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抗美援朝”的回忆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军队向南韩发动进攻。喜欢翻阅地图的我，南韩的一些地名立刻成了烙在脑海里的新地名了。汉城和釜山是先前就知道了，但多了大田和大丘，因为打到大丘以后，南韩军队退往釜山，随时要往海里逃跑了。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改变了战局。十月，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其后打了三年才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韩战爆发时我才十二岁，就读于印尼雅加达新华学校，该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当时我正读初中一年级，过了暑假就进入初中二年级了。 小学就被灌输“进步思想” 新华学校是“进步学校”，校长杨新容是中共的地下党员，那是后来回中国大陆以后才知道的。据说他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以后辗转到了印尼，先在爪哇中部古朴的小城梭罗的华侨公学当校长；其后我们一家为避战火从中国到达梭罗，家父接任这个职务，杨校长则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巴达维亚)，担任了新华学校的校长。由于家父同他认识，所以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们举家从梭罗搬到雅加达而有意回中国大陆时，我就到新华学校的初中一年级插班。不久大陆土地改革，在厦门当医生的祖父因为有些田地而被当“地主”批斗管制，父母打消了回国的念头，而我仍坚持在若干年后回国升学。杨校长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因为政治原因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到北京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出任校长，后来转任集美侨校校长，文革中遭残酷批斗，处境很惨。这位热心教育的老校长听说在文革没结束就逝世了。这是后话。 梭罗的华侨公学也有地下党在活动，至少是其外围组织，我因为是校长的儿子，从小喜欢看课外书，所以也被年轻老师有意识的灌输“进步思想”，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杜埃的“在吕宋平原上”就是我在小学五年级时最早接触的革命书籍，在这以前看的是“木偶奇遇记”和“爱的教育”之类的资产阶级书籍，革命书籍在当时荷兰殖民统治下还是禁书。到了雅加达以后，那里同外界接触更多，不但吃到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温带水果苹果、梨子，学校图书馆里更摆满了中共的革命文艺书籍和苏联小说，我也吸收了更多的“革命营养”。虽然对革命书籍还似懂非懂，但有了初步的中共模式忠奸观，更热衷于时事新闻，成了小小的“进步学生”了。 借抗美援朝煽动爱国主义 在雅加达主要看“生活报”和“新报”，这是两家华文的“进步”报纸，“反动”的“天声日报”和“自由报”是在别人家里才会偶然翻翻。所以对抗美援朝的新闻也是接受中共官方的宣传，相信是南韩先发动进攻后才被英勇善战的朝鲜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其后雅加达华人社区里还举办过有关抗美援朝的图片展览，印象很深的一张图片是在韩战爆发前夕，后来是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三八线南韩的战壕里进行视察，被吃定为他就是来策划这场战争的。虽然我对南韩在进攻北韩后为什么那样不禁打也有点怀疑，但出于对中共的信任，还是相信北京的说法。 当时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还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这些使我们眼热，爱国热情被煽得高涨，有些年级较大的同学念完初中就回国。我们身在海外而年级比较小的，自有组织安排以其他形式表现我们的爱国热情。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是十月分的事，我们也进入了初中二年级。为了表示对志愿军的支持，班级里订了“爱国公约”，具体内容记不大清楚了，大致除了表达爱国之心外，还有印象的是对我们个人的约束，那就是保证不看反动报纸、不看美国电影。当时我在班级里年级最小，也不会讲话，看着班干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心里还蛮羡慕的。 不看“反动报纸”，理由是我们年纪还轻，缺乏辨别能力，看了会“中毒”。举例说，当时进步报纸介绍大陆情况十全十美，没有苍蝇、没有蚊子，干部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为理想献身；北京邀请的侨界闻人回国观光后回来也众口一词讲祖国如何伟大。但反动报纸用“大陆来客谈”说的是国内搞政治运动如何残酷，还报导某些已回国的学生如何在家信中夹带苍蝇蚊子要大家不要相信中共的宣传。看了这些消息，我也难辨真假，还好难得看到反动报纸，还是相信每天都看的进步报纸的报导，把反动报纸刊登的消息一律当作“造谣”。到干脆不许看反动报纸后，也就“清心寡欲”，不为那些消息的真假烦恼了。当然祖父被批斗的事引起家里的不安，因为据说他是老好人。后来给自己解说的理由就是党的政策是好的，但下面的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 不许看反动报纸美国电影 至于不许看美国电影，理由是“黄色”，也会令我们“中毒”；而且买电影票的钱给美帝国主义赚去后会制造武器杀中国人。这个禁令对我们是比较痛苦的，那时候放映的西部牛仔片、泰山片，还有“基督山恩仇记”也不能看了。记得当时还放映了意大利著名的片子“单车窃贼”，算是“进步”电影，也不是美国电影，我能看吗？权衡下来，它也是“外国电影”，给人家看到了，能解释得清楚吗？ 不过同学中还是有不服气的，因此也有“怪话”出现，如说中国大使馆用的是美国汽车，不也是给美帝国主义赚钱杀中国人吗？为此老师和班干部还进行解释说，大使坐美国汽车是革命的需要，为了可以更好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就如你们也可以用美国派克笔可以更好的写反美文章一样。想想也有理，只好遵守那些“爱国公约” 了。当时中共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是王任叔，也就是作家巴人，着有“千岛之国—-印尼”，在印尼的表现相当激进，没想到我在一九六零年春天从农村整社回学校时，竟发现政治学习的内容是批判他的人性论。看来当年的美国汽车并没有使他更好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站到一个立场上去了。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当时会这样“自觉”履行这些公约，连“阳奉阴违”也不敢。除了以“进步”为荣之外，实际上那时已有“红色恐怖”的阴影，怕一旦被发现接受“帮助”而丢脸。印尼虽然是外国，中共控制不了他们的主权，但对我们却有这样大的控制力，真是不可思议，也说明中共的“统战”和“世界革命”的成功。 革命书籍歌曲推波助澜 当然除了“爱国公约”之外，中共还有其他方面的宣传。例如左派书店出售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现在印象所及的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还有三集的“朝鲜通讯报告选”，我记得其中文章写得最多的应该是“人民日报”记者李庄。我还买了一本“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揭露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但两年前看到一则消息说，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这根本是苏联、北韩制造的假现场，中共也知情。有关“抗美援朝”的战歌也同其他革命歌曲流传到印尼，我去买过“人民歌声”的合订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到现在我还能背着唱出来，还有一首歌名忘记了，头一段是“咳啦啦啦啦，咳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也是歌颂志愿军的。一九五三年七月底签订停战协定后，瞿希贤歌颂“胜利”的歌曲也立刻传到印尼，当时我立刻学唱，但现在记不住整个歌词，只记得开始第一段是“歌唱吧，同志们，歌唱吧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为胜利歌唱，我们为和平歌唱。” 题外插一段，五十年代初在印尼最流行的中共革命歌曲，每次大集会必须唱的有两首，一首是至今还唱的由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另一首就是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后者有一句“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后来斯大林出问题，这首歌再没有人唱了。瞿希贤在文革时还创作过一些脍炙一时的歌曲，后来都不唱了。最近买到一本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歌曲精选”，有劫夫的作品而完全没有瞿希贤的作品，难道是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脱吗？革命书籍和歌曲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我的极左思潮也泛滥，爱国爱到把中国文化视为“国粹”，拒绝学习外语。课程里有英文、印尼文，我都没有好好学，每个学期都不及格，一直到高中毕业。外语基础没有打好而成为一生之痛。 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韩战期间，一直报导中朝方面是如何胜利，歼灭敌人多少多少，但就没有“我方”的数字，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后来也认为是“革命需要”，不必让敌人知道。而我也一直以为我们是胜利者，死伤必然比对方少。后来交换战俘时，也只有对方的数字而没有我方的数字，也以为敌军俘虏比我军多。这一方面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一直打胜仗的惯性原因使然，也因为不许我们看反动报纸，以致失去了其他信息用作比较或引发另类思考，而只能相信中共官方的宣传了。现在我非常痛恨中共的资讯封锁和对新闻言论自由的剥夺，正是长时间以来被中共欺骗蒙蔽的正常反应，也知道这对中共巩固它欺压人民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五年我回到中国大陆后，继续跟着中共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后还加上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到文革期间才作认真的反思。到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后，竹幕开了个缝，我就在对外接触中努力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世界。摆脱共产党的统治，这就是结论，并且加以实践。 一旦发现中共封锁资讯的骗局，对过去的一切就要做认真的反省了。斯大林的罪恶是最早被揭发的，毛泽东同中共的罪恶是我亲自感受到的，北韩的金日成不遑多让，在个人崇拜和无赖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韩战的发生自然也要重新认识。文革后期，在上海借到了国内翻译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果然他承认韩战是北韩先发动的，但他为苏联的支持开脱。八十年代中期，一位梭罗的学长，也是我的高中老师，在从大陆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回来经过香港时，同我说，他在哈佛看了许多有关资料，证明韩战是北韩发动的，完全没有疑问。另一位参加过志愿军到朝鲜去的印尼学长，在香港见面后，发现他同我一样“反动”，他在香港没有久留就远奔海外，现在也在海外舞文弄墨。被颠倒的历史要重新颠倒过来。 重现中共的非正义形象 中共如何参战，最近在大陆的有关书籍中也渐有披露，但回避由北韩先发动的这一点。这点很重要，涉及到正义在哪一方的问题。中共正是以几十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起码一百亿美元的中国民脂民膏，来支撑和长期供养北韩的金家流氓王朝，并且充当他们的帮凶。香港还有言论自由的空间，所以在大陆不能出版的书籍还可以在香港出版，由大陆史学工作者沈志华的著作“朝鲜战争揭秘”和“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八年先后在香港出版，也根据众多的资料承认了韩战是由北韩发动的。 而当年中共大肆宣传他们的战俘如何同美国当局及国民党特务坚决斗争争取遣返回大陆而不去台湾。但实际上中共把好些“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起义兵和俘虏兵当着炮灰送到韩战的战场，他们被美军俘虏后有相当一部分回到了台湾。而通过“坚决斗争”回到大陆去的，以后一律不受重用，文革期间差不多都受到审查冲击。当过俘虏的女兵更惨，被当着和美国人睡过觉的娼妓，不但受冲击，家庭还破裂。多年前由南京一位作家在香港出版的“厄运”，就反映了她们的血泪史。 我从半个世纪以前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到后来移居香港，现在再移居美国，人生旅程上走了个大弯路。这当然是经过了各种比较后的选择，不但是地理上的选择，更是理念上的选择。只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摆脱中共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蛊惑，不浪费自己的青春，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为地球村上的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