sumptuous dinner, he returned to check on our progress. After looking at our spread, he berated us for not ordering the most expensive items; this would cause him to lose face at the restaurant. Summoning the concierge, he then ordered us an enormous plate of imported sashimi, whole shark-fins, and other exotic seafood, along with several bottles of fine French wine to wash it all down…..I dared not think about how many families’ life savings ended up in our stomach that night.” (p. 1-2)  史教授的描述在孙教授的“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孙教授的逻辑是：当代中国的腐败是由市场造成的。基本上它与如下逻辑相通：人类社会的强奸是由美女造成的。 我引用史教授的描述，不是说史教授的问题，而是要向他的坦诚和担忧致敬。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恐怕参加的宴席要高档得多、频繁得多（毕竟史教授当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消耗的中国百姓的存款也会多得多。我们感到过不安吗？我们像史教授那样坦白过吗？恐怕我们更多的想法是：我能够享受到这一切证明了我的成功；其他享受不到的人是很失败的。所以，批评我们享受的人一定很失败。 回到孙教授说的“transnational identity”。我们有跨国的多重认同，一点不奇怪。我与孙教授在这点上没有分歧。但有两个问题：1. 跨国的多重认同是否应该和谐互洽？美国与中国有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我们是否应该寻求弥合？2. 跨国的多重认同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式微；因此，我们如何来调试主权观念以适应全球主义？显然，在这两个条件下，今天中国政府追求的和我们许多学者支持的绝对完全主权观念必须修正。但卡尔-施密特的信徒和“愤青”正好反其道而行。孙教授说“国籍是私事”，恐怕首先不同意的是中国政府。 孙教授指控我带的是“麦卡锡时代的眼镜”，我想解释几句。我与孙雁教授的一个差异是：她的亲政府立场和我的批评政府立场。麦卡锡主义显然是和国家权力机器联姻的。所以我一个学者的声音恐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招不回麦卡锡主义的阴魂。我倒是要讲讲中国特色的麦卡锡主义：问一问所有手持美国护照的华裔学者，世界上最难进的国家是哪一个？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我全家十五分钟可以在瑞士完成进关，自由开车到二十几个欧洲国家，没有任何签证。我要求到印度去旅行，不用去使馆，寄去150美元（包特快专递邮费）获准十年无限制入境次数签证。中国政府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侨民吗？ 孙雁教授尽管很左，但颇爱老右，又引用起了亨廷顿。亨廷顿没错，各国的移民在美国都在推动有利于本族群的外交政策。我想孙雁应该区分：“有利于本族群”不同于“有利于个人”。何以见得孙教授不是在追求仅仅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何以见得我的见解无利于华裔族群的利益和中国民众的利益？我们要允许讨论，我们要允许多元，我们不要反对民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如果一个政治学家不能认同民主法则，恰如一个MBA不要市场经济、一个律师不要法治、一个医生不要科学。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中国领导人听，这需要勇气和骨气。 • 5.        关于你批评华人学者在美国受恩不感。我同意受恩必感。但也反问一句：当下各国移民去中国打工的也多了。我的学生就好几个。中国人也应该要求这些洋人感恩吗？藏区父母大量把孩子送到成都入学，或下山到四川平原打工，应叫他们感恩吗？就剥夺他们批评北京政府的权利吗？太狭隘了吧？拿我个人来说，也不过四川打工仔一个，有幸来到国际都市打工，养家糊口而已。 •  夏明的回复：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是“也不过四川打工仔一个，有幸来到国际都市打工，养家糊口而已。”孙教授是正教授，据我所知，她的夫婿是一所常青藤大学的正教授。如果他们二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基本在180，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她家已跻身在美国5%最富的家庭之列了。如果孙教授想想她重庆家乡的“棒棒军”只能就辣椒下饭，我想她的比喻是非常跛足的。我猜想，她的认识误差恐怕导致了她对美国的愤怒。我原文说到的“中山狼”并无所指，孙教授对号入座，倒也不太离谱。 其次，我认为作为一个教授，我们享有了许多特权，尤其我们拥有了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公器，当为大众利益所用，而非为某党、某派和私利效劳。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打工族代言，因为他们是弱者。我们不应该认定他们过得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否认自己已有的特权也就是否认他人的悲惨处境。如果我们已经跻身进入美国的上层或中上层社会而没有感恩之心，我们又从何要求中国的打工族感恩？再说，中国的打工族少有进入中上阶层的。即便是“洋人”，又有多少可以进入中国的大学担任终身正教授的？ 我所说的感恩心是我们自发的，而不是去强迫他人感恩。后者是“党妈妈”的做法。即便中国政府不愿在西藏地区改善教育、加强藏语教学，而是强制藏区儿童离开家园到内地接受汉化教育；在孙雁教授看来，藏区父母因该感恩；我倒觉得他们应该批评政府，捍卫他们的文化自治权利。 但我和孙教授还是有共同点的：即便有人受恩于我，我也不能剥夺他/她的“批评北京政府的权利”，否则就“太狭隘了”。我想孙教授应该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北京政府阐明“吃完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合理性，这也是我原文的立论之一。 • 打工进了城，拿了城市户口，就不能再认同乡下？就可以嫌弃乡下不开明吗？就有资格对你看不惯的事指手画脚了吗？就一定要按照你的overnight， copy and paste 方法去改变它？小布总统在阿国伊国的民主实验，快十年了，咋没见效？作为一位忠于美国的学者，不应该更关心这两个案子？从书本和实践上都可看到developmental state在东亚的实际效果和成就，所以有华人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总的看好，算不上故意讨好哪家政府吧？如此从动机上攻击学者的academic integrity,  是否很专制？不同意你的人，都是错的？即使明天中国民主了，也同样有左派右派，怎么办？ •  夏明的回复：我和孙教授的分歧在，如果我们认同乡下，她认同的是“乡政府”，我认同的是“乡巴佬”。她的角色是为乡下不开明带去西方的理论论证，告诉可怜的“乡巴佬”这样的不开明多具有“合理性”，民主是搞不得的，美国人在阿国和伊国都搞不成，何况中国人。总之，美国人成功的经验只适用于美国，没有普世价值；但美国人的失败教训适用于中国，有普遍意义。小的时候外婆生气时会说：你不能擤鼻涕撒尿两头都捏着。到了不惑之年，我领悟了它的意思。对于奉行实用的“拿来主义”和“copy and paste”的学者来说，其低级错误和逻辑循环连我外婆也骗不到；可他们还使劲说“皇帝的新装真漂亮。” 顺便告诉读者、也提醒孙教授，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部英文专注题目就是《二元型发展国家》（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在邓小平时代，“发展型国家模式”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它已经走样了，中国需要探讨新的模式。正如李光耀所说：东亚模式（或新加坡模式）的经验有三：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官吏和社会公正。今天在官吏腐败的侵蚀下，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和有效性，社会公正已经完全破坏。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谈坚持“发展型国家”，就是为“六四镇压”辩护和重演搭台。我在我的另一本专著《人大与中国治理》（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提出了“磨合政治”的概念，希望中国通过发挥人大的功用，允许和管理好低度冲突，通过向工农发放选票的方式把他们包容进治理体系内，从而实现中国有序、平和的民主转型。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没法看到中国民主化的涌动，没有去给中国领导人上小课，让他们提高民主法治意识，却用蒙昧主义去给百姓上大课，去告诉他们民主的不可取和不可行；这样的学者就是孟子说的“民贼”。 另外也告诉孙教授，尽管我的研究主体在东亚地区，今年四月我刚好与两位博士生合作向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学会提交了“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美国占领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化过程比较”。我们的文章还在修改之中，等完稿后一定奉献给大家。 • 6.  到头来，你的文章所批的，恰恰是我们华人同犹太人在内心深处最共同的地方：我们在近代都遭过几乎毁灭性的民族灾难，因而也更有民族危机感，对任何外危外威也更敏感，也更在乎国力的总的稳定和发展。对其内部的缺点，也就有暂时理解和耐心。 •  夏明的回复：中国遭受“几乎毁灭性的民族灾难”正是由于中国王朝腐朽和没落成为内因，与外族的入侵这一外因合力促成的。今天中国的外危和外威主要是由下面的机制造成的：政权既得利益集团与民众利益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完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与现体制的冲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国际普世价值的冲突、中南海权贵集团与大中华圈（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和海外侨民）的冲突。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外交近年来尽管花去大把银子搞“软实力”和“大外宣”，从日本、韩国、越南、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危机不断，我们就可以想见中国政策的失败了。我们的许多学者不向中南海建言，调整政策，却继续强调在稳定和发展掩盖下的专制政策，实在是在把中国的权力精英往万劫不复的坑里推。 我与孙雁教授还有一点不同：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她有“暂时理解和耐心”。我们的时间观不一样。当然这也不奇怪。俗话说，见人挑担不觉累。时常我们还能从他人的受折磨状态感到丝丝快乐和强化我们的成就感。在我看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许下的“民主公正普选”的诺言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中国人忍耐已久了。邓小平在七八十年代提出半个世纪后搞全国普选，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中共应该有个时间表了。现在胡锦涛提出的2020年之前集中搞“小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之际（2049年）实现基本现代化，时间太晚了。我想，照常理和年龄推理，我活到2049年的几率可能比孙教授要高，但我知道，以胡锦涛的时间表，孙教授大概是看不到中国人生活在民主体制的那一天了。如果孙教授的理解和耐心可以维持如此之久，除了佩服之外，我无话可说了。 • 我知道你的校园多是意大利裔的蓝领阶层子弟。而我的校园则是中产的犹太人子弟和师资。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上面的心得。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我现在也理解他们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沉默。我的知心（犹太）同事常跟我说，如果我们一旦开始批评以色列，其他人就更肆无忌惮了。幸好，我们比他们的安全感要大些，不但能忍受还习惯了族裔内外对中国的任何批评指责。我们自己也随时随意从左的或右的角度对中国提出批评指责。这点上，我们做得比犹裔有胸怀和气度。 •  夏明的回复：孙教授接触中产的犹太人子弟和教授，我接触的是“意大利的蓝领阶层子弟”。就算她说的是实话，但中国读者不知道我的岛居民中线收入（median income）是高于孙教授所在的皇后区的。即便如此，一位我引用过的意大利大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道：“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landscape painters station themselves in the valleys in order to draw mountains or high ground, and ascend an eminence in order to get a good view of the plains, so it is necessary to be a prince to know thoroughly the nature of the people, and one of the populace to know the nature of princes.” 无论我们是深居庙堂还是落魄江湖，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孙教授说：“这点上，我们做得比犹裔有胸怀和气度。”阿利路亚！让我们共勉吧！ • 又：对在纽约的境外藏人的了解，也不比你少。只是我看到更多的，是底层受流亡政府迫害的一群。凡不认同流亡上层教见政见的，工不让打，店不让开。此事以后另谈。有空多去Woodside藏人区底层了解。 •  夏明的回复：读者到此恐怕会一头雾水。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何孙教授再次提及西藏问题，借题发挥、老仇新报：2010年五月23号，我在CUNY（纽约城市大学）的Roosevelt House （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伊利诺的住房）举办一个达赖喇嘛演讲论坛。因为我知道孙教授在研究西藏问题，所以向她发出会议邀请，但遭到拒绝。后来，玉树地震后孙教授发给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玉树地震证明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僧人喇嘛”。也许我对西藏的理解没有孙教授深，但我读完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后，知道对藏人来说，死比生还重要。所以我认为玉树地震后僧人可以发挥极大作用，帮助死者灵肉分离、脱离中阴、进入上界，从而安慰未亡人。所以我在BBC上发表了《工程师与出家人》一文（<a href="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5/100510_cr_engineermonk.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5/100510_cr_engineermonk.shtml</a>）。 <div>孙教授不理解，我为何要支持达赖喇嘛。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有一群人培育仇恨、宣扬愤怒、滥用暴力；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宣讲慈悲、实践仁爱、恪守非暴力。我的选择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另外还要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如果不是与他的几次会面深深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今天的回复会充满恶毒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