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启超之孙梁从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么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后，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后，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分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分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 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后，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死后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么，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么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着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么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么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于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六四事件后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于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着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么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么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后，又产生了什么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么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后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于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于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后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后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着画完大纲，最后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么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骂，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么他一出国，就“出事”——1986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4月访美，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