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的出版审查故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从1994年以合同工形式进入广东一家医学杂志，到今年8月被广州出版社无原因解雇，算起来我在中共控制下的出版界混了16年之久。作为谎言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也经历了不少出版界的内容审查故事，现挑拣几个叙述如下： 关键词：劳改产品 从四川的乡镇中学，我犹如乌蝇一头扎入广州某医学杂志社作文字编辑。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具体潜“行规”差别很大，因此杂志社总编辑专门为我们几个新进编辑讲述了新闻出版的政治严肃性，大体说了自我审查原则并举例说明犯了“政治错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一个故事令我初尝恐怖滋味。 广西某杂志社为了赞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自食其力，特意说到一监狱的劳改产品都可以出口创汇，其为执政党歌功颂德的初衷非常明显。殊不知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国际上规定了劳改产品不能用于出口，因为劳改产品来自劳动力成本异常低廉的监牢。 该杂志社无意中说出了当时国内有一部分劳改产品用于出口的事实，无异于赤裸裸地、一不小心地揭穿了当局的谎言和真面目。这个祸闯得不小，隐约记得总编辑说到该杂志社被撤销，连累其负责人也受到严重处分。 关键词：刘晓庆 1990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是广东省行政级别最高的出版社，在相对缺乏学术氛围的广东省，该出版社算是最具学术氛围的了。该社一向在出版选题上小心翼翼，之前没听闻该社出版过娱乐炒作类的图书。但刘晓庆前夫陈国军的一本书《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因其可预见的市场反应和行情，让该社破天荒出版了非正统政治性的、娱乐色彩很浓书籍。 在书中，陈国军由于和刘晓庆离婚后心情郁闷，在遣词造句时用了“万恶”来形容1970年代的社会。我校稿时对这词语一晃而过，无丝毫反应，可能缘于我对1970年代的认识和负面评价。但一个老编辑就警觉性很高，他也发现了这个贬义味道很浓的词语；他删除“万恶”之后，还特地和我交谈。提醒我说：“万恶”只能用于形容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即旧中国，用于“新”中国则是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大意） 关键词：台湾 台湾问题是执政当局的痛点和敏感点，国外如果拿台湾问题说事，当局会严正抗议和引起外交困局；即使是国内出版界对台湾问题也特别上心和谨慎，因为自己捏到、触及到身体上的敏感点和痛点，也会有痒得发痛的感觉，以至于手足无措。 先说一下国内新闻出版界在涉及台湾问题时的处理原则：一、所有涉及地图的出版物，都要在地图上仔细检查一下，在大公鸡的胸脯下，宝岛台湾安在否？二、在行文时，要尽量避免使用“大陆”字眼，实在不行，只能酌情使用“祖国大陆”的提法，免得给人两岸分治的感觉。三、有时又避不开法律上的事情，这时就有讲究了，原则是不准使用国际法用语，比如“白皮书”、“引渡＂等，可以变通使用“两岸公证书使用”“遣返”等。四、对于台湾那些和大陆名称相同的文化事业机构，譬如“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馆”，为了以示区别，应该加上引号显示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五、对国民党的机构和人员职务，一般不加引号，但是那些直接使用反动用语的团体，比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联盟”、“反共爱国联盟”什么的，还是必须加上引号。六、“台独”术语见一个引一个，有时会出现满篇都是引号的壮观景象。 大约2006年前后，浙江就有一家出版社因为台湾的地图问题遭到重处。中国大陆出版界的纯利润，一大半来自针对学生的教科书和教辅书，所以绝大部分出版社挤破头也要出版各种东拼西凑、大同小异的教材教辅书籍；这些教材教辅几乎是和民营书商合作，书商负责搜罗编辑，出版社只负责后期编校。如此操作模式，导致有时候书商会粗制滥造，这不就把台湾的图形在中国地图上给忘了。这罪名往大了说可就是在纸上分裂中国，最终被有关部门收回全部已印刷图书，从出版社老总到具体编校人员都被记过处分；地图是错了，不过如此兴师动众也只有把祖国统一看得极为神圣的、光说不练的中国才做得出来。 关键词：阎连科 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实质上就是广东省的文艺出版社，几十年来出了不少文艺作品，著名作家阎连科也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过其代表作《为人民服务》以及《去偷，去抢》；为何这两部小说在市面难见踪迹？因为它们早就被回收入库了。 《去偷，去抢》因标题耸人听闻且让人产生审丑体验而被下架回收。最轰动一时的是《为人民服务》；它描述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贪腐淫乱现象 ——某军队高级干部与下属妻子有染，他在与女人性交高潮时，一定会喊口号“为人民服务”。作家阎连科这样的笔法和笔下情节，在高尚的宣传部门看来，完全是解构和消灭了“为人民服务”的所谓正面意义，而且谁都知道“为人民服务”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标榜的 最高执政理念。 这个祸事极具高度：回收图书、处分相关人员自然不在话下；花城出版社隶属于广东省出版集团，北京中宣部点名要花城出版社做检讨。这下可好：据说某年大年初三左右吧，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头头领着花城出版社的老总飞到北京去中宣部做检讨，大过年的，这样的检讨想起来就憋得慌。 出版审查是中共当局维持其谎言机器的重要一招，在具体的针对所谓犯规事件追加处罚时，连坐和株连制是其一贯手法。只有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度，这样的荒唐故事才会应运而生、层出不穷。