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造的悲剧”何时能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李贵仁按：本文写于将近三十年前，一直未能发表。近日偶然翻出，重读之际，想起《家丑》作者京夫先生已经在前两年逝世，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把此文发表出来也许还是有些意义的。当然，希望除此之外还能产生其他作用。 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0期上，读到陕西作家京夫的短篇小说《家丑》，使我接连多日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时隔一月翻出重读之后，这种感觉竟益发强烈了。或许可以这样说罢：它像一把重锤不断在我心头敲着，我说不出有多么痛苦，却无法制止它…… 但这沉重和痛苦的感觉给我带来的并不是低沉失望；它把我引向深思，继而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觉得，我必须和作者站在一起，去努力改变毒害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某种东西。我相信，凡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想法。 《家丑》中写了一桩地地道道的家丑：哥哥大顺的媳妇翠柳和弟弟二顺私通，大顺要和二顺火并，未遂，大顺气不过，上吊死了。但这并不是作品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在作者的笔下，它只不过是生发一幕悲剧的重要诱因罢了。悲剧主人公是两兄弟的父亲叔权老汉。他之所以酿出一场实在叫人感到荒唐的悲剧，乃至凄惨地送了命，关键在于家丑发生之后始终以荒唐的态度和措施来对待。这老汉一生最看重的莫过“名誉”二字。大顺的死，其实也和他这个特点有关。不是么，连他自己事后也觉得对不起儿子，因为，当大顺要和二顺火并时，他怕给这个家丢脸，硬是把大顺连踢带骂压下去了；他在痛哭之余，理所当然地“恨自己太看重了名誉，害得像牛桩子一样精壮的儿子，走了绝路。”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以至于从此之后，始终把封锁这桩家丑不使外扬当作头等大事。否则，“他叔权还有什么脸面在人面前走？”他对外人谎称“儿子得了搅肠痧，一时三刻，人殁了”，倒也瞒得像样。不幸的是，家丑发生时，偏叫无赖刘利江在后墙外看着了。这家伙显然摸透了叔权老汉爱名誉胜过一切的脾性，便上门敲竹杠，而且隔不多久便又来敲。叔权老汉“恨得牙能咬碎，可没得一点办法。”事情发展到刘利江在文革中倚势奸污了翠柳，二顺要去火并，他却扑通跪到二顺面前，叫把自己杀了；他还是那个老主意：这个家的名声要紧，决不能让家丑外露，因此，这口恶气还得要忍。谁知恶气忍得太多，日积月累，竟惹出了一场大病。他从病状上自己看出是食道癌。这诚然是可怕的；但他感到更可怕的是村里人会说：“他叔权卖嘴卖的夸夸夸，尿床尿的哗哗哗”。因此，他对自己的病“像对待军国大事一样，怕走露了，就有灭国之患！”他下定决心：“病了也得说没病，恶死也要说好死。”为此他不仅断然拒绝求医，而且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严肃的家庭会，规定：谁要走露了风声，“我叔权”就要一把火烧了这屋子，叫大家都过凉过日子。与此同时，他还继续想着无论如何不能让那桩家丑张扬出去，所以，明知县上在清查刘利江的问题，也不愿得罪这无赖，因而警告家人，谁向县上同志供出刘利江，闹出事来，“我叔权”也以上法惩治。他想得很有道理：“没有了好名声，还要这个家干什么！”打这以后，他教导家人放出风声说自己下河南到女儿家去了，实际上像坐监狱一样把自己封锁在屋子里，不仅屋门经常闭着，连窗门也用破被单挂了帘儿，像闷在铁罐中似的白白等死。他当然死了。而在临死前，他心里惦记着并向二顺“进行人生的启迪”，而且让二顺保证执行的，还是那两件名誉攸关的大事：一是“不要向工作组同志供刘利江的罪，装个哑巴，一问三不知，赌咒不！”二是要说他“没得瞎瞎病，是从河南高高兴兴回来，睡了一黑来，第二天升天了。”在他看来，“这种死，是人们向往的死，是对生前的最好鉴定：一生行善举，善始善终。这种死，也给后辈留下宝贵财富。”因此，尽管他得到的并不是这种死，也必须说就是这种死。 作品的基本情节，概括地说就是这样。显然，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故事，主人公叔权老汉更是一个很独特的形象。人们知道，叔嫂私通致死兄长，在社会生活中虽非绝无仅有，也毕竟是罕见的；老子怕这家丑张扬出去而忍气吞声，惹出了食道癌，仍把名声看得高于一切，竟至于把自己封锁起来，白白等死，这更是难得听说的怪事。可是，人们在小说中读到这一切时，却并不至于产生怪诞之感，反而感到都很熟悉。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要归功于出色的细节描写罢？的确，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理状态和相互关系，矛盾的起落变化，情节的流转跌宕，总之，作品中的所有场景，无不是采用陕西农村中人们常见的生活细节来表现的，而且有许多地方表现得惟妙惟肖。比如，困难时期叔权向人吹嘘自己吃鸡肉饺子的场景，大顺发现翠柳和二顺私通后抡斧头火并的场景，刘利江几次利用叔权弱点大敲竹杠的场景，乃至最后叔权临死时对二顺落实遗嘱的场景，等等，让人看来活像是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摄取的，都逼真得不容置疑。由此可见作者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都已经很不浅了。然而，作品所写的故事和人物让读者们感到熟悉，难道只是因为在细节上反映了生活真实吗？事实上，细节表现得很真实的作品，不是也有让人感到荒诞不经、无法相信的吗？不，《家丑》之所以让人们感到熟悉，更重要的原因只能说是：它借独特的故事和独特的形象表现了一种精神上的共性。用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这就是通过个性化实现了典型化。 在《家丑》中，最令人注目的无疑是被作者刻画得活灵活现的叔权老汉的形象；而在这个人物身上，最突出的又是自始至终表现得很强烈的悲剧性格。叔权老汉在家丑发生后所采取的荒唐态度，他那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怪诞行径，他把自己一步一步引向死路的愚蠢举动，都是这种悲剧性格的必然结果。这种悲剧性格的特征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自造悲剧。叔权老汉的悲剧不正是自造的吗？诚然，作为这幕悲剧的重要诱因的家丑，基本上是外在于他的。但是深究起来，这家丑的发生却也并非与他毫无干系。翠柳本来不爱大顺爱二顺，从情理上讲自应与二顺结合，如果他这做父亲的不死守大麦不熟不许小麦熟的封建陋习，何至于生出这桩家丑？至于家丑发生之后他的所作所为，那就当然都是他自己决定的了。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头脑中唤起科学的理性，他本是完全可以免去这一切的。不是么，他完全可以实事求是一些，让人们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这对大伙也是个教育嘛！他完全可以在刘利江敲竹杠时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因为说到底他也并无什么把柄让人抓嘛！他完全可以在刘利江调戏以至强奸翠柳之后把这恶棍送交法庭制裁，这样做是一定能够得到群众支持的嘛！他完全可以不忍那些恶气，从而也许不致生病了嘛！他完全可以在发现病情之后迅速求医，那就根本不必像具活尸一样眼睁睁地等死了嘛！然而，他却硬是要挑恰恰相反的路走，每一步都是如此。这还不是自己给自己造悲剧么？甚至可以说，他是非常愚蠢而又非常固执地奉行了一条自杀政策！ 那么，叔权老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说，导致他这种自造悲剧的悲剧性格的原因是什么？作者通过淋漓尽致的描写告诉我们：原来，这是因为叔权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拚命追求和维护虚名的偏执狂。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性格的实质。当然，人是应该有名誉心的；重视名誉、追求名誉、维护名誉从来就是人类所珍惜的美德，由此也是不应该导致悲剧的。叔权老汉对名誉的追求和维护，其实也包含着这种正确的成分。作者在刻画他的这一特征时，并没有采用漫画式的片面夸张的手法，而是很公允地指出：他在这一点上自有可爱的一面。是呵，抗美援朝时，他率先捐款，一次捐了三十万；五七年闹水灾，他又发扬阶级友爱，捐出一石包谷。诸如此类在当地最拔尖的表现，给他带来了值得骄傲的声誉，不就都是令人敬重的么？然而问题在于：他把名声看得太重，以至于有时为此也哄哄人，并且把这不当品质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到反面去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毛病倒也无伤大体，只不过堪称笑话而已。比如，困难时期他明明吃的是豆叶炒面，却吹牛说经常吃鸡肉饺子，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好像并不损失什么。但是真理无情，谁在真理面前总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那就免不了要倒霉！叔权老汉显然不懂得这一点，甚至压根儿不考虑这一点。他就像个驾着破船航行的人，明知船有毛病，却非但不修补，而且不承认，还要为图虚名站到船头上去吹牛。这当然只能落个沉船灭顶的下场。而这种下场，谁能否认正是他的悲剧性格的必然结果呢？ 作者对叔权老汉这种悲剧性格的挖掘，实在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正在这里。然而，它之所以成功，决不只是因为对这悲剧性格本身的挖掘十分深刻。人们不难看出，作者从叔权老汉身上挖掘出来的这种悲剧性格，并非叔权老汉一个人所独有，而是同样根深蒂固地普遍存在于周围许多人身上的。难道能够否认这一点吗？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哪个领域，无论普通百姓还是领导人物，难道不是都有强烈体现出这种悲剧性格的吗？尽管很少有人遇到叔权老汉那样独特的家丑并为遮掩这种家丑而送命，但是，形式不同性质相类的家丑不是到处都并不少，到处都有人在竭力遮掩，从而到处都有人像叔权老汉一样在自造悲剧吗？或许有人什么家丑也遇不上，但是他们却和叔权老汉一样患有拚命追求和维护虚名的偏执狂，因而同样具有自造悲剧的悲剧性格，这难道不也是很容易见到的事实吗？而这种自造悲剧的悲剧性格居然能够普遍存在，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不也正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大家丑吗？倘若对这大家丑也同样采取拚命遮掩的态度，不是一定会由我们自己给我们的民族制造一场大悲剧吗？事实上，我们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极其沉痛极其悲惨的教训了吗？可惜的是，我们有些同胞看来并不善于吸取教训，所以，像叔权老汉那样为追求虚名、遮掩家丑而自造悲剧的现象，至今仍然随处可见，而更多的人则见到此种现象不以为怪，不予扭转。京夫大约就是有感于此，因而通过叔权老汉的形象把这种自造悲剧的悲剧性格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想借以唤醒尚未觉悟的人们罢。而人们在读作品时对他所写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熟悉，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在他展现的这种悲剧性格中看到了普遍性的意义。 然而，作品的价值难道仅仅在于让人们看到这一点么？绝非如此。面对这十分熟悉的悲剧性格，谁也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必然引起深思。人们至少会问：这种悲剧性格何以至今还会存在？也许，这同阿Q主义至今未能根绝是一个道理。不过说得更确切些，应该承认这正是阿Q主义的一种很典型的表现。的确，叔权老汉完全有资格被称为阿Q的子孙；我们周围的不少人也同样有这种资格，说不定我们自己就是有这种资格的呢。不信就以叔权老汉为镜子去照一照。我想，在这镜子面前，肯定有不少人会感到羞惭的。我之所以读了这篇小说连日心情沉重，多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当然，我所想的还要更多一些。时代毕竟大不同了，社会毕竟大改观了，人们的思想境界、精神面貌也毕竟大飞跃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我们应该欢欣鼓舞地奋勇前进。但是，旧的东西并不可能那么快就根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旧东西更不可能很快绝迹，阿Q主义无可否认地还存在着，自造的悲剧无可否认地还发生着。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残留的毒菌，我们必须正视。否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受到影响，实现四化就会受到干扰。既然如此，一切有爱国心的仁人志士，就都应该经常怀着痛切感来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发生自造的悲剧？显然，要迎来这一天，决不能单靠在人的思想改造方面狠下功夫。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受社会诸因素制约的，特别是受物质基础制约的。这个道理，事实上我们在《家丑》中也能看出来。叔权老汉难道愿意自造悲剧吗？并不。他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悲剧性格，分明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如缺乏教育而导致的愚昧，传统习俗的熏染，世道人心的压迫，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悲剧虽然的确是自造的，但归根到底又应该说是由社会造成的。与此相类的一切自造的悲剧，归根到底都应该说是由社会造成的。那么，问题也就再清楚不过了：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彻底消除这种自造的悲剧，就必须彻底改变导致这种悲剧的各种社会条件。我们正在为此而奋斗。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一崇高目的。然而，路还远呵。 1981年11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